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裏，大橋的家人和陳主任不停地往鎮上跑。先是一天一次，後來是兩、三天跑一次，最後是一個星期去一次。隨著跑鎮裏的時間間隔的增長，大家對大橋被放回來的希望卻越來越小。大橋爸眉頭間的皺紋似乎一下增了不少。大橋媽白天忙進忙出，看起來很堅強，一到晚上就偷偷哭，每天早上起來，兩隻眼睛總是紅紅的、腫腫的。
那天大橋的大姐來看她媽，見她媽眼睛紅腫紅腫的，知道她為大橋的事哭了不少，就勸道：“媽，您已經這麼大年紀了，要注意身體。大橋的事您就少想一些。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有事他躲也躲不過，無事他找也找不來。”大橋媽一聽這話，更加傷心了，竟提高嗓子哭了起來。她邊哭邊說，確切地講，更像是在邊哭邊唱：
“我的苦命的兒啊，
你前生作了什麼孽呀，
今生得到這麼多報應。
老天爺讓你傻還不夠，
還要讓你去坐牢。
兒啊，媽心疼喲！
不知道牢房裏的人對你怎樣？
他們會不會打你，罵你？
兒啊，你平時在家連衣服都不會洗，
在那裏怎能照顧自己？
我可憐的傻兒子呀，
媽媽真想去替你坐牢。
……”
大橋媽的一陣哭唱，觸動了大橋爸和大橋大姐，他們再也抑製不住自己的感情，全家人都放開喉嚨哭成一團。村裏來了不少人安慰他們，勸他們心放寬一些，不要哭壞了眼睛，哭傷了身體。然而，這些來勸他們的村民，不僅沒有勸住大橋媽，反而被大橋媽感染了，也一個個跟著“嗚嗚”地哭了起來。
按理說，我應該恨大橋爸媽，是他們把我買來做兒媳的，是他們剝奪了我的人身自由。然而，不知為什麼，在這一刻，我竟對他們沒有了恨意，反而同情他們起來，跟他們一起傷心，一起流淚，一樣恨童銳，恨那些執法犯法的人。在大橋媽哭他兒子“在那裏怎能照顧自己”時，我忽然想到一個問題：大橋不是弱智嗎？他應該不承擔任何民事責任，派出所把他關起來應該是違法的，可以向派出所提出申訴，或向上級機關反映。鑒於我的處境，我當時沒有跟他們說這些。
當天晚上，大橋大姐留了下來，跟我睡一起。我把大橋是弱智，可能不負刑事責任的想法告訴了大橋大姐，叫她到派出所去申訴。大橋大姐立即起床，與她爸媽商量，直至深夜才睡。第二天天還未亮，大橋大姐與大橋爸就往鎮上趕。
然而，他們是抱著希望去，帶著失望回。派出所的民警告訴他們，大橋並非是個地地道道的傻子，他生活能自理，有一定的判斷力，說話正常，更為重要的是，他犯的是人命案，不可能不負刑事責任。我說，這一定是童銳在中間搞鬼。大橋不能想正常人一樣生活，一樣思維，他的智力不及八歲孩子，再說，他是自衛，是誤殺，按理完全可以不負刑事責任。你們可以找縣殘聯或縣司法局反映，如果不行再向縣政府、省政府反映，肯定有人會管這事的。大橋大姐說，恐怕沒有用，有童銳從中作梗，誰願意為大橋說話呢？大橋爸說，我就不信，政府的官員都是黑心腸，總會有人幫老百姓說話的。大橋爸完全接受了我的意見，接著就到縣殘聯和縣司法局進行了反映。
從縣裏回來，大橋爸臉色好多了，一進屋就抓起桌子上的搪瓷水壺，咕嚕咕嚕地喝水，接著又說肚子餓了，吩咐大橋媽快點弄飯吃。我很想知道縣殘聯和司法局給了大橋爸什麼說法，但是大橋媽沒問大橋爸什麼，就忙著做飯去了，我也不便問，隻好悶著。最後還是大橋爸憋不住，自個跑到廚房門口，向大橋媽講述了跑縣殘聯和司法局的情況。
大橋爸從鎮上叫上大橋二姐一起去的縣城。他們先到縣司法局，一個年輕的女幹部接待了他們。她在做了筆錄，讓大橋二姐留下地址和姓名後，對大橋爸和大橋二姐說，她馬上向領導彙報，派人去調查核實。在縣殘聯，他們碰到了一個中年男子，看起來像個當官的。那人非常熱情地接待了他們，仔細地問了事情的經過後，就義憤填膺地罵童銳無法無天，他說他不信邪，要將這事過問到底。大橋爸說完，便回到堂屋坐下，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就在大橋爸媽焦急而又滿懷希望地等待著縣殘聯和司法局的消息的時候，我突然病了，口裏苦苦的，流酸水，不想吃東西。大橋媽不敢怠慢，趕緊領我到劉家寨劉醫生那裏看病。在劉醫生給我量血壓時，我向他打聽秀秀的有關情況：“請問，您村裏有一位叫秀秀的媳婦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