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二月下旬，我率大連電視台《訪美雜談》攝製組訪問了美國。四十天的采訪工作即將結束的時候，在舊金山唐人街，忽然聽見從街邊一間商鋪裏，傳來熟悉的歌聲。
星星還是那個星星呦，月亮那個還是那個月亮，
山也還是那座山呦，梁也還是那道梁……
我停下腳步，看著眼前的各國遊客，看著一家家華人商鋪裏那琳琅滿目散發著濃鬱東方色彩的工藝品和土特產時，心裏充滿了自豪感。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葉的大連電視台電視劇部，是由一群忠誠於電視劇創作事業的年輕人所組成的。三個責任編輯，除我以外，李隆恩和高滿堂早我一年進台。李隆恩長我兩歲，北京人，其弟，即北京人藝著名的劇作家李隆雲先生。高滿堂，小我九歲。一年前，還是一位年輕氣盛的中學語文教員。調進電視台後，當年就寫了一部單本劇《荒島琴聲》，播出後反響還不錯。青年導演石學海，是一位鐵道兵轉業的文藝幹部。導演陳雨田“文化大革命”前就是一位長影演員劇團的演員，後調旅大市話劇團。陳導年齡稍大些，是一位外柔內剛的六十年代的電影工作者。製片主任陳克則是一位社會交際廣泛、工作能力極強的美術工作者。對運動鏡頭和光影幾近癡迷的攝像師李汝健，多年之後，成了中國電視紀錄片創作的佼佼者。而三十年筆耕不輟的高滿堂更以《大工匠》、《闖關東》、《家有九鳳》、《北風那個吹》、《我的娜塔莎》等優秀作品，成為當今國內電視劇創作的一麵旗幟。
負責電視劇生產的副台長孫建業是一位恢複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他才華橫溢，文藝基礎紮實，雖是一位台級領導，卻每日必到電視劇部與我們一起侃大山談創作，沒有半點領導架子。
“之所以先後調進三位責任編輯，就是力爭從劇本抓起。因為這一行裏有句名言，即‘一劇之本’。有了好劇本，才能拍出好作品。這一點，就拜托三位了。”孫建業說罷舉起酒杯：“來，為了大連電視台的電視事業，幹杯！”
那天，在高滿堂家，我們一直喝到深夜。高滿堂當時住在車家村的一處簡易房裏，那是一片十分狼藉的棚戶區。由於公共廁所離他家起碼也有一裏地，而且沒有電燈，所以如廁時大家不得不拿著手電，騎著自行車一路前往，正趕上是開春解凍的季節，一路雖泥濘不堪，心情卻少有的痛快。
不久，陳雨田交給李隆恩和我一篇孫少山新近發表的短篇小說《八百米深處》。
“試著把它改成電視劇。”陳雨田微笑的眼光裏，含著少許的懷疑。
那是一篇反映地震之後，五個被埋在地層深處的礦工頑強求生的文學作品。我和李隆恩討論了幾天之後，老李讓我執筆，開始了我的第一部劇本創作。
一周之後，劇本交給了陳雨田。不久，聽孫建業說：“陳導看過後，隻說了一句話：‘這小子會寫電視劇。’”
電視劇《八百米深處》是在阜新礦務局拍攝的。這期間，我親身體驗了電視劇創作的全過程，體驗了這中間的艱辛與快樂。《八百米深處》的成功，完成了我從純文學創作到電視劇本創作的轉型。因此，我也不無遺憾地告別了文壇，開始了我一生中最終確定的事業。那一年，我已經四十周歲了。
八十年代的中國，正處在一個新舊時代隔斷的十分躁動的曆史時期。由於傳統思想的束縛，許多在今天看來理所當然的事，在當時依然猶抱琵琶半掩麵。
最早的市場經濟是從夜市開始的。每天華燈初上的時候，許多攤販便推著貨車扛著包裹，從城市的四麵八方像山間溪流一樣，彙向天津街商店即將打烊的街道上。在這裏，人們看到了浙江的皮鞋、廣州的服裝、上海的搪瓷臉盆、北京的尼龍絲襪，甚至可以買到號稱進口的太陽鏡、呼啦圈，買到日本的錄音機、美國的牛仔褲。在工商和治安部門多次製止無效的情況下，市政府公開表示允許小商品自由進入市場。而且，從原來的夜市，擴大成了半永久式的攤亭。那些南北闖蕩的個體商販，從此有了自己名正言順的社會地位，而個中的艱辛，隻有他們自己心裏最清楚。
幾年下來，從街談巷議中得知。就在這些不顧個人體麵與尊嚴，成天扯破嗓子招攬生意的個體戶裏，有人竟已資產過萬了。人們震驚的同時，一個讓人羨慕的名詞從此誕生了，那就是“萬元戶”。要知道，市五金交電那時出售的一輛羅馬尼亞小轎車，也不過才四千多塊錢呀。
直到這時，八十年代的人們才開始懂得了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那就是“勞動最光榮”，勞動會贏得財富，勞動會贏得人們的尊敬。
於是，依舊在結核醫院電工班的王輝，又琢磨如何贏得財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