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夏天後，總務科關科長給我安排了新的工作，到住院部開水房給患者燒開水。
“這是一個需要認真負責對待的工作。”關景惠再三囑咐我：“許多住院患者都對開水房的前一階段工作有意見。很多次水還沒開，燒水的人就說開了，害得患者連茶葉都沏不開。意見直接反映到院裏。經過科裏認真研究，決定讓你去做這件事情，怎麼樣？”
我沒有猶豫就答應了。
鍋爐房就在住院部的院子裏。一個一人高的紅銅大水爐，聳立在開水房的角落裏，另一邊就是一張單人床。開水房裏堆著大塊煤，排出的爐灰需不斷清理到開水房外，每天晚上要裝到鐵鬥車上，拉到太平間附近的堆放場去。
開水房的工作隻配了一個人，每天四點半起床，六點鍾開始向患者供水，直到晚上九點。雖不算累，但從早到晚幾乎寸步難離。周日休息時，另有一位雜役工替我一天，隻有這時，我才能了無牽掛地幹些自己的事情。
關景惠到開水房來，他表揚了我上任之後的工作：“老患者給你起了個外號，叫‘唐開水’。他們說，自從你到開水房後，他們才真的喝上了開水。”臨走時他說：“找不到更合適的人。”他遞給我一根煙：“其實這開水房的工作，真應該兩個人倒著班幹。”
偶爾，鄭淑玲也到開水房打水。
“水開了嗎？”她問我。
“開了。”我說。
滾燙的開水，嘩嘩灌進暖壺裏，兩隻暖壺灌滿後，她轉身便拎著走了。不知為什麼，我很欣賞她的沉默。
大連海港的三案平反工作，做得既主動又紮實。很快，在桃源街，母親得到了一處三十平方米的公房。麵積雖然小了些，但廚房、衛生間一應齊備。更讓母親感到寬慰的是，一九五一年，與父親一起從北京到大連支教的楊荷亭阿姨，也住在這幢宿舍樓裏。
母親與楊姨早在貴陽就認識。楊姨是一個性格豪爽、意誌堅韌的女性。她早年喪夫，自己一人將獨子帶大，在工作中她認真負責兢兢業業，卻因仗義執言說了些真話，反右時被打成右派。這些年來，楊姨受盡磨難，但她始終樂觀豁達，沒有絲毫委屈與抱怨。
“你楊姨其實是一個堅定的革命左派，卻被當成了右派，真是天下最大的滑稽。”母親最替楊姨抱不平。
在楊姨的引見下，母親不久又結識了住在桃源街的另一位阿姨，那就是當年在貴陽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工作過的郭慶蘭女士。郭阿姨是抗戰期間印度援華醫療隊的國際主義戰士柯棣華醫生的遺孀。三個抗戰時的老同誌坐在一起，撫今追昔不禁感慨萬千。郭阿姨與柯棣華唯一的兒子，“文化大革命”期間死於一次醫療事故，但老人依舊恬靜地活著，像貴陽圖雲關山上一棵挺拔的香樟樹。
回城不久，母親就在中山廣場的玉光街基督教會重新找到了心靈的皈依。在寇牧師的支持下，母親將那裏的唱詩班，從單聲齊唱逐漸發展成混聲合唱。這是一件十分困難的工作，母親把很大的精力，放在了和聲的訓練工作上。同時吸引了更多聲樂條件較好的年輕人，加入到唱詩班的行列。
新的唱詩班，為玉光街教會增添了無限的活力。在夢幻般的天籟之音的陶醉中，一些年老的教友，坐在虔誠的人群中間，安詳地睡著了……
一九七九年的夏天，和男女單身宿舍住在同一個走廊的老中醫李大夫，落實政策之後，在南山公園附近分到一套房子。李大夫搬家的那天，住在男女單身宿舍的年輕人，幾乎傾巢出動了。李大夫的老伴平日裏與大家相處得很融洽，尤其那些父母不在身邊的姑娘們，更舍不得老太太離開這裏。
李大夫搬走的那個周末，李大娘給我來了個電話。她讓我周日與王輝再過去一次，她新家的電表出了些麻煩，想讓王輝幫忙修一修。
晚飯是王輝掌的勺。李大娘那一天很高興，她拿出一瓶多年的西鳳酒：“搬家時怎麼也沒留住你們，今天陪老頭子喝一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