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2009年，《文學報》10版紀實專版轉載了你的《紅與藍》，當時你是什麼感覺？
鄭國賢：國內知名度高聲譽也好的《文學報》能夠轉載，當然還是挺高興的。《紅與藍》寫得挺認真的，這次拿了福建省百花獎和福建省文學獎兩個獎項。公安部對福建邊防部隊去海地維和很重視，稿件一出來就派人去我家看，記得當時那個去海地維和的大隊長看完稿件後對我說，我都可以當他們的政委了，寫得很多事情連他這個大隊長都不知道。書本來計劃是要拍電視劇的，但運氣不好，央視那時剛剛推出類似題材的《維和警察》。
欣慰的是，被我寫到書裏的人物，至今還記得我，一位惠安的前不久結婚了，給我發來喜帖；一位忘了哪裏的，孩子滿月還特地寄來紅蛋；還有一位轉業去海關的，每月都給我發好看的信息。
作品隻有關注老百姓才有生命力
記者：你從長篇報告文學《漂泊的家園》一炮打紅後，接著又出版了《朗縣報告》《蘭溪鼓韻》《林蘭英院士》《紅與藍》等多部書，你覺得自己最好的作品是哪一部？
鄭國賢：《漂泊的家園》。原因有兩個，一是很多領導都來找我要這本書，二是兩所大學研究地域文化和地域經濟的研究生也找上門來要這本書。現在家裏就隻剩下兩本了。我曾經查了一下網絡，網上舊書店裏有賣我的另外幾本書，唯獨不見《漂泊的家園》，隻有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網站上還有一個封麵掛在那裏。
西方哲學家黑格爾說：“一個民族有一些關注天空的人，他們才有希望。”作家更應如此，作家不關心人民，人民就不理睬作家，隻有關心老百姓這個“天空”了，作品才有生命力，讀者才會真正喜歡，去買你的書。我的作品《漂泊的家園》就是真正關心老百姓的書。寫它的時候，我才30多歲，精力旺盛，每周在《湄洲日報》專欄上發表兩篇，大約四千字，一連寫了一年零兩個月才完成這本書：1999年在北京召開作品研討會時，首都文學界有50多名專家出席，加上各大媒體記者總共有100多人到場。大家對這部歌頌改革開放的作品給予了充分肯定。會議認為：這是一部富有時代氣息的農民漂泊史、創業史，作品緊扣時代脈搏，從一個獨特的角度回答了半個世紀的難題--農民與貧困，頌揚了當代農民走向富裕之路的不平凡的業績。
其實，我的另一部長篇報告文學《林蘭英院士》發行量最大，有2萬冊左右，進了多個權威排行榜。但我還是喜歡這部《漂泊的家園》，收錄書中的22名主人公，現在資產超億元的富翁最少5～6人，幾十億元的都有。
記者：從一名新聞戰線上的知名編輯記者轉變成市文聯專職副主席，除了工資和行政級別的提升外，這幾年你最大的收獲是什麼？
鄭國賢：（笑）級別上升了，但工資卻降了100元。幾任領導都對我的工作很支持，叫我少做工作，多創作。因此，我才有大量的時間寫作。至於最大的收獲，應該是認識和接觸了大量文藝界的專家學者。這些年我全國各地跑，全國三分之二的省市都跑遍了。走萬裏路，不單是為了路途上的風景，而是路上遇見的各種人，各種人對自身境界和見識的提升起作用是難以估量的。一個作家做到“胸襟寬廣，視野廣闊”了，“胸有成竹（人）”了，才能寫出上檔次、上水平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