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天晚上，在機車俱樂部，在銀川市歌舞團巡回演出的現場，在觀眾暴風雨般的掌聲之後，我又聽見了久違了的《流浪者之歌》。
一九六九年，費盡周折的朱嘉禾在離開莊河之後，被銀川市歌舞團招安，直到一九八三年，朱嘉禾一直行吟在阿拉善荒漠與祁連山之間的這座穆斯林小城。
一九八四年，朱嘉禾終於考上了中央音樂學院幹部專修班，與音樂家孟衛東、指揮家鄭健、歌唱家關牧村、王秀芬一起完成學業。
一九九一年，朱嘉禾被蘭州軍區戰鬥歌舞團特招入伍。二〇〇五年退休前，他已成為一名正軍級國家一級作曲家，並享受國家政府津貼。機會終究留給了有準備的人，朱嘉禾實現了自己一生的夢想。
一九八一年夏天，總務科將我調到洗衣房，做了洗衣工。在整日滿地肥皂水的洗衣房裏，我見了我的師傅老劉和兩位能幹的大嬸。
洗衣房的正中間，是一台龐大的臥式工業洗衣機。每天上午，從各病房科室送來的醫護人員的隔離服，住院患者的病號服及各種被服，像山一樣分類堆放在洗衣房裏。劉師傅開始不緊不慢地工作了。作為洗衣房裏最年輕的生力軍，我自然要多出一把力。我們將如山的髒衣服，塞進那台工業洗衣機裏，劉師傅開始添加洗滌液，之後，電門一推，一片轟鳴聲。
那是一台功率很大的工業洗衣機，頂多三鍋，成山的衣被便全被它吞噬並洗淨了。天氣漸漸地暖了，晾在繩子上的雪白的衣被，在陽光耀眼的照射下，散發出像小麥純熟後飄過的味道，心裏一陣陣竟感受到莊稼人收獲前的陶醉與滿足。
“和小鄭過得還行嗎？”工作間歇的時候，劉師傅卷上一袋旱煙，坐在陽光下關心地問我。
“還行。”我也點上一根煙。
“人家沒嫌棄你？”劉師傅漫不經心地問。
“沒。”我說。但心裏總覺得不是滋味。
十五年前，我所在的家庭，在這座城市裏，一直擁有自己的位置。而十五年之後的今天，作為一家之主，自己已淪為城市社會的底層。一個醫院裏的雜役，一個穿著高腰水鞋，每天與大叔大嬸們忙著洗衣服的非技術工種的工人。我深知自己當下的境況，我更知道自己對家庭應負擔的責任。這一年夏天，在蒸籠一樣的簡易房裏，我開始提筆進入文學創作了。
那是一篇以父親為背景的短篇小說，一位被紅衛兵遣返原籍的老教師，在規勸輟學兒童返校讀書的時候，在頑童們提出要他馴服一頭公牛的時候，毅然走向死亡的悲壯故事。
小說的結尾是這樣寫的：
太陽偏西了，當潔白鬆軟的河灘即將吸盡他全部血液的時候，唐子清似乎蘇醒了，一件襤褸不堪的孩子的小褂，丟在他身邊不遠的河灘上。四周靜得出奇。腦後，從河對岸台地上的小學堂裏，隱約飄來了孩子們的讀書聲：
一加一等二！
二加一等三！
三加一等四……
在鍾聲的奏鳴下，在孩子們的讀書聲裏，唐子清俯在這溫暖的河灘上，終於安靜地睡了……
這是一篇用血淚寫成的短篇小說，小說的題目是《沙灘上的夢》。
早就讀過《海燕》文學月刊，那是一本大連市文聯領導下的純文學雜誌。今天，當我推開當年北洋軍閥孫傳芳的私人官邸的大門，順著吱吱作響的木樓梯，走上堆滿書刊雜誌的二樓走廊時，心情既緊張又興奮。
院子裏高大的銀杏樹，將濃密的樹影灑在偌大的房間裏。隻一位老者，坐在滿桌的稿件後麵認真地閱讀著來稿。
“這兒是《海燕》編輯部嗎？”我輕輕地問。
“找誰？”那老者從老花鏡的上邊望著我。
我走進門來：“我寫了一篇稿子，想讓老師看看。”我畢恭畢敬地說。
“進來，把門關好。”那老者一直望著我：“坐。”
我坐在了他的對麵。
“您貴姓？”我惴惴地問。
“張琳。”他望著我：“稿子帶來了嗎？”
“帶來了。”我從書包裏掏出書寫工整的手稿：“寫得不好。請張老師……”
他接過稿子，認真地翻了兩頁。
“你來得不巧，近來有一個筆會，編輯們都去組稿了。這裏隻剩我一個人看家。”說話時，他目光一直盯在稿子上：“你可以先看些書報雜誌。這篇稿子不長，我很快就看完了。”說著他站起身來，為我倒了杯水：“你叫……”
“唐浩。”他點了點頭，坐下後便一動不動地看起稿來。
張琳，青年時代即被打成右派分子。先後在廠礦和鄉村被勞動管製二十多年。落實政策後，方才回城。
我一直在注意張琳的表情，他讀得很認真。甚至用一支鉛筆輕輕地在稿件上開始批注。我很高興能碰見這樣的老師，我開始有一種成功的預感。
陽光從細高的窗戶外漸漸斜去。張琳終於抬起頭來。“唐子清是你的父親？”他問我，眼睛是濕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