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崗之後，黃壽鵬與父母一起開了個家庭餃子館。近些年來，我們之間很少見麵了，但我知道，在未取得律師資格證書的情況下，黃壽鵬一直在幫別人打官司。
七十年代末，在政治空氣逐漸趨於緩和的大背景下，中國南方珠江三角洲一帶，一股聲勢浩大的逃港風波平地而起。上百萬不堪貧困的內地流民，開始利用各種途徑非法越境進入香港。就在這期間，我從王輝那裏聽到了一個地名——深圳。
一九八〇年春節前不久的一天黃昏，王輝在開水房裏找到了我。
“有空嗎？”他問我，眼睛裏閃著異樣的光。
“什麼事？”我朝爐膛裏望了望，扔下手裏的鐵鍬。
“我要走了。”王輝掃了一眼窗外，聲音謹慎地說。
“上哪兒去？”我奇怪地問。
“香港。”他用眼睛盯著我。
“什麼？”我大吃一驚：“你瘋了？”
“……”王輝一直死死地盯著我。
“從哪兒過去？”我盡量平靜下來，悄悄問他。
“深圳。”他堅定地說。
“你爸媽知道你要走嗎？”我關心地問。
“不知道。”他的目光顯然虛弱下來。
“人生地不熟的，連話都聽不懂，你快別胡鬧了。”我斷然否定了他。
“闖闖看吧。”王輝望著爐膛裏的火光：“好在我還年輕。”
三天之後，在海港客運站，排在隊伍裏即將登輪南下的王輝，被聞訊趕來的父母攔在了檢票口前。
王輝的母親在眾目睽睽下給兒子跪下了……
就在這一年的五月，國務院將深圳列為經濟特區，大批渴望富庶生活的流民，成了特區建設的第一代先民。
一九八〇年盛夏，兒子出生了。當我氣喘籲籲地從婦產醫院趕回家時，一直守候在街口的母親，聽到母子平安的消息後，長噓了一口氣：“這是你父親的陰德呀。”母親一生篤信基督。但作為一個中國教徒，當此之時，竟也脫口說出一句佛家的感慨來。
第二天上午，當我從護士小姐的手中把包裹成一根棍兒一樣的兒子接過來的時候，內心的激動難以言表。兒子一直顯得很疲倦，淑玲問我：“叫個什麼名呢？”我說：“就叫呢喃吧。”
勞燕分飛了三十五年，其間沐浴過陽光也曆盡了風雨。如今，在我們銜泥構築的巢穴裏，又多了一個弱小的生命。一粒家庭繁衍的種子。麵對兒子那張稚嫩得有些皺巴的小臉。我清醒地意識到，這應該就是結束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束縛的一代人。如今，當他們已過而立之年的時候，在中國人的辭典裏，又多了一個新的詞彙“八零後”，這是一個時代的縮寫，這是最先挺立起的未來中國的脊梁。
在結核醫院低矮的簡易房裏，小呢喃睜開眼睛後，首先被放在桌子上的一台剛剛買來的星海牌十二寸黑白電視機所吸引。那時的大連電視台隻有一個頻道，節目播出的時間為周一、三、五、日，每晚不到三小時。
每逢電視播出的時候，住在簡易房的鄰居們，就會準時聚集在我家的窗前。時值盛夏，淑玲將窗戶大開：“看吧看吧，今天播《無名英雄》第七集。”
我家的那台星海牌黑白電視機，是簡易房全體部落人家的第一台電視機。秋深的時候，窗子不能再打開了，擠在窗外看電視的人們也逐漸稀落了。幾個月的時間裏，幾乎家家都買了電視機。都是星海牌的，都是十二英寸的。而就在這一年冬天，全國人民通過電視看到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一群曾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呼風喚雨不可一世的跳梁小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的特別法庭上，受到了人民的正義審判。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條關於適用法律的規定，特別檢察廳確認，這些亂政亟行的野心家陰謀家們，在十年動亂期間，分別犯有顛覆政權分裂國家罪、武裝叛亂罪、反革命殺人傷人罪、反革命誣告陷害罪、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刑訊逼供罪、非法拘禁罪等等等等，千夫所指，罄竹難書。
一九八一年初春的一天，剛吃過午飯，醫院傳達室的王師傅就衝著我喊：“唐浩，剛才有人在找你。”
我問：“人呢？”
他說：“騎輛自行車進院子了。”
我撒腿往院子裏追去，老遠的，就看見一個熟悉的背影。
“嘉禾！”
朱嘉禾翻身下車，我們緊緊地擁抱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