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財務科領工資。滿臉絡腮胡子的隋科長突然問我：“唐浩，你三十幾了？”
“三十四周歲。”我將工資揣進口袋裏。
“哎呀，可也不小了。”隋科長是母親的老同事，看來他也替我著急了：“有對象沒有？”
“剛回城，還沒有呢。”我順口說著，眼睛卻期待地望著他。
“咱實事求是地說，論條件，在城裏找對象你可是有點難度了。”
隋科長說話很直接：“給你介紹個棠梨溝的農村姑娘，行不？”他盯著我問。
“我……”我一時不知如何應對。
從財務科出來，我心情沮喪得很。沒想到人雖然回城了。可在城市裏，像我這樣一個沒有房子，沒有家產，年齡大，工資低的醫院雜役工，難道還能像小說和電影裏所描寫的那樣，通過一次浪漫的戀愛過程，找到與自己白頭到老的意中人嗎？我開始絕望了。
王輝理解我的苦惱：“別著急，慢慢來吧。”王輝雖然年齡不大，但在許多事情麵前，他卻顯得十分成熟。
住在隔壁女單身宿舍的鄭淑玲，從我搬進男宿舍的那一天起，就聽說了關於我的一些事。她知道母親是醫院裏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護士長，也知道了我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遭遇。從大連衛生學校畢業後，她被分配到這座醫院裏，最初在手術室當護士，現在轉到住院部病房工作。
鄭淑玲性格內向，幾年來，雖然有些同事給她介紹過對象，但或短暫相處後，覺得不合適，更多的卻連看都沒看過。
“真不知道，你想找個什麼樣的。”朋友周清常常埋怨她。而遠在營口她的父母及姨舅叔嬸更是幹著急使不上勁兒。
我開始注意她了，隻因為她的沉默。我把我的心思說給王輝聽了，王輝聽罷搖了搖頭：“夠嗆。”在我們的眼睛裏，身穿隔離服的這些醫生與護士，總是如此高傲，像一個個難以接近的公主。
幾個月後，“文化大革命”期間支援“三線”建設的幾十位原結核醫院的醫護人員，浩浩蕩蕩地自內蒙古昭烏達盟返回大連了。當這些拖家帶口從塞上高原歸來的老職工與醫院的老同事重逢的時候，大家相擁無言，淚流滿麵。
因為市裏撥下了一部分安置費用，所以醫院決定倚著醫院的南大牆，建兩大排簡易住宅，以便安置這些從內蒙古回來的同誌。不久，在分房的時候，考慮母親的困難，醫院也分給母親一間半簡易房。終於，我和母親在這座城市裏又有了一個家。
在我寫的那份為父親申訴的上訪材料上交三案辦公室後，父親的曆史問題很快就引起大連港有關單位的重視。頭年夏天，當我找到港務局三案辦公室詢問上訪回音時，三案辦公室的負責人老向同誌握著我的手說：“你寫的材料，我們辦公室所有的人都看過了，很多人都落淚了。你放心，唐子清同誌的曆史問題，我們有責任，也一定會把它搞清楚。”
六月下旬的一天，接到老向的電話後，我與母親在海港三案辦公室，終於見到了中共大連港務管理局委員會《關於撤銷唐子清反革命分子的決定》。那一天，天空陰鬱驟雨滂沱，站在三案辦公室窗前，望著港口防波堤上，那座於雨霧中傲然挺立的暗紅色的燈塔，母親喃喃地說：“你爸知道了……”
我們是乘有軌電車離開碼頭的，母親一直坐在那裏，沒有再回頭望一眼雨後陽光下那座巨大的建築。
六年之後的1995年，一天，接故鄉遷安市地方史誌辦公室公函，知父親已入選正在編篡的《遷安英才》一書，公函望我速將父親的個人小傳加蓋單位公章寄往遷安。
手捧公函不禁愴然，我為故鄉仁人至今不忘父親憂國憂民死而後已的犧牲精神而涕零，並很快將一份依照史實客觀陳述父親人生曆程的文件，遞交到父親生前鞠躬盡粹的大連港務管理局。
一周後，在那座巨大的建築裏，港務局黨委宣傳部的一位官員麵無表情地接待了我：“這個單位公章，我們不能蓋。因為就我們掌握的你父親的曆史問題，在個別地方與你的表述仍有出入……”
“？”我頓感愕駭並拂袖而去。
一九七九年夏天，在中山廣場的工業展覽館裏，大連有關部委局舉辦了一次輕工業博覽會，那是一次空前絕後的輕工業品展覽會。前來參觀的人們從早到晚絡繹不絕，那人頭攢動的擁擠場麵，是主辦者始料不及的。
在這次博覽會上，主辦方向全市人民展示了各種型號的黑白電視機、錄音機、音響設備、半導體收音機、各種漂亮的落地燈、電風扇、搪瓷製品、塑料製品，令人眼花繚亂的各色花布、針織運動衣、各種毛料服裝、呢子大衣、三接頭皮鞋、各種人造革、高跟鞋、大衣櫃、高低櫃、寫字台、沙發、彈簧床、自行車、手表，人們甚至見到了在外國電影裏才能看到的單門電冰箱和單缸洗衣機。通過這次展覽，人們看到了未來，看到了夢想中的世界。人們甚至開始通過黑市，拚命收集著工業券，因為想買到這些現代化的商品，首先要搞到大量的工業券。否則隻能望洋興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