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文學家都有自己的美學追求，這種追求如同劇烈的催化劑幫助他們在血與火、靈與肉的搏鬥中產生出優秀的作品來。如果沒有屈原、陶潛、蘇軾、曹雪芹等人執著的美學追求，就沒有燦爛輝煌的中國古代文學。同樣，沒有魯迅、郭沫若、茅盾、鬱達夫、老舍等現代文學的先驅和巨匠的執著美學追求，也決不會有中國現代文學的誕生和繁盛。本文試圖從《故鄉》與《水藻行》的比較研究中，探討魯迅和茅盾的美學追求，雖說是仰視的一瞥，或許能看出些微妙處來。
（一）
為什麼要將《故鄉》和《水藻行》加以比較呢？
《故鄉》是茅盾極力推崇的作品。早在1921年，魯迅尚未得到人們應有的重視時，茅盾就敏銳地發現了魯迅作品異乎尋常的價值。他在《評四五六月的創作》這篇論評中，盛讚《風波》和《故鄉》的現實主義成就。他稱道《風波》“把農民生活的全體做創作的背景，把他們的思想強烈地表現出來”，為本時期同類作品所不及。至於《故鄉》，茅盾則譽為三個月中的最佳作品，認為它描寫了現實社會中觸目驚心的人與人互不了解與隔膜的病態，“造成這不了解的原因是曆史遺傳的階級觀念”。但我認為《故鄉》值得稱道之處還不僅在於此，而在於魯迅以濃鬱的抒情筆調著力刻畫了少年閏土的美好形象，猶如一朵美麗的山花於荒野之中飄溢著芳香，在沉沉黑夜中顯出一線微薄的亮色，給渾濁沉悶的氣氛吹進一股活的新鮮的清風，這種淡遠的風格在魯迅的小說裏實在不可多得。
《水藻行》寫於1936年2月，1937年5月發表於日本《改造》雜誌，是茅盾唯一的一篇先在國外發表的小說。它的發表凝聚著魯迅的心血。當時，魯迅應日本改造社山本實彥先生的請求，為他挑選一些中國現代文學作品在《改造》雜誌上介紹給日本讀者。於是魯迅請茅盾挑一篇舊作或寫一篇新文，由他翻譯，於是茅盾便寫了《水藻行》。後來魯迅因病重，不能親自翻譯，便將原稿寄給譯過《阿Q正傳》的山上正義，請他譯為日文。於是《水藻行》才得以發表。這篇小說仿佛是茅盾漫不經心地從生活中掬取來的一朵浪花，以細致入微的筆觸描寫了秀生、秀生妻和財喜之間兒女情和階級愛的矛盾以及微妙而複雜的性愛關係。這篇作品與茅盾小說整體上理性地濃縮時代風雲、蘊含深廣的生活容量的藝術構思是大相徑庭的，它過去往往為人們所諱言，其實其美學價值並不在茅盾其他小說之下。這篇小說不僅清新、自然、質樸，而且相對其他小說顯出淡遠的風格來。
正因為這兩部作品都具有淡遠的風格，給人或淡或濃的哀愁，與作家總體風格相比，有新的姿質，才將它們加以比較，以忠實地考察作家的美學追求。
（二）
《故鄉》以十分簡練的手法勾勒了近代中國農村破產的情景，心馳神往的美好回憶與殘酷痛苦的現實生活形成鮮明的對照，當年小英雄的閏土在生活的重壓下變成了木偶人，精神上的麻木、思想上的愚昧使他無法跨越那條橫亙在自己和童年夥伴之間的鴻溝，壁壘森嚴的階級觀念造成了現實社會中人和人之間觸目驚心的隔膜。
魯迅在《狂人日記》、《孔乙己》、《藥》、《阿Q正傳》、《祝福》、《長明燈》、《示眾》、《傷逝》等小說中都曾不同程度地表現過這種隔膜。他為什麼要表現這種隔膜？其用意在抨擊和改造國民的劣根性。魯迅從事文藝有一個崇高的發端：療救病弱的在苦難中呻吟的祖國，為改造中國而藝術，為改變國民精神進而變革社會而藝術。他把文藝看做是國民心聲的表現，看做是現實人生的反映，他的作品就是對國民性的落後方麵準確而沉痛的鞭撻。因此，魯迅的小說顯示了他對廣闊的民族功利主義的追求，這種追求使他的作品表現出其他民族任何一個優秀作家、藝術家所沒有的獨特的色彩。1926年，魯迅曾在《馬上支日記》中說：“中國人總不肯研究自己。從小說來看民族性，也就是一個好題目。”可見，魯迅對民族功利主義的追求是自覺的。
如果說魯迅是帶著廣闊的民族功利主義的追求步入文壇的，那麼茅盾是以更鮮明更強烈更具體的“為人生而藝術”的功利主義進入文學領域的。他提出文學要反映人生。關心人民疾苦，同情“被損害者與被侮辱者”的原則，要求新文學“為平民的非為一般特殊階級的人”服務。因此他的小說往往比魯迅小說更近距離地觀照生活，反映現實。不過，《水藻行》卻是一個例外，作家並沒有急急忙忙地在廣闊的背景上描寫尖銳的社會矛盾、反映時代風雲，而是遠距離地描述一個動人的故事，秀生一家可憐的三口子之間因為性愛關係存在著煩惱和難以解決的矛盾，但他們卻都懷有一顆真摯而善良的心，在生活的重壓下相依為命。那種淳樸、深厚的感情是貧苦農民在生活的重壓下相互諒解、相互體貼、真誠友愛的表現。
《水藻行》對人與人的同情和友愛的表現恰恰跟《故鄉》對人與人的不了解和隔膜的表現形成鮮明對照。如果說魯迅是為了鞭撻國民性中的落後因素，那麼茅盾則是為了讚美國民性中的積極因素，茅盾說他“寫這篇小說有一個目的，就是想塑造一個真正的中國農民的形象，他健康，樂觀，正直，善良，勇敢，他熱愛勞動，他蔑視惡勢力，他也不受封建倫常的束縛。他是中國大地上的真正主人”。作者是想告訴外國的讀者們，“中國的農民是這樣的，而不是像賽珍珠在《大地》中所描寫的那個樣子”。顯然，茅盾從具體的“為人生而藝術”的功利主義跨到了廣闊的民族功利主義。正因為如此，《水藻行》和《故鄉》一樣，都有一種淡化時代的傾向，民族文化心理的積澱的揭示，使作品的文化意識增強了，作品有了豐厚的曆史感和鮮明的民族性。魯迅的作品幾乎都具有這種特點，茅盾則不然，《水藻行》是一個嚐試，他曾說：“一個已經發表過若幹作品的作家的困難問題也就是怎樣使自己不至於粘滯在自己所鑄成的既定的模型中；他的苦心不得不是繼續探求著更合於時代節奏的新的表現方法。”《水藻行》正是作家的一次苦心的新的成功的美學探求。
（三）
《故鄉》和《水藻行》以自然清新的手法創造了一種淡遠的情境和氛圍，往往使我們忘乎所以而入乎其中，我們禁不住會為書中主人公難得的歡樂而感到由衷的高興，為他們難以逆轉的可悲命運而時時擔心，為他們幾乎難以救藥的愚昧和麻木感到沉痛和悲哀，也為他們有一點新的覺醒，透出生活的一線希望而驚喜不已。
在《故鄉》中，我們和“我”一起回到了他闊別20餘年的故鄉，在那裏結識了少年英雄閏土。於是，我們回到了童年時代，我們和閏土一起盡情享受了兒時的歡樂。但是這種歡樂很快就在人到中年的閏土麵前煙消雲散。當經過多年貧困生活磨難的閏土顫動著淒涼的嘴唇，對著他兒時的好友恭敬地叫出“老爺”時，我們不僅打了寒噤，而且心如鉛沉，這種沉痛一直到我們隨“我”離開故鄉時還在心頭縈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