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景惠是大連市結核醫院總務科科長，平日裏他總是婆婆媽媽的，一點兒架子也沒有。
“怎麼辦呢？和你一塊兒接班來的，都是二十出頭的大姑娘和小夥子，你一個大老爺們兒了，讓我分配你幹點啥？”
他望著我苦笑地說：“你母親可是我最敬重的老大姐呀。”
幾天之後，和我一起接班的姑娘們都進病房當了護理員，小夥子們有的當了電工，有的學了木匠，有的進了鍋爐房。這些年輕人大都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初中畢業生，說實話，他們在學校裏基本上沒學到什麼。
“你可是老高三畢業生。”關景惠說：“我和王書記商量過了，暫時就當個雜役工吧。”說著，他推開二樓窗戶，指著醫院後院荒地上的一片果樹：“你在農村有經驗，就先把院子裏這六十多棵蘋果樹收拾一下吧。”
王書記也站起身來：“就你的年齡，想到醫療第一線是不可能的了，既然如此，就在後勤安下心來好好幹吧，其實醫院後勤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
我欣然接受了這份工作。
雖然依舊要與土地打交道，手裏的工具依舊是鍬鎬之類的農具，但這與以往十四年來農村生活的性質卻徹底不一樣了。一個月後，我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工資，人民幣三十二塊五角錢。
工餘的時間裏，我經常與學電工的王輝、學木匠的彭健在一起閑談。而醫院裏那些穿著隔離服的醫生和護士們，卻一直高傲地離我們很遠。
王輝和彭健的母親都是醫院的老護士，也是母親的老同事。王輝性格開朗，人緣很好，是一個隨叫隨到熱心腸的人；彭健性格內向孤僻，平日裏不太主動與人交流，但我們三個卻一直相處得很好。
時值“撥亂反正”的最初階段，大批“文化大革命”期間被下放農村的幹部與專業人員紛紛落實政策回城了。一時間，醫院很難解決大家的住房問題，投親靠友幾乎是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所以母親一直住在唐宛家。在征得關景惠科長的同意後，我住進了醫院辦公樓的男單身宿舍，與女單身宿舍僅一牆之隔。從此，醫院就成為我終日廝守的家了。
自一九七九年春天起，轟轟烈烈的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終於結束了，一時間，大批依舊留在農村的老知青們紛紛擁回城裏，一些在鄉下早已和農民成家立業的年輕人，為了回城，不得不妻離子散，其間不知留下了多少孽債和扯不斷理還亂的情思、怨悔。
像戰爭時期的傷兵一樣，當這些滿身風塵受盡生活磨難的老知青，重新回到這座原本就屬於他們的城市時，卻發現自己已成了一群一無所有的幾乎被社會遺棄的人。知青的回歸，使許多原本開始平靜的家庭又平添了無盡的憂慮，找不到工作，得不到慰藉，看不到自己的前途究竟在哪裏。怨恨之下，一些人開始自暴自棄，他們經常尋釁滋事，橫行市井，或強搶豪奪，群毆成風，社會秩序被他們搞得十分混亂。
同樣在這段時日裏，一股強勁的新鮮空氣，吹進了已被禁錮了許久的沉悶的社會生活中來。幾十年來，始終一身藍製服的年輕人開始模仿日本電影《追捕》中的逃犯杜丘，將衣領全都豎了起來。模仿矢村警長將鬢角留長，將頭發卷起。幾乎在同一時間，一個形狀像飯盒子一樣的“三洋”牌的卡式錄音機，開始出現在一些最時尚、最舍得揮霍、最有進貨渠道的年輕人手裏。錄音機的出現，讓人們終於聽到了外麵世界的聲音，一時間，一種節奏瘋狂、旋律詭異的音樂，伴著離經叛道的舞蹈，出現在行為舉止一向整齊劃一，正統了三十幾年的中國人的社會生活當中。“迪斯科”的出現，似一聲新時代的號角，在以它為主旋律的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最後一年，無數禁區都被觸及了，許多堅固的基石開始鬆動了。在人們強烈的求新求變的時代洪流中，另一種聲音也隨之接踵而來了。
一九七九年六月號的《大眾電影》雜誌上，刊登了一篇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某團宣傳幹事問英傑同誌的文章。對該刊刊登的外國電影《水晶鞋與玫瑰花》中的接吻劇照，提出措辭激烈的指責：“……你們在幹什麼？難道我們的社會主義中國，當前最需要的是擁抱和接吻嗎？”問英傑對此難以容忍到憤怒的程度：“你們已墮落到這種和資產階級雜誌沒有區別的程度！”
然而，時代卻真的變了，變得連問英傑這樣的檄文，也得不到一絲反響，人們不屑與他爭論，更多的人對這種爭論已不再感興趣了。
隔著一道鎖死的門，從女單身宿舍裏，不時傳來姑娘們“妹妹找哥淚花流”的歌聲。周六的晚上，兩個宿舍的青年男女還相約到紅星電影院去看重新公映的黑白譯製片《王子複仇記》，看根據唐伯虎點秋香的戀愛故事改編的香港電影《三笑》。在一九七九年初夏的日子裏，人們感受到了空前的輕鬆與和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