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意很好，先生，”他回答道，“而且應該這麼做。可是除了魯克先生，還有一個人應該受到監視。”
“就是你剛才給我的信裏提到的那個人嗎？”
“是的，布萊克先生，是信裏提到的人。現在沒有辦法。到時候我會提醒你和布羅夫先生的。我們先等等，看那孩子有沒有什麼要緊的事告訴我們。”
十點鍾了，那孩子還沒來。克夫探長談起了其它的事情。他打聽了一下他的老朋友貝特裏奇，還有那個老對手花匠的事。用不了一會兒，他自然會談到他最喜愛的玫瑰花了。正好，我的仆人進來通知說，那孩子在樓下。
鵝莓被帶進來的時候，在門口站住了。他懷疑地看著和我在一起的這個陌生人。我叫那孩子過來。
“你可以當著這位先生的麵說，”我說道。“他是來幫我的；他知道所有的事情。克夫探長，”我補充道，“這就是布羅夫先生辦事處的那個孩子。”
在我們現代文明社會裏，名望（不管哪一種）是推動任何東西的杠杆。克夫探長的名望甚至已傳到了小鵝莓的耳朵裏。我剛一提到這著名的名字，那孩子的突眼就骨碌碌地轉動起來，直到我真的擔心它們會掉到地毯上。
“這邊來，小家夥，”探長說道，“讓我們聽聽你帶來些什麼消息。”
受到這位大人物——這位在倫敦每一個律師事務所流傳的故事中的英雄——的關注，看來使這孩子受寵若驚了。他站在克夫探長的麵前，手放在背後，像個新入教的教徒，在接受有關教義的題問。
“你叫什麼名字？”探長開始提第一個問題。
“奧克塔維斯?蓋伊，”那孩子回答道。“辦事處的人根據我的眼睛都叫我鵝莓。”
“奧克塔維斯?蓋伊，或是鵝莓，”探長非常莊重地繼續說道，“你昨天在銀行失蹤了。你幹什麼去了？”
“對不起，先生，我是跟蹤一個人去了。”
“是誰？”
“一個留黑胡子的高個子男人，穿得像個水手。”
“我記得那個人！”我插了一句。“布羅夫先生和我認為他是那些印度人雇傭的一個間諜。”
克夫探長好像並不注意我和布羅夫先生的看法。他繼續問鵝莓。
“那你為什麼要跟蹤那個水手呢？”
“對不起，先生，因為布羅夫先生想要知道，魯克先生從銀行出來時是不是把什麼東西交給了別人。我看見魯克先生把一樣東西交給了那個留黑胡子的水手。”
“你為什麼不把你看見的事告訴布羅夫先生呢？”
“我來不及了，先生。那水手匆匆忙忙地出去了。”
“你就跟在他後麵嗎？”
“是的，先生。”
“鵝莓，”探長拍拍他的頭說道，“你那小腦瓜子還挺靈——不是塞的棉花。我很喜歡你。”
那孩子高興得臉都紅了。探長繼續往下說。
“那麼，那水手到了街上又幹了什麼呢？”
“他叫了一輛出租馬車，先生。”
“你怎麼辦呢？”
“我跟在後麵跑。”
探長還沒來得及問下一個問題，仆人進來通知說，又來了一個客人——是布羅夫先生辦事處的總秘書。
我覺得不該打斷克夫探長詢問那孩子，便在另一個房間裏接待了那個秘書。他帶來了關於他老板的壞消息。這兩天的折騰把布羅夫先生累垮了。那天一早起來，他的痛風就發作了；他隻有待在家裏；在眼下這關鍵的時刻，他對於撇下我一個人孤立無援感到非常的不安。這位高級秘書受命聽從我的指揮，而且願意盡可能地替代好布羅夫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