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簡易房蝸居的日子裏，我和淑玲一直過得很艱苦。簡易房裏沒有上下水和衛生間，全部生活空間在一個巨大的工業垃圾場上。在醫院裏，淑玲是一位很受大家尊敬的白衣天使，但一牆之隔回到家裏，她就必須立刻抖擻精神，在蜂窩煤、劈柴、煤油爐、酸菜缸、髒衣服、肥皂水、漫天的風沙、遍地的泥濘、對門兒老太豢養的雞群及無處擺放的鍋碗瓢盆間博弈。幾乎所有的家務勞動，她都當仁不讓地獨攬在身，因為她始終認為，這一切都是她應盡的責任與家庭主婦的本分。
八十年代，我們的收入很微薄，那時淑玲的工資略高於我，兩個人一個月的收入不足百元。記得一年初夏，西瓜上市了，一天下班後，淑玲買回來一牙兒西瓜。她給兒子洗了手和臉，換了幹淨衣服之後，將那一牙兒西瓜遞給了小呢喃，簡易房裏頓時安靜下來，空氣裏飄散著一股襲人的清香。
“甜不？”淑玲問兒子。
“……”兒子興奮在饕餮之中，顧不上回答。
“媽媽問你話呢！”我提醒兒子。
“甜……”兒子的臉上沾著好幾粒西瓜籽。
終於，那牙兒西瓜被兒子吃光了，那船兒一樣的西瓜皮被兒子輕輕放在了盤子裏。望著瓜皮上殘留的紅色，淑玲說：“你啃了吧。”
我說：“你啃了吧。”兩人爭執了半天，最終還是我啃了，啃得瓜皮像紙一樣薄。
一九九〇年，大連電視台在解放廣場附近給我分了一套五十六平方米的新房，我安裝了一部電話，換了一台金鳳牌彩色電視機，還買了一台將軍牌電冰箱，一台三菱空調機，買了一套羅馬尼亞進口家具。這是回城十一年來，第一次住進樓房，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廚房和衛生間。那一年我四十五歲，淑玲三十九歲，兒子唐天石上小學三年級。
一九九一年仲秋時節，一直住在唐宛家的母親已明顯衰弱了。因長年的高血壓和心髒病，她每天都必須服用大量的藥物，這位虔誠的基督徒的生命已漸近尾聲。盡管如此，在秋日陽光的照耀下，母親照例每天坐在鋼琴旁，一邊彈琴一邊唱她童年在燕郊時，美國傳教士包姑娘教她的那首歌：
好大的西北風啊，吹到一個村莊裏。
看見人家的窗戶，一個個都關上了。
大的大，小的小，圍著火爐講故事，
推開門來走進去，它說我也講一個。
從性格上說，母親應該是一個懦弱的人，但由於她一生堅守自己的信仰，才能在硝煙彌漫的戰火中，在十年浩劫的災難中，以超乎常人的隱忍和堅韌，嗬護著一家老小破碎的心靈。
在唐莊最困難的日子裏，我曾懷疑過她的信仰。
“您不是常說，上帝是萬能的嗎？可為什麼上帝不睜開眼睛，替天下這些受苦受難的人伸張正義呢？”
母親卻平靜地說：“上帝不會去製止罪惡，因為上帝遲早要懲罰罪惡。”話語中充滿哲理和審判者的尊嚴。
自從重新回到城市後，母親每天睡覺前，都要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來祈禱。她在為她的孩子們祈禱，她在為中國的未來祈禱。
十月十四日深夜，母親在平靜中睡去了。在最後的日子裏，母親曾擔心地問過我：“我和你姥姥姥爺，已經快七十年沒見麵了，不知在天堂的路上，我還能不能找到他們。”
我想，母親一定會找到姥姥姥爺的。在天堂的入口處，姥姥和姥爺正站在雲端，盼著見到他們最值得驕傲的二女兒，他們最值得心疼的二女兒，他們的上帝的女兒。
一九九七年元旦的那天晚上，北京降下了小雪。一位九十七歲高齡的養老金領取者，在看完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之後，躺在沙發上繼續饒有興致地收看著一部大型文獻紀錄片。
“那邊走過來的人是誰呀？”老人指著電視熒屏眯著眼睛問身旁一位護理人員。
“那是您啊。”護理人員大聲地說：“您看清楚了嗎？”
因為聽力差，那位護理人員便貼著老人的耳朵，按照電視裏的解說詞，一句一句地大聲重複著。在這部紀錄片裏，人們稱他是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是“一國兩製”理論的創始人，是廢除領導幹部終身製的踐行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創立者。
元宵節的前兩天，老人與世長辭了。
幾天之後的一個清晨，當一輛飾有黃黑兩色綢帶的白色靈車駛上長安街時，在十裏長街送行的人群當中，一群年輕人眼含熱淚地擎起一個條幅：“再道一聲——小平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