在《水藻行》中，我們一方麵為財喜和秀生妻的樸素而真摯又帶有野氣的性愛感到一種反對封建倫常束縛的快慰，一方麵又對體弱多病的秀生無力擺脫做“開眼烏龜”的窩囊處境寄於深深的同情。在激起銀白的浪花的小河裏，財喜頂風撐船的拚搏和發狠的對蘊草的撕扯，失去自信力的秀生與財喜絕望的爭吵，不能不使我們感到震驚，但是當他們又不得不在痛苦中相互體貼和關心，忍受種種困難而生活在一起時，我們又不能不感到一些欣喜，把希望之光投射到他們身上。
《故鄉》和《水藻行》就是這樣以它們特有的魅力深深地打動我們的心靈，這其間的奧秘何在？首先在於作者對現實生活的真實反映。
追求真實性是現實主義最根本的特點，作為現實主義（當然還不僅僅是現實主義）大師的魯迅和茅盾無論是從廣闊的民族功利主義還是從具體的“為人生而藝術”的功利主義出發，都十分強調要真實地反映現實生活。
魯迅認為：“隻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他對“瞞和騙的文藝”深惡痛絕，指出這是國民劣根性的表現，他大聲疾呼“作家取下假麵，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因此，他的小說總是毫不留情地揭示“上流社會的墮落和下層社會的不幸”，徹底地暴露舊社會的病根，莊嚴地宣判舊世界的滅亡，這種追求真實性的勇氣是以往舊文學達不到的，也是批判現實主義和後來的所謂普羅文學難以企及的。
茅盾早年提倡自然主義是從追求真實出發的，他認為自然主義最大的目的是“真”，左拉的描寫方法“最大的好處是真實與細致”，他堅持“真實的價值不因時代而改變”，“文藝亦以求真為唯一目的”，從而強調徹底暴露現實，如實反映現實，由自然主義的真實逐步過渡到現實主義的真實。因為求真，茅盾的小說才忠實地記錄時代和人生，“描寫社會的各個方麵”，自覺成為中國革命曆史和時代的一麵鏡子。
當然，追求真，不一定能達到真，如何才能達到真呢？
在魯迅小說裏主要是以悲劇的形式來真實地反映現實的。魯迅認為，社會上常常存在著美的有價值的東西的毀滅，把它反映到藝術作品中，在更集中的程度上將這種美的有價值的東西撕毀給人看，便是悲劇的藝術。他給悲劇下的定義是：“悲劇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在他的悲劇觀中，悲劇藝術美的基礎應當是生活真實。在中國人民連最起碼的人格都無法爭到的悲慘年代裏，如果作家無視生活中尖銳的矛盾，不敢把社會醜惡勢力對美的摧殘與毀滅徹底暴露出來，誠實地再現現實，就不能有真正的悲劇美。因此，從美學追求的角度看，魯迅小說最卓越的成就就是創作了一批中國現代社會最真實最深刻的悲劇作品，《故鄉》可以認為是貧苦農民的悲劇代表作之一。
魯迅是按照自己對悲劇的深刻理解來寫悲劇的。他把美學範疇的悲劇與日常生活中的悲慘、悲傷、悲哀嚴格區別開來，不以渲染悲劇主人公的悲慘遭遇為滿足，而總是真實地挖掘悲劇主人公潛藏的“價值”，把他們身上的美，特別是內心世界的美揭示出來，然後令人心酸地表現美好事物的毀滅，並揭示和暴露產生悲劇的根源。在《故鄉》中魯迅寫閏土的悲劇，就是首先盡量揭示閏土之美的。魯迅懷著深沉的人道主義的感情，懷著對兒時摯友的無限懷念，用飽蘸人間辛酸、涼薄卻透出希望之光的筆細膩地描寫了閏土的童年形象，一個健美勇敢的少年英雄。可是二十餘年以後，出現在人們麵前的卻是一個木偶似的人。美好的事物毀滅了，少年英雄被殘酷的現實——“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慘無人道地摧毀了。然而更可悲的是他精神上的麻木和思想上的愚昧，他對兒時摯友迅哥淒涼而疏遠的恭敬，隻是搖頭的沉默的自卑，以及對香爐和燭台的盲目崇拜，是多麼令人心酸啊！魯迅正是在極寫少年閏土之美之後，又寫到這種美的毀滅，才取得了強烈的悲劇效果。因此，《故鄉》的成功，不但在於揭示了人與人的不了解和隔膜，而且在於揭示了美好事物的毀滅，塑造了閏土這個悲劇形象。
《水藻行》的成功，也不但在於表現了人與人的相互同情和友愛，而且展示了美好事物的暫時的升華和潛伏的毀滅，塑造了財喜和秀生這兩個充滿悲劇色彩的人物形象。
茅盾小說以迅速、及時攝取時代風雲來真實地反映現實，它最卓越的成就是從整體上展現了中國革命的曆史畫卷。他並不十分注重悲劇美學的效果，盡管事實上他也塑造了吳蓀甫、老通寶、林老板等充滿悲劇色彩的人物，達到了一定的悲劇美學效果，但這並不能認為是他的自覺追求。對於《水藻行》，茅盾主觀上也並沒有想寫成一個悲劇，但客觀上卻寫成了一個悲劇，為了分析的方便，我們姑且稱它為潛在悲劇。潛在悲劇是未完成的悲劇，是正在繼續發展的悲劇，是已經預示了結果的悲劇。《水藻行》正體現了這一點。
《水藻行》的悲劇，實際上體現了黑格爾悲劇觀的基本思想，即隻有兩種善的鬥爭才是悲劇衝突的基礎。黑格爾認為：悲劇的本質是兩種對立的理想、倫理觀念之間的衝突和調解，悲劇人物就是這些理想和倫理力量的代表者。就這些倫理力量本身來說，都是正確的，都帶有理性或倫理上的普遍性，但它們又是片麵的，它們都堅持自己的片麵要求而否定對方同樣合理的要求，因此它們是有罪過的，一切苦難和不幸都是主人公本身的罪惡造成的結果。因此，這種結果乃是對主人公的片麵性的一種應有的懲罰，主人公因為懲罰而遭到毀滅，而這種毀滅又揚棄了片麵性，於是衝突得到“和解”，永恒正義得到伸張。《水藻行》的悲劇正是以這兩種善的衝突為基礎的，這主要表現在作家“著力刻畫的”“兩個性格、體魄、思想、情感截然不同的農民”財喜和秀生之間的衝突。財喜有著旺盛的精力和巨大的力量，他真誠卻又近乎野性地與秀生妻相愛，因為他確信“那略帶淫腫的失血的麵孔，那幹柴似的胳膊”的秀生與“充溢著青春的活力”的秀生妻是根本不相配的，盡管他認為“秀生的孱弱也不是他自己的過失”，“他對於自己和秀生老婆的關係，有時也極為後悔，然而他很不讚成秀生那樣的見解。在他看來。一個等於病廢的男人的老婆有了外遇，和這女人有沒有良心，完全是兩件事。可不是，秀生老婆除了多和一個男人睡過覺，什麼也沒有變，依然是秀生的老婆，凡是她本分內的事。她都盡力做而且做得很好”。這是財喜的愛情觀和倫理觀，他把男女體格的相稱，肉體的結合理所當然地看做是維係愛情和保持性愛的必要條件，而且也並不以為自己和秀生妻的性愛關係有什麼不正當的地方，他的後悔並不影響他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