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尤三姐、金釧等人的死亡選擇具有一種偉大的人格精神的美和社會倫理意義。有學者說，這種死亡方式對生命和死亡缺乏形上思辨的精神，死亡僅具有社會屬性和倫理屬性，而缺乏主體性和個體性。但從人格尊嚴和道德理性對死亡的超越來看，死亡既使她們完善了自我的道德境界，也證明了自我精神的純潔性，在某種程度上也激發了人們去追求超越於肉體生命的東西。這如同屈原《國殤》中所謂“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淩。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這不正是她們生命意誌和精神力量的生動寫照嗎？這種誌氣和追求或多或少具有死而不朽的精神價值和審美價值。為科學而獻身，為真理而獻身，為真和善而獻身，都是美的；而為自己的情感而獻身，為自己人格精神而獻身，無疑也是美的。娥皇女英的死、劉蘭芝的死、韓憑夫婦的死，都是千古傳唱的名篇佳作。正是這種由死亡所鍛煉出的精神的美和人格的美，使她們成為後人永遠的歌頌對象。但與孔子的“仁”、孟子的“義”所蘊含的社會性和整體性內涵不同，她們的死亡帶有鮮明的個體性和自由性精神。也就是說，紅樓女兒們的生命抉擇，不是來自於外在禮儀和道德理性的束縛，而是對這些禮儀和道德的一種抗爭、一種顛覆，兩者之間既是統一的關係，也是對立的關係。
司棋、金釧、尤二姐和尤三姐等女子自由地選擇了自己的死亡方式，凸顯了她們玉潔冰清的人格品質和精神境界。她們為什麼不約而同地選擇了自殺呢？這應歸因於當時的倫理道德觀念和個體生存的局限性。王夫人在驅逐金釧時，毫不猶豫地稱金釧為“下作小娼婦”。第七十四回，王夫人向晴雯喝道：“去！站在這裏，我看不上這浪樣兒！誰許你這樣花紅柳綠的裝扮！”王夫人不問青紅皂白，將晴雯等人，甚至還包括林黛玉，一概斥之為“妖精似的東西”“小娼婦”等。在那個時代，這種道德評價無疑斷絕了清白女兒們的生路，除非她們能像多姑娘一樣放蕩地生活。王夫人給她們所定的罪名，頓時使她們與她們原來的生活世界相隔離，生活變得遙遠，人格變得低賤，理想隨之破滅，一種放逐感、屈辱感，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孤獨感和幻滅感，充斥了她們的精神世界---她們變成了這個世界上的局外人了！這時候，自殺，唯有自殺才能成為她們為自我辯護的方式和手段。這就像孟德斯鳩所說的那樣：“當社會對於我成了負擔的時候，誰又能阻止我離棄社會呢？上天給我生命，這是一種恩惠，所以，生命已經不成其為恩惠時，我可以將它退還。因既不存，果亦當廢。”金釧等人的死亡選擇無疑是對中國傳統的“身體發膚，受之父母”的禮教觀念的一種抗爭，她們寧願失去自己的生命，也不願含辱忍垢地活在這個世界上，她們的死亡選擇彰顯了她們人格和生命的尊嚴，而給她們以動力、支持她們做出選擇的，正是那種與欲無關的純潔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