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當一架草綠色的軍用直升機，在三堆篝火的引導下，轟然降落在村東收獲過的稻田裏的時候，聞風趕來的方圓幾十裏地的鄉親們，無不歡呼雀躍，聲震雲霄。
然而，噩夢卻偏偏從這一時刻開始了。
吉林省某農場預先訂下的一萬隻鴨的合同，幾次去電不見回複。在同一時間裏，幾乎所有訂鴨的人都悄悄撕毀了合同，一直與楊智玉合作的夥伴，也將所有的債務都推到楊智玉身上一走了之。此刻，楊智玉才知道，在高速發展的信息時代，很多買主都已甩開自己，自謀種鴨了。況且迪鴨因終端市場不大，導致更大的矛盾隨之暴露無遺。楊智玉沒有學過經濟學，他不清楚壟斷是如何形成的，更不懂得壟斷是如何被打破的。在連買飼料都拿不出錢的困窘下，楊智玉不得不揮淚大甩賣了。此刻，人間冷暖瞬間變化，債主盈門，朋友反目，銀行貸款全部凍結，讓楊智玉徹底絕望了。
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六日，這個為擺脫貧困，勇於在市場經濟的驚濤駭浪裏奮力搏擊的東北漢子，在給兒子剃完頭後，懷揣著縣人大代表的證書，在清源火車站，迎著一列呼嘯而來的火車，結束了自己三十四歲的年輕生命。噩耗傳來，住在蛤蟆塘的一位老人，連夜趕到二道溝村，一進楊智玉家的院子，老人就拍著大腿痛心疾首地哭著說：“瞎了！瞎了！這個莊稼院的好後生！”
二道溝村應該是一個發展多種經營的好地方，這裏丘陵起伏，水源豐沛，空氣純淨，森林覆蓋麵積很大。無論是種植還是養殖，都應該是一個理想的好地方。隻養鴨卻很難成規模，原因很簡單：東北人更願意吃雞。
在這個悲壯的故事中，楊智玉沒有錯，鄉親們也沒有錯，媒體的記者沒有錯，一直支持他的縣裏有關方麵的負責人也沒有錯。錯就錯在中國農民還沒有在市場經濟的海洋裏學會戲水；錯就錯在我們忽略了改革開放過程的凶險與化解凶險的冷靜與理性。
孫建業聽我彙報了楊智玉的故事後，頗有感慨：“這個題材，電視劇創作不了，但從前到後，倒是一部難得的紀錄片的題材。”
八十年代中葉，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逐漸感受到了社會各個層麵的巨大變革。這些變革當中，有那麼多不適應的成分，更有些變革，直接傷害了個人的信仰。
張藝謀導演的電影《紅高粱》，在市電影發行公司小劇院首映時，就發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那是一次範圍不大的看片會（當時還沒有首映式），出席看片會的，除全市影視界、文化界和新聞界的朋友外，還有部分有關部門的老領導。
隨著一聲高亢的嗩呐奏鳴，影片以其獨特的魅力將人們帶到了中華民族的苦難歲月，小劇場裏一片肅然。
但意料之外的事情還是發生了，當日本兵逼著一個中國人將抗日分子活剝人皮的時候，從劇場前排終於爆發出一聲怒吼：“這是幹什麼？”在放映機的強光下，一位德高望重的市宣傳工作的老領導，怒不可遏地站起身來：“這是長敵人的誌氣，滅中國人的威風，這是賣國的行為！大毒草！”
在場所有的人，都被老領導這義正辭嚴的斥責給鎮住了，但——“閉嘴吧！”黑暗中緊跟著傳來另一種不同的聲音，聲音洪亮，且毫不隱晦。
“不願意看，你出去！”
“出去！”
“出去！”……
在放映機強光照射下，老人倔強地站了片刻，便拄著拐杖，弓著身子離開了會場。“對不起，打攪大家了。”這是一位很有素養的老一代黨的宣傳工作者，望著他的背影，我久久陷入沉思。
當然，《紅高粱》隻是一部電影，那位老領導也隻不過是因為一部電影看得不舒服而生氣了，而改革開放真正向更深層次發展的時候，你會發現許多讓人不舒服的事情，正在身邊發生。
還是在文學院的時候，有一次，遼寧省作家協會組織我們參觀了一家中美合資的工廠，即蜚聲一時的生產犀牛牌刀片的吉利工廠。
這裏所說的刀片，就是男人日常生活必備的刮臉刀。
在車間的流水線旁，該廠的廠長，一個操著上海口音的中年人，口若懸河地向我們講述著他們的產品，他說犀牛牌刀片的核心技術在於一種新的塗塑工藝，這種工藝不僅可以大大延長刀片的壽命，更讓使用者在刮胡子時感到十分愜意。一句話，犀牛牌刀片是對傳統刀片的一個挑戰，任何一種刀片，在它麵前都會從市場敗下陣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