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禁問廠長：“如果事實正像你說的這樣，國內那麼多品牌的刀片廠，在犀牛的衝擊下，豈不都難以存活了？”
“當然，這是毫無疑問的。”廠長將胸一挺。
“那將會有多少人因此丟了飯碗？”我繼續問他。
“我們不能保護落後。懂嗎？你不進步，你就要被淘汰，懂嗎？”他用食指指著我，樣子像一隻好鬥的公雞。
我心裏感到很不舒服。
一晃二十五年過去了，當年廠長說的那句話，如今還時常讓我記起。而且，二十五年改革開放的艱苦曆程，早已印證了廠長的那句話，聽起來雖然不舒服，但卻是一句真理。
一九八七年，從入冬開始，孫建業就給我們三個劇本編輯布置了任務。大連電視台決定要拍一部長篇電視劇。因為隨著電視事業的發展，單本劇無論從內容還是影響上，都很難再把作品與收視率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搞一個長篇，最好是現實題材的作品。”孫建業說：“從目前的趨勢來看，單本劇已經過時了。”
於是，我走進新華書店，在長篇小說的櫃台前，一連三個下午，讀起小說來。
由於是常客，新華書店的售貨員都認識我，他們甚至讓我自己走到書架前選書。那時候的書店，讀者和書籍之間是有一道櫃台的。
三個下午結束後，我買了包括魯彥州的《古塔上的風鈴》，馬識途的《京華夜譚》等四部長篇小說，其中就包括韓誌君的《命運四重奏》。
春節即將到了，貓在簡易房的蜂窩煤爐前，讀完了第三個長篇。說實在話，三部作品都不適合拍電視劇，起碼大連電視台一個階段之內都無法接觸這樣的作品。我拿起了貴州出版社出版的那本《命運四重奏》。我之所以買這本書，隻是因為這是一部反映農村現實題材的作品。我從心裏還是希望用我們的努力，塑造幾個農民的形象，因為幾年前我自己曾經是個農民。
太陽偏西的時候小說讀完了，我鎖上家門，一口氣跑到離家最近的一個郵電局，開始給長影廠的導演賀米生打長途。去年我們與賀導合作拍攝的七集電視劇《遠方有綠燈》，被觀眾認定是一部令人蕩氣回腸的電視作品。之所以給賀導打電話，是因為作者在小說結尾處留下了“寫於長影小白樓”的文字。我去過長影小白樓，那是長影廠接待各地編導人員的招待所。
在電話裏，賀米生不但確認作者韓誌君即長影廠的專業編劇，同時告訴我，韓誌君已請假去了天津。春節馬上就到了，韓誌君每年要去天津探望嶽父，賀米生和韓誌君很熟悉。
從郵局出來，我一口氣跑上綠山，我把《命運四重奏》交給孫建業：“一宿看完，明天上班後再說。”
第二天，在上山的班車上，孫建業就按捺不住心裏的興奮：“幹吧，老唐，一定要把這個作品抓到手。今年咱們的電視劇就看這部了。”
農曆正月初九，我和電視劇部主任及導演陳雨田便奔赴長春了。在長影小白樓，我們見到了小說作者韓誌君。
“真沒想到。”韓誌君握著我的手：“這書在新華書店的書架上已經放了兩年，今天竟然被大連台發現了。”但情況卻發生了變化。“真不巧，你們還是晚了一步，春節期間，北影廠的一位朋友找到我，我已經答應給北影了。”
我一聽就急了：“誌君，賀米生導演可以作證，我節前就找你了。無論如何也要有個先來後到吧。”我開始展開外交攻略：“再說了，就目前來看，這部小說的體量，應該是一部十二集的電視連續劇。而一部電影，是斷然不能全篇展現的。”我進而向他交代了大連台的優厚條件：“十二集，稿費六千元，怎麼樣？這絕不比北影廠一部電影少。”
韓誌君笑了：“不是錢的問題，這樣吧，你們等一下，我找個電話和北影廠的朋友商量一下。”說罷，他便出去了。
“你也真敢做主。”電視劇部主任有點埋怨我：“稿費六千元，台裏能批嗎？”
“先把本子拿下來再說，稿費的問題，我找孫台長談。”我討厭這種患得患失的態度。
不一會兒，韓誌君回來了。“妥了。”他顯得很高興：“北影放棄了。”我高興得將桌子一拍：“妥了，什麼時候交稿？”我問。“我手裏還有一部電影沒寫完。”韓誌君算了算時間，“五月底交稿，怎麼樣？”
“妥！”大家都很高興。
不過，在整個談話中，我發現韓誌君始終回避與陳雨田導演交流。中午吃飯的時候，韓誌君偷著對我埋怨說：“你們也是，本子還沒定下來呢，導演就先來了，我希望這電視劇由我們廠的導演導。長影有很多長於拍攝農村題材的好導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