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岡山和廣島之間有個叫尾道的小城鎮。我和父母親來到這個沿海小鎮，本來隻想歇一下腳，結果一住就是七年。在那裏，我上了鎮上唯一的一所市立女校。女校裏有一個不大的圖書館，館裏陳列著《奧之細道》、《八犬傳》以及吉屋信子女士的《閣樓上的兩處女》等作品。學校的每間教室和宿舍裏都有一個可以眺望到優美風景的窗戶，唯獨圖書館很陰暗，還存放著啞鈴、鐵圈等運動器具。所以，圖書館裏總是冷冷清清。我在這裏讀了傑克·倫敦的《白牙》(White Fang)和鈴木三重吉的《瓦》等。一個平平常常的女孩兒，平平常常地把這些作品看了一遍，這就是我當時平凡的日常生活。父母整天走街串巷賣雜貨，有時候還住在外麵。我不願一個人孤零零待在家裏，所以，從入學到畢業的四年時間裏，我幾乎都是在那個陰暗的圖書館裏度過的。我是一個毫不引人注目的學生，也沒有任何好朋友。我笨拙執拗，沒有刻意交朋友也是極其自然的。二年級的時候，我在音樂教室第一次聽到了《茶花女》中的歌曲，新來的音樂老師龜井花子給我們放了一段唱片。“啊，朋友們，美酒能使我們陶醉……”我雖然不懂音樂，但那麼優美的歌詞，讓我熱血沸騰。上高年級以後，我開始讀“維特叢書”新潮社出版的一套外國文學作品翻譯叢書。。《曼儂·列斯科》(Manon Lescaut)、《保羅和維爾貞妮》(Paul et Virginie)、《卡門》、《少年維特的煩惱》等等，我沉醉在那套小巧的橙紅色書本裏。
我們的任課教師裏有位森要人老師，五十多歲，一到下雨天，他就給我們朗誦詩。其中有萊蒙托夫這樣的詩句：
宛若獵人手中的長矛
小舟化作綠色
飛馳在海麵上還有海涅、艾興多爾夫(Eichendorff)、諾瓦利斯(Novalis)、卡爾·布塞(Carl Busse)等詩人的詩。雖然我已經忘記這些外國詩人都寫了些什麼詩，但是老師的朗誦讓我內心感到溫暖。其他學生都拿著筆記本記，隻有我一個人閉著眼睛，聽得入迷。比昂森的詩和普希金的《夜鶯與玫瑰》這首詩的名字由於語言優美，我還記得。自然而然地，我喜歡上了詩。大概當時自以為可以盡情表達喜怒哀樂的詩好寫，那時候我就開始寫一些不著調的風景詩自娛。
大正十一年(1922)女校生活結束以後，我和社會上的普通女孩兒一樣，漫無目的地隻身來到東京。火車噴出的煤煙使我患上了眼疾，半年沒有好。生活的不如意，加上沒有人生目標帶來的焦躁使我困惑不堪。半年後，父母也離開尾道，來到了東京。到了東京後，我連一本雜誌都沒看過，也不想看。大正十一年秋天，我終於找到了工作，在位於赤阪的小學新報社寫封帶，日工資七角錢。我在東中野的川添租了一個粗點店的二樓，和父母一起生活。那個點心店四周都是農田。從那個時期開始，我過上了一種與“文學自傳”毫不沾邊的工作，整日為生活奔波勞作。因為報社工資太低，我轉到證券行當辦事員。日本橋一帶有個千代田橋，在白木屋旁邊，處於繁華地段。橋旁邊有個名叫日立商會的證券行，我就在那兒工作，月工資三十元。但是，好景不長，隻幹了三四個月就被炒了魷魚。最終，我和父母在神樂阪、道玄阪一帶擺起了賣雜貨的夜攤兒。開始我還抹不開麵子，後來漸漸習慣了，我就和父母分開，自己擺了個夜攤兒。在寒冷的夜晚，我抱著暖暖的手爐，著迷地讀著舊書。我讀書屬於亂讀，沒有章法。但不知道為什麼，加能作次郎寫的《下霰的日子》卻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即使現在我也認為加能作次郎先生是位好作家，特別是我讀到他曾經在肥牛餐飲店裏當過看鞋的，就更加感動。那時，我很喜歡新潮社出版的《文章俱樂部》雜誌。室生犀星先生有喜好晨浴的習慣，我也是從在舊書店買來的《文章俱樂部》裏知道的。我記得那本雜誌上有一張室生先生肩上搭著浴巾、滿臉怒氣的照片。我非常喜歡室生先生的詩。大正十二年(1923)遇上地震，我和父母離開東京，暫到四國地區避難。我的生活暗淡，總之是個沒有目標、沒有熱情的女孩子。我們一家居無定所，從這個客棧輾轉到那個客棧。母親經常數落我，說我是多餘貨。大正十三年(1924)春天，我又一個人回到了東京。我在賽璐珞工廠當過女工，在毛線店賣過毛線，還在某區公所前麵替人代寫文書的地方幹過幾天。經人介紹我認識了鬆井須磨子他們劇團的田邊若男先生。認識沒多久，我就和田邊先生結婚了。雖然我們隻有兩三個月的同居生活，但是在短暫的婚姻生活中，經田邊先生介紹，我認識了不少詩人。萩原恭次郎先生、壺井繁治先生、岡本潤先生、高橋新吉先生、友穀靜榮女士等，都是在那個時候認識的。他們充滿朝氣，寫著無政府主義的詩。那年夏天，田邊先生和我分手，我和友穀靜榮編輯出版了一本名為《二人》的同人詩刊。因為現在手頭沒有資料，當時雜誌都刊登了一些什麼詩，我已經記憶模糊，但我清楚地記得，辻潤先生曾給我們寫過對佛祖大加讚美的詩。本鄉的肴町有個叫南天堂的書店，二樓是個法國餐廳，當時每天晚上都有一些文人聚集到那裏。我就是在那裏認識辻潤先生、宮島資夫先生、片岡鐵兵先生等人。和田邊分手後，我一個人又無法生活下去了，就在神田的咖啡館找了一份工。那個咖啡館裏的樂器不是鋼琴而是大正琴，可想而知收入並不高。《二人》也因為資金短缺，隻辦了五期就停刊了。友穀靜榮是個很有才華的人，當時還為新感覺派的雜誌《文學時代》應當是《文藝時代》，可能是作者的筆誤。 做一些輔助性的編輯工作。我則寫過一些童話，這些作品隻是為了樂趣而寫的，根本沒有市場。
那段歲月對我來說是最苦的。一天，我去拜訪住在菊富士飯店的宇野浩二先生，向他請教。宇野先生在被窩裏對拘謹地坐在那裏的我說：“你就像說話那樣寫就行。”這是我唯一一次拜訪宇野先生。不久我和野村吉哉先生結為連理。野村很早就在詩壇嶄露頭角，年僅二十就在《中央公論》上發表了論文。同期，我收到了草野心平先生從上海寄來的薄薄的同人雜誌。那時候我們住在世田穀的時候，尚未成名的平林泰子披著紅披肩來我們家作客。為了“不輸給”我，當時泰子沒少努力。我和野村先生一起生活了兩年左右後分手了。我又回到咖啡館當女招待，晚上就住在店裏。後來，我厭惡了咖啡館的工作，便搬到同樣回歸獨身生活的泰子租住的房子裏，和她擠在那個煙酒店的二樓，共同生活了一段時間。那時候，我加入了一個名叫“無產婦女同盟”的團體，但是對這個團體我卻無所適從。我在寫童話的同時，開始從創刊號就給《文藝戰線》寫詩，我的童話也偶爾有了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