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來沒有機會和父親討論世界觀的問題，但是，當這篇記憶文學漸進尾聲的時候，我認為有必要提及這一問題了。這些年來，我一直把父親當做一個課題去研究，因此，為父親找到他一生追求的信仰，應該是一個難以回避的問題。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偶然一次機會，我從唐子儀二叔的長子唐桂喜處，借來一本由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再版的蘇聯哲學家羅森塔爾與尤金編著的《簡明哲學辭典》。唐桂喜是當地的一位小學教員：“送給你吧，我看不懂。”我如獲至寶，並一直珍藏至今。
父親是一位堅定的社會主義者，這是我當年閱讀這部哲學辭典時就得出的結論。因為，從他青年時代所致力的鄉村建設事業及鄉村教育工作中，不難看出他對剝削製度的厭惡，對生產資料公有製的擁護，他尤其提倡勞動者的合作和社會各階層的互助，主張實現“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分配原則。當然，在沒有接受共產黨的理論教育之前，父親的信仰中也包含了許多空想社會主義的成分。但實踐讓他認識到了，空想社會主義在中國是沒有出路的，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一九九二年深秋，我有機會隨大連市新聞采訪團，對北方鄰居俄羅斯進行了為期二十四天的工作訪問，這是一次典型的俄羅斯之旅。在迷蒙秋雨與茫茫初雪的伴隨下，我們訪問了俄羅斯濱海邊疆區的首府符拉迪沃斯托克，訪問了莫斯科和聖彼得堡。
初冬時節的莫斯科，讓人感到格外肅穆與莊嚴，當最後一場秋雨終於停歇下來的時候，遍地金黃的落葉再一次提醒人們，又一個嚴冬即將到來。這是一天中最寒冷的時刻，天剛破曉，攝製組便來到了正在結冰的紅場。
斯巴斯克塔樓上的紅星，依然閃爍著寶石般的光芒，而克裏姆林宮頂那飄揚了七十四年的鐮刀斧頭的紅旗，已於一年前換成了俄羅斯傳統的三色旗。在紅場一側的古姆商場的後麵，無數年齡不同的俄羅斯男女，默默地站在不寬的街道兩側，他們的手裏或拎著一件裘皮大衣、一架高倍望遠鏡，腳下或放著一隻銀茶炊、一個麋鹿角，向來自世界各國的遊客兜售。小街上出奇的安靜，所有賣東西的俄國人都低垂著目光，不論是滿頭銀發的老人，還是目光憂鬱的中年婦女，甚至那些將頭發染成藍色的年輕人。
俄羅斯是一個崇尚自尊、品節高貴的民族，遼闊的國土和高緯度的嚴寒，造就了他們英雄主義與悲劇情結融為一體的民族性格。而正是這個民族的無產者，在二十世紀初葉，完成了一次全部政權歸屬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的無產階級的偉大壯舉，一個強大的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共和國，曾讓全世界被壓迫被奴役的人們為之驕傲。社會主義的蘇聯，曾給了人們崇高理想的空間，同時煥發了為追求這一理想而湧動的忘我的勞動熱情。
然而，曆史是無情的。在經曆了巨大的社會變革之後，俄羅斯終於又回到了俄羅斯的位置上，像普希金筆下《漁夫和金魚的故事》。
在結束了紅場的拍攝之後，我瞻仰了列寧墓。隨著來自世界各國憑吊者的長長的隊伍，在暗紅色花崗岩的靈柩深處，全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締造者、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者列寧，像一具蠟像一樣，靜靜地安臥在水晶棺裏……
我屏住呼吸，想到這位先哲七十年前的那句忠告：“我們完全是自覺地、堅定地和一往無前地向著社會主義邁進。我們知道，社會主義革命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之間並沒有隔著一道萬裏長城，我們知道，隻有鬥爭才能決定我們最終能夠前進多遠，能夠完成無限崇高任務中的哪一部分，鞏固我們勝利中的哪一部分。”
一九九八年二月下旬，我率大連電視台新聞采訪組對大洋彼岸的美國，進行了為期四十天的電視采訪。站在紐約世貿中心一百一十層頂樓的觀景平台上放眼望去，曼哈頓鱗次櫛比的摩天大樓、華爾街、第五大道及時報廣場、東河對岸的哈萊姆黑人區、哈德遜河西岸的莊園與別墅、紐約灣的自由女神像盡收眼底。
訪美期間，正值聯合國對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機臨界一觸即發的關鍵時刻。在白宮門前，一位接受采訪的女高中生對我們說：“我們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我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誰也限製不了我們。”而一位在白宮外負責執勤的美國大兵卻說：“沒有人願意去那裏打仗，包括我在內。”
美國是一個充分民主並彰顯個性的國家，訪美期間，正值美國的地方選舉。在休斯敦街頭，我們看見兩個十多歲的小男孩，手裏擎著一塊印刷精美的宣傳牌站在路邊，那宣傳牌上寫著：“選我們的父親吧，他是個能幹的卡車司機，他的名字叫文森特·麥克納恩。”
在華盛頓阿靈頓國家公墓，我們見到三個年輕人，正在細雨中憑吊第一次海灣戰爭中陣亡的父親。儀仗兵小心地邁著貓步，生怕驚動地下的亡靈。當號手吹響熄燈號的時候，三個年輕人的眼睛裏都飽含著淚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