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易房像荒原上一個原始人類的部落，由於大多數都是內蒙古的返城移民，所以他們十分團結和融洽。很快，一個叫張言芝的老護士的兒子引起我的注意，這個孩子叫廖剛，特別喜歡畫畫，他母親讓他把自己的素描習作拿給我看，他母親早就知道我喜歡畫畫。
廖剛的素描畫得很不錯，在內蒙古時，他接受了最初的專業訓練，但還很稚嫩。
“努力吧，廖剛。明年你可以試著報考魯迅美術學院。”我鼓勵他。
廖剛的臉像女孩子一樣紅了，他懦懦地問：“我行嗎？不行吧？”
幾年後，廖剛考上了魯迅美術學院。現在已是大連工業大學的副校長了。荒冷的山脈及孤獨的牧民成了廖剛一生藝術創作的主題。二〇〇六年，在紀念紅軍長征七十周年的全國美展上，廖剛以一幅水彩畫《紅軍走過的路》，榮獲銅獎。
回城之後，我與美術漸行漸遠了，在西方眾多美術流派的衝擊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國的美術工作者經曆了煉獄般的自我肢解。一時間，野獸派、立體派、未來派、象征派、荒誕派、表現派及超現實主義、達達主義、新客觀現實派、抽象表現主義等林林總總的西方美術流派，讓中國的青年畫家們陷入一場深刻的探索與思考之中。而自幼便崇尚現實主義，受俄羅斯巡回展覽畫派與法國鄉村畫派長久熏陶的我，對於這些離經叛道的藝術爭鳴深感無聊。我放棄了繼續畫畫的願望，與此同時，另一種嚐試開始強烈地慫恿自己，我終於想寫點東西了。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的中國，在思想解放的洪流中，無數文學愛好者，幾乎在同一時刻，都生發了寫點什麼的想法，一大批文學青年紛紛拿起筆來，將十年來積鬱在心裏的辛酸、苦難和反思付諸筆墨。一時間，各種純文學刊物如雨後春筍應運而生。其隨眾之洶湧，讓作家王蒙都不得不撰文，提醒青年朋友們不要擁擠在文學這條崎嶇的小路上。盡管如此，張賢亮、張抗抗、張潔、張承誌、梁曉聲、蔣子龍、王安憶、陳建功、葉文玲、李國文、鐵凝等一大批優秀作家的出現，還是讓無數文學青年稱道不已樂此不疲。更有一些思想活躍的文學青年，開始對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結識了一個叫黃壽鵬的某建築公司的青年鋼筋工。黃壽鵬是個思想有些偏激的“憤青”，他聰明好學，對哲學和文學都很有想法。黃壽鵬性格張揚，有領袖欲，這樣的年輕人，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的思想活躍時期是異常躁動的。他們痛恨“四人幫”的倒行逆施，關心國家的前途。但由於激進，他們往往不顧國情，希望中國的問題能夠一蹴而就。他們把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歸咎到國家體製上。這種隻能給中國帶來災難性後果的解決辦法，是當時一批激進分子的共識。
終於，黃壽鵬與其他四位年輕人，在隨之掀起的清除資產階級精神汙染的運動中，被公安機關拘捕了，其罪名是反革命集團罪。
我一直很關心黃壽鵬這個案子的進展，雖然十年動亂讓我內心深處仍有餘悸，但我仍出席了黃壽鵬案的法庭辯論。
這又是一個令人心痛的司法程序。因為在法庭調查中，人們才知道，所謂反革命集團的五名成員中，有三位青年根本不認識黃壽鵬，旁聽席上一片嘩然。一向嘩眾取寵的黃壽鵬更以一通咄咄逼人的反問，搞得審判長十分狼狽。當然，罪還是要判的。黃壽鵬以主謀身份被判有期徒刑十年。他當庭提出上訴。二十天之後，再次開庭時，法庭改以擾亂社會治安罪提請公訴。二審下來，黃壽鵬以擾亂社會治安罪被改判有期徒刑一年半。其時他已被羈押一年零九個月了。幾天之後，黃壽鵬便滿麵紅光地恢複了自由。
坦白地說，黃壽鵬趕上了一個中國司法建設撥亂反正的好時代，他的問題如若發生在幾年前，掉腦袋的可能都是很大的。但從問題的另一個側麵來看，黃壽鵬的問題又給我們敲響了警鍾。在中國漫長的社會進程中，如何教導年輕人，認識中國了解中國，進而改造中國建設中國，是一件十分重要的社會問題。黃壽鵬雖被釋放了，但他卻從此消沉，並產生了強烈的報複心理。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的政治風波中，他又一次走上街頭。幸而我知道後與他徹夜長談，向他耐心地說清了產生這場風波的國際背景，並以自己的親身經曆，提出中國不能再亂下去的肺腑之言。黃壽鵬亢奮的情緒開始冷卻下來，幾天之後，他登門致謝，表示今後一定要更多地做客觀冷靜的思考。
青年人的思想工作，需要一大批關心他們、理解他們的人去做，這是一項需要耐心應對的極其複雜的工作，是一件於青年人，於國家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工作。國家需要一批高素質、高水平的人去做這些事情。因為，國家需要進步與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