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國家在投資產業政策上，要鼓勵傳統產業改造的技術投入，控製新項目上馬，對技術改造項目也應製定出差別政策，通過利益機製的引導，防止低水平、非經濟規模項目上馬，使有限的資金集中於影響大、效益高的重點技術改造項目上。此外，還應重視實現投資的良性循環，更多吸納民間投資於技術改造項目，通過充分競爭進一步提高產業生產率。
最後，加快高科技產業化，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產業升級不僅要在現有產業中培植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而且還要進行產業創新，推動產業結構的升級，依靠技術進步，以市場為導向，創造出技術密集型的新興產業，從而提升我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水平。
四、充分發揮市場機製在結構調整中的基礎性（調節）作用
我國正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製。因此，“十五”結構調節與升級，必須充分發揮市場機製在結構調整與升級中的基礎性調節作用。根據國內外的經驗，市場經濟的競爭機製、激勵機製均對產業結構的調整起著重要的調節作用。可以說，市場機製優化配置資源的過程，就是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的過程。為此，我們應加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建設，進一步發展、健全、完善市場運行機製，真正實現產業與產品結構調整中社會資源配置的市場化。江澤民同誌說，積極發揮市場的導向作用。搞好結構調整，必須深化改革，按市場經濟規律辦事，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充分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建立新體製和新機製。他在這裏所說的新體製和新機製就是指結構調整市場化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和市場機製。因為隻有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健全的市場運行機製，才能使市場主體自覺遵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規律和結構調整規律，積極主動地去分析與研究國內外市場需求結構的變化規律，加大對研究與開發新產業與新產品的投入，用市場手段推動產業與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真正實現社會資源配置市場化，從而最終形成以資源配置市場化為基礎的經濟結構調整模式。
五、深化企業體製改革，硬化企業投資約束，使企業成為真正的投資主體
為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目前結構調整升級緩慢問題，必須加快投資體製改革，關鍵是真正實行政企分開，加大國企改革力度，加快現代企業製度建立的步伐，從而使企業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主投資、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市場投資主體，從而實現微觀層次結構的自我調整、自主調整。我國投融資體製改革的方向是，根據“誰投資、誰決策、誰受益、誰承擔風險”的原則，在國家宏觀調控下更好地發揮市政機製對經濟活動的調節作用，確立企業的投資主體地位，規範政府投資行為，逐步建立投資主體自主決策、銀行獨立審貸、融資方式多樣、中介服務規範、政府宏觀調控有力的新型投融資體製。此外，還應盡快建立、健全社會保障製度，解除企業承擔的不必要的、不合理的政策性負擔，使企業成為真正獨立的既負盈又負虧的投資主體。同時，針對企業投資風險責任不對稱問題，最重要的是應提高財務信息的透明度，優化（其）資本結構，從而使貸款者或投資者對企業的投資約束得以增強。
六、重視農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確保農業的基礎地位，並切實提高農業的國際競爭力
首先，應重視進行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以提高農業收益率。如根據市場需求，淘汰落後產品，發展優質高產高效農業；禁止種植業過度開發，保護生態環境；發展區域性的分工與協作，各地區應因地製宜，充分發揮自身的區域優勢；大力發展農業的產業化經營，實行產、供、銷一條龍服務等，從而改善我國農業品質，緩解農產品供過於求的矛盾，提高農業的國際競爭力。
其次，通過多渠道、多形式加大對農業的投資。如在加大政府投資的同時，利用財政、金融、稅收等優惠政策吸引民間資金及外資加大對我國農業的投入，尤其是科技投入，從而提高我國農業投資收益率，實現農業投資收益的良性循環，確保農業的基礎地位。
此外，政府還應進一步加大對農業的補貼力度。由於農業的關聯度小，農產品的價格彈性小，吸收就業的能力小，不少農產品可用替代品，農業不少資源不可以再生，農業的價值生產力低等方麵的缺陷，從而使農業天生是一種弱質產業，因此農業是一個需要補貼的產業。而且農業的國際競爭力與政府的支持力度成正比，據統計，歐共體 50%的預算收入用在農業補貼上。農業產業的先天性不足，尤其是麵對入世後農業的衝擊，政府進一步加大對農業的補貼力度勢在必行。
七、重視采取相應的配套改革措施
比如，建立、健全各種政策、法規，從而為結構調整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體製環境；積極培育市場，發展、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體係，尤其是完善資本市場功能，從而為企業並購重組提供金融支持；推進政治體製改革，加快政府自身的改革，特別是政府職能的轉變；通過多元化城市發展戰略，加速城市化進程，提高城市化水平；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立法，完善市場法律體係，並加大執法力度；適度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擴大人力資本存量，並注意協調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投資的比例，使兩種投資相互適應，相互促進；重視實施向西部傾斜的產業布局政策等等，從而為“十五”結構調整、供給優化創造良好的內、外部環境。
第九章 有效供給不足的治理對策
麵對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宏觀經濟運行過程中顯現的無效供給過剩、有效供給不足問題，從 1998年 10 月至今，我國政府已連續近6年實施單向強調需求管理的旨在擴大內需的積極財政政策，雖對促進我國的經濟發展、政治穩定和社會進步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實踐效果並不理想，遠未達到決策層預期的目標。這促使人們再次在實踐中反思，在反思中實踐。現實選擇之一，就是適當調整宏觀財政調控政策，盡快由以需求拉動為主轉向需求拉動與供給激勵並舉，從單輪啟動轉向雙輪啟動，從而實現我國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轉型。而供給激勵又是一項綜合性的調控工程，需要從各個方麵來解決問題，涉及到國民經濟運行的各個方麵。因此，有效供給不足的治理，絕非隻靠一時的努力和單一措施所能奏效，而必須采取綜合治理的措施。本章將就21世紀初葉中國供給調控的國情特色、有效供給不足的治理對策包括國際經驗的借鑒及入世的挑戰等問題進行分析。
第一節 21世紀初中國供給調控的國情特色
一、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立足點
中國經濟問題的圓滿解決必須正視中國國情，西方的經濟理論隻能借鑒，不能指導。
首先，西方經濟理論解釋不了中國過去經濟已取得的成就。麵對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來的供給巨變，尤其是1996年下半年我國出現的經濟“軟著陸”，西方經濟理論不論是凱恩斯主流經濟學，還是新自由主義乃至供給學派都不能給出合適的答案。按照凱恩斯主流經濟學的觀點，政府的積極幹預是市場調節的重要補充，政府的主要職責就是對需求進行管理，並采取逆風向調節，即經濟出現蕭條時進行財政擴張，刺激、擴大需求；而在經濟過剩時緊縮財政支出，抑製、減少需求。其結果必然是：經濟增長與物價上漲並存，物價下降與經濟萎縮同在，這顯然和中國經濟“軟著陸”的情況大相徑庭。新自由主義則認為，維持無通貨膨脹下的經濟增長，其前提條件是貨幣增長率應保持在1%，經濟保持長期持續穩定的增長，這同樣不能說明中國經濟持續的高增長與低通脹並存的情況。此外，新自由主義主張政府幹預越少越好，這顯然也不符合中國實際，事實上中國政府對經濟的幹預遠高於西方各國。而供給學派的核心主張是減稅，而且西方經濟理論中的減稅主要是針對所得稅而言的，而中國的稅製自1994年變動後基本上保持穩定，且我國的稅製結構是以間接稅為主體，從而使得供給學派對中國過去經濟取得的成就也缺乏解釋力。
其次，西方經濟理論同樣解釋、對付不了中國目前經濟的主要問題。為解決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需求不足、供給過剩問題，我國政府自1998年10月以來至今，已連續近六年實施單向強調需求的擴大內需政策，但實踐效果至今仍不理想，遠未達到決策層的預期目標，我國的擴大內需實踐與凱恩斯的需求理論形成鮮明的悖論。從而使凱恩斯在中國擺脫不了“水土不服”的厄運。當然，中國目前宏觀經濟運行過程出現的問題也非供給學派簡單的減稅主張所能奏效。而新自由主義的自由放任更與我國的政府幹預背道而馳。
最後，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也不能（完全）依賴（靠）西方經濟理論。一方麵，中國作為市場經濟尚不發達的發展中大國，西方經濟理論中的一係列暗含假定前提條件在我國還不存在或不完全存在，因此，運用發達國家的經濟學理論來解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首先存在方法論的缺陷。另一方麵，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未來的經濟問題首要的也是最主要的仍是發展問題、供給問題。而西方主流經濟理論無助於解決經濟發展問題。對於經濟發展問題，經濟理論所需正視的是製度與結構的變遷、消除失業與貧困乃至不平等，以及工業化進程的發動與製約因素及其整合等重要方麵。而這些因素是作為一個國家經濟運行的“慢變量”或長期問題而出現並存在的。它們也多半是屬於經濟運行的“供給邊”的。這正如托達羅所說的：“經濟發展一詞是在經濟不斷增長的背景下按照貧困、不平等和失業的削減克服而被重新定義的。”“必須把發展看成是涉及到社會結構、人的態度和國家製度以及加速經濟增長、減少不平等和根除絕對貧困等主要變化的多方麵過程。”而麵對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和解決，西方主流經濟理論存在著重大的甚至是致命的局限性。就是薩繆爾森也不得不承認，就經濟分析中強調總需求的變化的方法而言，“盡管這種方法對非常短期來說是合理的，但它對長期來說，肯定會造成嚴重的誤解。從比較長期的觀點來看，推動經濟在幾十年內增長的因素是潛在產出和總供給？？而不在於某一年總需求的特定位置。”同時，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存在的經濟問題不是簡單的需求或供給問題，更不存在所謂“純粹的經濟問題”，許多發生在經濟領域的問題，其根源卻深植於非經濟領域，西方經濟理論通常排除在外的因素在發展中國家往往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因此，倘若簡單地照搬凱恩斯的需求學派或供給學派的理論和政策主張無助於解釋、解決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問題。這正如任思教授所說的：“中國的國情決定了中國問題的複雜性，因為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因此存在大量的發展問題，經濟學家通常將之看作長期發展問題。中國又是一個轉型國家，所以又存在許多經濟體製改革的問題，其中有長期問題，也有短期問題。而中國目前又存在總需求不足問題，因而又存在刺激需求的問題，這基本是短期問題。我承認這些問題之間有關係，但我認為必須將這些問題分開研究，有些人喜歡將所有的問題放在一塊談，這很難得到準確的、具有操作性的答案。”
總之，中國經濟問題的解決，不能僅靠吃“西藥”，更不能總是在控製總需求上兜圈子，而主要應依靠吃“中藥”，要鍛煉內功，發展經濟，提高效率和增加供給。因此，理性的思路選擇是洋為中用，以我為主。在運用西方經濟學各流派的理論分析和解決中國的具體經濟現實問題時，一定要立足於特定的曆史背景，一定要先審視中國的國情，一定要了解中國經濟運行的一般特性與特殊特性，從而使中國一定時期的宏觀經濟調控目標，與中國的基本經濟製度、發展階段、運行模式和其他的基本國情，以及該時期需著力完成的根本任務，需解決的主要困難和問題等等相適應，而不是簡單地照搬西方經濟理論的某種模式。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在不同的政策思路中做出自己正確的思路選擇。這正如馬克思所說的：“人類始終隻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隻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隻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
二、21世紀初葉中國供給管理（調控）的基本特征
根據上麵的分析，可以得知，任何政策思路的設計，均應立足於特定的曆史背景。人們隻有從客觀的現實出發，才有可能在不同的政策思路中做出自己正確的選擇。概括起來，21 世紀初葉中國的供給管理（調控）必須正視中國國情特色。
（一）供給管理（調控）體製背景的差異
中國目前的宏觀經濟運行背景既不同於東歐及前蘇聯等國家的體製轉軌經濟，也不同於一般發達的工業化國家的經濟狀態，更不同於西方成熟的市場經濟體製，而是一種處於多重轉型疊加狀態的特殊的過渡型經濟。從生產力層麵看，中國正處於由農業國向工業國的發展轉型階段，從而具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殊國情背景。這正如江澤民同誌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所指出的：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就生產力發展水平來說，還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這就決定了必須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經曆一個相當長的初級階段，去實現工業化和經濟的社會化、市場化、現代化。這是不可逾越的曆史階段。而鄧小平則更明確指出：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一切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製訂規劃。從生產關係層麵看，中國正處於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體製轉型階段，具體又先後經曆了由單一的計劃經濟模式過渡到以計劃管理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模式，進而向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模式轉軌，最終又朝新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目標模式發展三個階段。從經濟增長方式層麵看，中國則處於由粗放型增長方式向集約型增長方式轉型。而從市場形態層麵看，中國又處於由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由短缺經濟運行向經濟過剩運行轉型階段等等。
（二）供給主體的差異
在西方發達、成熟的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僅有著健全、統一、發達的市場體係及完善的市場機製，而且市場主體完善、成熟，市場主體的經濟行為比較規範，對市場經濟調節信號比較靈敏。而中國目前的供給主體尚不完善，從而導致其經濟行為的不規範性。首先，政府職能轉變滯後。其突出表現在政企不分仍不同程度、不同範圍地存在，無數例證和國企發展的現實表明，舊體製下形成的政府與企業職能“錯位”、“越位”、“缺位”三位現象至今並沒有得到根本解決，政府直接幹預企業活動的現象仍大量存在，重塑新型政企關係的任務依然繁重。目前存在的政企不分，不僅限於企業管理上，更深層次的政企不分是企業家與行政官員人選素質上的“政企不分”。其次，從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開始的國企改革，迄今為止仍未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國有企業作為獨立決策的市場主體的地位至今尚未真正確立。此外，我國勞動者的整體素質仍比較低下，而且存在著大量低素質勞動者普遍過剩與高素質人才的普遍短缺、外流並存的嚴峻形勢。由於市場主體的不成熟、不發育，勢必導致其經濟行為的不規範和對市場調節信號反應的不靈敏及政府宏觀調控的一定程度的失效。
（三）供給增長要素的差異
根據世界發展進程的規律，一個國家人均 GDP處於 500 美元的發展階段，也是人口、資源、環境等瓶頸約束最為嚴重的時期。中國目前的供給增長就麵臨著資源短缺、失業人口激增、技術創新滯後等多重要素瓶頸製約。中國在總體上是一個資源並不富裕的國家，是一個人均資源的貧國。人均資源占有量大大低於世界人均水平。人均可耕地還不到0.1公頃，僅占全球人均占有量的32.3%，森林為14.3%，淡水為 28.1%，而人均礦產資源占有量約為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居世界第53位。不僅如此，我國還是世界上人口增長較快的國家，由於人口基數大及人口劇增，一方麵加劇了人口與資源的尖銳矛盾及可持續發展的嚴峻性；另一方麵，也使中國目前麵臨世界上最大的就業競爭。據國家統計局統計預測，我國15歲~64歲人口1995年為8.07億人，2000年為8.05億人，2010年為9.70 億人，2020 年將達到最高峰約9.97億人。從資金的要素供給方麵看，資金供給結構與資金需求結構錯位，從而導致資金供給過剩與資金（需求）短缺並存的悖論局麵，一方麵居民儲蓄有增無減，截止到 2002 年5月底，居民儲蓄存款餘額已達到 8.04 萬億元，同比增長17.6%，增幅比上年同期高出7.6個百分點。另一方麵，我國又是一個典型的資金短缺的發展中大國，資金短缺是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長期性的因素。從而不利於資金資源的優化配置。此外，中國技術創新滯後，從而使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與西方發達國家也存在明顯差距。
（四）供給動力機製的差異
伴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逐步建立及中國改革進入攻堅階段，中國經濟發展、供給增長的主要動力已經從 20 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的特殊的優惠政策推動轉變為普遍的、常規市場機製推動，從而使體製改革從體製外創新為主轉變為體製內創新為主。
自改革初始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中國選擇的是漸進式改革模式，走的是一條體製外創新為主的改革路徑。即在中國傳統體製的外部和邊緣發生一係列的製度變遷，從而湧現一批批充滿活力的市場經濟主體，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鄉鎮企業和三資企業的異軍突起，成了推動中國改革開放20 多年來經濟增長的新的主力軍。這一時期，改革和開放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無法替代的政策“變量”，而且由於改革開放的政策基本上是由政府製定、由上而下地貫徹實施的，因此政府在前一時期的經濟發展、供給增長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在前一時期，國內要素是決定經濟增長速度、產業結構、就業結構的主要的決定性的因素，而外部因素（包括外資和技術引進）則是次要的輔助性的因素。
前一時期，中國漸進式改革模式及體製外創新為主路徑的選擇是由改革初期中國經濟形勢和發展戰略決定的，它是改革初期中國經濟開放搞活的最佳路徑選擇。因為它是一種誘致性製度變遷方式，它是在不損害傳統體製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增進改革者利益。因此，它滿足“帕累托改善”，即滿足使一部分人在新的製度安排下達到福利最大化，而同時不損害另一部分人的社會福利。因此，中國的漸進式改革模式充分獲取和挖掘了現存收益和潛在收益，使非國有經濟的能量得到了充分釋放，從而產生了舉世矚目的供給巨變。
由於中國的漸進改革過程回避或繞開了改革的難點源，一些將產生較大成本的改革措施並沒有被深深觸及，如國企改革、財產製度和產權關係變革、政治體製改革、金融體製改革、社會管理模式的變革等，從而使中國後期的改革進入改革攻堅階段。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體製改革的經濟績效出現邊際遞減趨勢。從1994年開始，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持續下滑，從1994年的13.6%下降到2001年的7.3%。1994年~2001年中國 GDP的增長速度分別為 13.6%、10.5%、9.6%、8.8%、7.8%、7.1%、8.0%和7.3%。在新的改革階段，由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逐步建立、體製外改革的經濟績效的邊際遞減及入世後國際的和外部的各種因素對我國國內經濟運行模式的影響力日益增大，從而使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供給增長的主要動力從特殊的優惠的政策推動轉變為普遍的常規的市場機製推動，政府對經濟幹預的作用和效果將日益減弱，體製改革也將由體製外創新為主日益轉變為體製內創新為主。所謂體製內創新，是指相對於體製外改革而言的，一般將其概括為控製市場經濟目標對計劃體製核心部分———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存量進行根本性改革和重組，重塑新的市場主體，實現資源配置的市場化，因而是一個使國有經濟和非國有經濟都能得到充分發展的製度安排。從體製外改革轉向體製內創新既是新時期中國經濟形勢和發展戰略的必然選擇，也是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因為自改革開放以來，國有經濟無論從發展速度還是經濟效益上都大大低於非國有經濟。改革20多年來國有工業企業增長速度超過兩位數的年份僅占1/3，國有經濟對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隻占 1/3，但卻耗用了2/3的資本資源。因此，將這一部分資本資源進行盤活不僅能對國民經濟增長起到直接推動作用，而且國有經濟與非國有經濟相互結合、相互滲透、實現優勢互補還將產生 1+1&；；gt；2 的疊加效應。顯然，體製內創新是新時期改革的主要路徑選擇。
（五）供給調控性質的差異
市場經濟類型決定著供給調控的性質。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供給調控性質（惟市場效率導向）相區別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決定了我國供給調控的性質必然是在保證市場效率的基礎上，以實現共同富裕為最終目標。
第二節 有效供給不足的治理：標本兼治的對策取向
薩繆爾森曾形象地指出：“市場是沒有心髒和大腦的，因而不能指望市場自身能夠自覺地意識到它所帶來的嚴重的社會不平等，更不能指望市場自身來糾正這種不平等。”（薩繆爾森，1994）因此，適度的政府幹預既是應該的又是必要的。有效供給不足的治理同樣離不開政府的宏觀供給調控。在具體操作過程中，有效供給不足的治理是一項十分艱巨的、複雜的、長期的、綜合性的係統工程，必須采取標本兼治的綜合治理措施。這正如羅斯福在其“新政”中所指出的：“要使病體複原，不僅要治標，而且要治本，這才是上策。”
一、治標之策：擴大需求
鑒於中國目前宏觀經濟運行問題的表象是需求不足、供給過剩，因此擴大需求是治理有效供給不足的治標之策。而擴大需求，首要的是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要致力於啟動經濟內生的持久的需求，即企業和社會的投資需求及居民的消費需求，從而形成對經濟有效而持續的拉動。
（一）提升消費需求
首先，中國目前擴大內需的支點在農村。據有關學者測算，農村居民消費水平比城鎮居民落後10年~15年，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收支中的恩格爾係數 1997 年~1999 年分別為 0.551、0.5343、0.5256，而城鎮分別為 0.464、0.4448、0.4286，兩者幾乎相差近10個百分點。在2000年我國居民消費構成中，城鎮占54.8%，農村占45.2%，而另一方麵，城鎮人口占 36%，農村人口占64%。而中國農村居民每年實現1 000億元最終消費，將對國民經濟產生2 356億元的消費需求。如果使占人口64%的農村人口達到目前城鎮居民的消費水平，則意味著我國市場的規模比現有的擴大近3倍。為提升農村消費需求，具體應注意：重視調整農村生產結構，穩定和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直接增加農民收入；進一步打好農村扶貧攻堅戰，降低農村貧困人口比重；加快農村小城鎮建設；合理引導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的投入，一方麵有利於改善消費環境，另一方麵改善了生產條件，間接地提高了農民收入等。其次，繼續提升城鎮居民消費需求。比如，盡快建立、完善社會保障體係，減輕居民消費的心理壓力，減少消費預期的不確定性因素，增加即期消費；切實提高居民收入，重點應提高消費需求潛力大的城鎮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並使潛在需求變為有效需求；千方百計做好再就業工作；調整消費政策，如取消不合理收費、實施消費補貼、開展消費信貸等，以培養消費熱點，促進消費升級換代，提高城鎮居民消費率；大力促進消費需求的相關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以改善消費環境並直接增加居民收入等等。此外，還應重視適度增加政府消費的力度。政府消費的主體是政府，它在短期內不受消費者心理、收入水平等因素製約，可迅速啟動，並立即產生需求。比如近幾年來，我國幾次大幅度提升公務員工資，就對提升我國居民的消費需求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擴大投資需求
為擴大投資需求，除繼續保持適度的國債投資外，重點或關鍵在於啟動、激活、拉動民間投資。目前的當務之急是貫徹實施好入世後我國政府先後頒布的《關於促進和引導民間投資的若幹意見》、《關於“十五”期間加快發展服務業若幹政策措施的意見》兩個文件精神，徹底清理調整實際工作中那些與文件精神不相符的政策規定，根除對民間投資的所有製歧視，取消不利於民間投資的各種限製性條文，使民營經濟能在融資、征稅、投資、土地使用、人才使用、關鍵性原材料供給、進出口等各方麵與國有經濟、外資經濟處於平等地位，保證民營經濟的合法權益落到實處。同時，針對民間投資的特殊性，我們還應具體注意以下幾個方麵：（1）改善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服務。國有商業銀行應設立專門為中小企業服務的信貸部門；國家應建立一批專門為民營經濟服務的中小銀行等。（2）改善中小企業的融資環境和條件。如支持具備條件的民營中小企業通過發行企業債券、股票上市等辦法直接融資；恢複和建立區域性的證券市場；逐步設立三板市場，發展風險投資基金等。（3）設法切實降低投資人的稅費負擔，將具有抑製投資效應的稅收政策調整為鼓勵投資的政策，如實現生產型增值稅為消費型增值稅的轉型；取消各種不按稅法征稅的辦法和不規範的亂收費、亂攤派；對於個人辦企業，擴大需求，容納就業達到一定標準的，可動用財政債券資金對其項目投資給予補貼，或規定一定年限內給予減免稅的優惠，以支持擴大投資。（4）進一步抓好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破除對民間投資的歧視性製度安排，鼓勵民間資本進入競爭性領域並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5）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改善投資環境，建立健全民間投資權益保護體係。（6）通過抓好政府投資信息網絡建設、發展社區投資信息服務、大力發展民間中介組織等措施，加強投資引導，建立健全民間投資信息服務體係等，從而為民間投資的啟動、激活，創造一個良好的內、外部環境。
二、治本之策：激勵、優化、提升、增大供給，走供給主動之路
由於中國目前的有效需求不足主要是由於供給被動而導致的無效供給過多與有效供給不足抑製所致。因此，中國目前擴大內需、治理有效供給不足的基點選擇或治本之策是激勵、優化、提升、增大供給，走供給主動之路，這也是實現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健康增長的現實選擇。具體應側重注意以下幾個方麵：
（一）調整供給理念
在實行市場經濟的社會裏，在供給與需求的相互關係中，供給總是處於主動服務的地位，即供給必須主動絕對服從於需求。因為所有供給者提供的產品和服務都不為自己的消費而生產，必須出售，隻有能在市場上取悅於需求者，激起需求者的消費欲，才會被吸納，得到支付和實現。一句話，市場的主動權在貨幣（即需求）一方。為此，馬克思曾生動形象地指出：“商品愛貨幣，但是‘真愛情的道路決不是平坦的’。”並說：“商品價值從商品體跳到金體上，像我在別處說過的，是商品的驚險的跳躍。這個跳躍如果不成功，摔壞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供給者應該始終把消費者尊奉為“上帝”，一切圍著“上帝”轉，千方百計地設法提供最優質的產品和服務，以供給主動來贏得消費者的青睞。為此，有效供給不足治理的前提是首先調整供給理念。
轉變供給理念，首先，應轉變政府部門對待消費和消費者的觀念。弱化計劃經濟體製下形成的供給方的“官氣”、“霸氣”，強化消費者的主權意識。政府應站在市場經濟能否有序和高效運行的高度來看待消費者主權的保護，通過全麵的立法，嚴格公正的司法與執法，保護消費者的主權。其次，我國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應盡快徹底摒棄傳統的“以我為主”的供給理念，不僅在流通領域，而且在生產領域，真正牢固樹立“消費者是上帝”的市場供給理念。此外，還應重視健全消費者權益的社會保護機製。如加大消費者協會和質量監督部門的職權，發揮大眾傳播媒介的輿論監督和傳播消費信息的功能，開展消費者運動，健全消費者主權自保機製，從而在全社會培養市場的“文化”意識，通過市場文化的創新，恢複並牢固樹立“消費者是上帝”的供給理念，並使之深入人心，從而為擴大內需、消除無效供給過剩、治理有效供給不足奠定堅實基礎。
（二）優化供給結構
中國目前的供給總量失衡，從更大意義上看，隻不過是供給結構失衡的一定結果和最終體現。其實質是一種結構失衡。簡單的進行總量調控，必然加劇供求總量和結構的失衡。因此，解決無效供給過剩、治理有效供給不足的重點是通過供給結構調整，不斷優化、改善供給結構，從而最終實現我國社會總供求的新的平衡。在具體操作過程中，關鍵是實行優化存量供給與提升增量供給並舉，通過存量和增量的雙重調整來推動總量和結構調整。
1.優化存量供給。在優化存量供給中，針對嚴重過剩的無效供給產品和生產能力，當務之急是采取“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共攜的措施。一方麵，充分發揮市場機製的調節功能，充分依靠市場力量壓縮長線生產部門，淘汰落後企業，從而使一部分企業退出生產能力過剩的部門。同時運用供求規律，按照市場原則降價拋售滯銷品，爭取救活一部分長期物化著的死錢。根據供求規律，商品供過於求，價格下跌，銷量增加；供不應求，價格上漲，銷量減少。中國目前供給過剩，商品普遍供過於求，不少商品不僅質量差，而且價格偏高。因此，在無效存量供給的處理上，大幅度降低商品價格勢在必行。尤其是對於那些質次價高的無效供給品，更應該遵循價值規律，運用價格機製，實行質量差價，具體說來就是實行“優質優價，低質低價”策略，以減少庫存，促進商品銷售。另一方麵，則應依靠國家強製，借鑒資本主義解決供給過剩的做法，對生活消費領域中那些質量不過關、完全不合格及過期的產品，尤其是對於那些危及消費者人身和生命安全的劣質產品，特別是藥品和食品等等，均應堅決銷毀，禁止銷售。
此外，還應重視采取壓縮與發展並重策略，以消除過剩產品、過剩生產能力、過剩生產要素，即重視運用“加減法”來處理存量無效供給問題。一方麵，國家有關部門應積極采取多種措施，通過一係列經濟、法律手段及必要的行政幹預，在廣泛的產業層次上，有計劃、有步驟壓縮長線產品和滯銷產品，淘汰質次、價高、原材料和能源消耗多的落後產品，消除企業過剩的或過時的無效生產能力。現實選擇之一是在更廣泛的產業層次上，有計劃、有步驟、強製性地實施較全麵的限產壓庫計劃，這正如朱鎔基同誌在1999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的：“要繼續壓縮紡織、煤炭、冶金、石化、建材、機電、輕工業等行業過剩的生產能力。”如從1999年開始，我國政府通過財政補貼、核銷呆賬準備金等措施對紡織業實施大力度的“壓錠減員增效”方案，對消除紡織行業的無效供給能力，實現較低水平的供求平衡，從而實現全行業的扭虧為盈取得了較好的成效。另一方麵，應特別注意把壓縮、消除企業的無效供給能力與企業改製、並購、轉產和資產重組等結合起來，在壓縮一些過剩產業的同時，扶持優勢產業的發展、壯大，鼓勵和發展新的產業，從而保持壓縮與發展兩者之間的均衡。另外，我們還應重視加速對企業固定資產的更新改造，堅持淘汰那些質量不過硬的、技術落後的、能耗高的、超期服役的或嚴重汙染環境的機器設備，同時，對一些舊設備抓緊更新等等，從而充分利用我國的資源優勢，加速實現存量資源的優化配置，最終實現優化存量供給的目的。
2.提升增量供給。在提升增量供給中，應側重堅持改革、創新與調整相結合的原則，以增加供給總量，提高供給品質，優化供給結構。具體措施有：
（1）通過體製改革提升增量供給。增量供給的提升和優化離不開高效完善的體製基礎。為從體製上優化供給必須重視進行體製改革。首先，應改革和完善市場體製，充分發揮市場機製在提升供給增量中的基礎性調節作用。其次，完善現代企業製度，其核心是現代產權製度，具體包括產權清晰、產權結構合理、產權具有可流通性、產權製度設置能充分調動人力資本的積極性，即調動企業家和技術創新者的積極性。通過企業製度的創新，真正解決國有企業政資不分、政企不分和兩權分離的問題，使國有企業真正成為市場的主體，從而使供給優化建立在企業體製高效化的基礎上。再次，建立健全國家宏觀調控體製，重點是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推進政府機構改革，理順政府和企業的關係等。此外，還應重視完善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體製等等。
（2）通過技術創新提升增量供給。熊彼特認為，所謂創新，是指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把一種新的關於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組合引入生產體係。技術創新在提升增量供給中具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A。“創造性的破舊永遠是增長最本質的東西。”通過技術創新，可以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極大提高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從而有利於增加市場有效供給總量。這正如克魯格曼所說的，“資本積累並不是長期增長的惟一來源”。“要提高勞動生產率，並不是簡單地為勞動者提供更多的資本就能解決的；那同樣也是技術進步的結果。簡而言之，這既是靈感（技術進步），又是流汗（資本積累）的結果。”也正因如此，熊彼特認為，經濟是由於創新而得以發展，創新是內在的因素，對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創新是現代企業和經濟活力之源，是經濟發展、生產率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驅動力。B。技術創新可以極大提高企業新產品開發能力，從而可以帶來比原來更好的產品供給。C。技術創新可以提高產品質量，從而提高供給品質。D。技術創新可以降低產品成本，從而降低產品（供給）價格，使產品便宜。正因如此，江澤民同誌在黨的十六大所作的報告中指出的：“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一個政黨永葆生機的源泉。”並號召全黨全國人民“大力發揚求真務實，勇於創新的精神”，“勇於和善於根據實踐的要求進行創新。”而建立企業技術創新機製，又需要從投入、體製、政策和法律等方麵采取一係列措施，如加大科技投入；建立全新的現代企業製度；建立起企業創新的市場環境；建立和完善企業創新的宏觀調控體係等。而且技術創新絕不是指所有技術都要進行自我開發研製，自己開發的“有所為”和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有所不為”都可以成為企業技術創新的重要組成部分。
（3）通過結構調整提升增量供給。針對中國目前結構性過剩與結構性短缺並存的市場供給格局，減少無效供給、增加有效供給的一個重要條件和途徑，就是促進供給結構調整，不斷優化供給結構，使供給更加適合人們的需求，力求實現供需平衡。而供給結構調整的實質，是工業生產結構和生產體係的調整，是產業結構內部包括產品結構、技術結構和企業結構等方麵的調整。為此，我們不僅要堅決壓縮長線產品和滯銷產品，淘汰質次價高、原材料和能源消耗多的落後產品，而且要大力拓展和增加社會急需的信息、旅遊、文化教育、市場建設和基礎設施等服務領域的供給；不僅要加快對現有企業的技術改造，采用先進標準，更新和優化產品結構，努力開發有市場需求的新技術、新工藝和新產品，鼓勵增產適銷對路產品，特別是名特優新產品，從而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傳統產業，而且要積極發展新興產業和高科技產業，特別是要有重點地發展信息、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醫藥和環保產業，以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要求；不僅要積極培植優勢產品即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而且要重視實行產品的差異化戰略，按照不同消費者偏好，適應不同消費層次的需求，提供多元化、個性化的差別性產品；不僅要堅決壓縮和淘汰那些不適應市場需求產品的生產能力，而且要重視建立戰略性投資基金，對那些潛在市場需求巨大的戰略性產業給予集中支持，促進規模經營和產業集中；不僅要調整產品結構、產業結構和企業結構，而且要對地區和城鄉經濟結構進行合理調整，促進我國地區、城鄉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不僅要重視產業、產品結構調整，而且要加快發展和完善裝備工業，為產業和產品升級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不僅要著眼解決當前的市場供求問題，而且更要重視提高國民經濟的整體素質和效益，著眼於長遠發展等等。這些也是提高我國國民經濟整體素質，提升增量供給，提高國際競爭力的根本措施。
（4）通過完善產業組織提升增量供給。一方麵，應按照規模經濟的要求關閉那些違反規模經濟原則的小企業，例如小玻璃、小造紙、小水泥、小火電、小煤窯等，從而消除大量低效供給甚至無效供給產生的根源，促進產業的規模經營與產業集中；另一方麵，又應按照競爭原則消除各種壟斷，尤其是行政性壟斷引發的無效供給和低效供給，從而有利於實現社會總供求比例關係的平衡。
（三）提升供給品質（質量）
有效供給必須是商品和勞務符合一定質量要求的供給。馬克思認為：在商品質量上弄虛作假也是非正義的。市場是靠好的產品打開的。尤其是人們的消費需求在數量基本滿足後，對質量的要求會提升到首位。“購買看對象，消費講質量”，已愈益成為人們的消費選擇偏好。中國目前供給過剩、需求不足的一個重要根源之一就是供給質量差。因此，改善、優化供給，必須提升供給質量，這正如鄧小平同誌曾講過的：工業生產特別是出口產品生產，中心是提高質量，把質量擺到第一位。為此，我們應通過係列創新，采取各種行之有效的辦法，大力提高市場供給品質。從供給存量層麵看，為提高供給品質，應注意及時處理過剩產品中質量不合格的產品。具體可采取銷毀、加速固定資產更新及運用價格機製，實行質量差價等措施（具體內容見前麵論述）。
從供給增量層麵看，為了盡可能減少以至杜絕劣質產品的形成，以提高供給質量，主要途徑有以下幾個方麵：其一，在全社會強化質量意識，自覺提高供給質量。企業應通過各種形式和手段，對職工進行在職質量教育和培訓，懂得質量不僅是企業的生命，而且代表一個國家的形象，一個民族的精神，從而堅持始終把質量放在首位，自覺把好質量關。消費者也應提高自我保護意識，自覺抵製購買、使用不合格產品，對已購買的不合格產品，要大膽投訴，使劣質產品無容身之地。政府有關部門則應按照“扶優罰劣”原則，充分履行其對市場供給質量的檢查監督職能，定期或不定期公布質量抽查結果，使優者昌，劣者亡。其二，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利用科學技術提高供給質量。一方麵，大力發展科學技術，能使企業勞動者的技術水平不斷提高，企業的機器設備加以改良、提高，從而更先進、精密度更高，企業對原材料選擇的範圍更大，質量更好；另一方麵，科技進步還可以使企業運用先進的管理技術和管理手段，對生產過程進行嚴格的質量監控和檢測。所有這些進步，都會使企業提供的產品的性能更好，使用壽命延長，安全可靠性增強，外型更加精巧美觀。一句話，市場的供給質量更好、更高。為此，要大力發展教育科學文化事業，有計劃地培育大批的科技人才，並充分調動廣大科技工作者的積極性、創造性和主動性，同時與吸收、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相結合，從而大力提升我國的科學技術水平。其三，狠抓對供給質量的科學管理。從微觀層麵看，要建立健全企業內部的質量管理運行機製，加強對企業生產的整個過程和一切方麵的質量管理。比如，完善普及全麵質量管理，從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進廠到產品設計、製造、檢驗、成品出廠以及售後服務，建立一整套嚴格的質量管理製度；建立嚴格的質量責任製，明確企業各有關部門、各級各類人員在保證和提高產品質量中所承擔的職責、任務和權限，在此基礎上建立起正常的生產、工作秩序；實行質量否決權製，以質量的好壞來衡量企業一切工作的績效高低；建立完善的質量跟蹤製；建立完善的質量監督體係，包括對產品的適應性、可靠性進行監督，對廢次品進行監督，對產品設計、加工、保管的全過程進行質量監督等等。從宏觀層麵看，則應加強政府對供給質量的宏觀指導和監督管理。比如，幫助企業有針對性地采取改進措施、支持企業技術創新和技術改造；推動企業自身開展質量自查活動；深入開展打假鬥爭等。其四，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用競爭機製提高供給質量。市場經濟是一種競爭經濟。競爭在提高供給質量方麵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而且這種功能是自發的、長期的。一方麵市場競爭提高了供給質量，另一方麵，供給質量又增強了市場競爭力。工業發達國家的商品質量高，激烈的市場競爭是其中重要的根源之一。為此，我們應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打破行業壟斷和地區封鎖，打破企業所有製性質的界限，讓我國企業之間展開充分競爭，從而極大提高市場供給質量。其五，加強供給質量法製建設，依靠法製手段提高供給質量。健全、完善的法製機製是提高供給質量的重要保證。為此，我們必須加強供給質量法製建設，除重視建立、健全相關法律製度外，重點是堅決遏製和糾正“地方保護主義”、“以政代法”、“以情代法”、“以錢代法”等現象，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從而為提高供給質量提供法律保證。
（四）疏通供給渠道，拓展供給空間
馬克思主義再生產理論認為，社會再生產有四個環環相扣、互為因果的環節———生產、分配、交換、消費，這四個環節在動態中相互依賴，相互製約，每一個環節都與其他三個環節矛盾著，既受其他環節製約，又都製約其他環節。而市場流通不暢和流通滯後，就是造成中國目前供需脫節，妨礙潛在消費需求實現的重要因素。在有效供給不足的治理過程中，我們還要重視深化流通體製改革，加快發展流通產業，改變流通業與我國工業化水平及國民經濟整體不協調的滯後狀況。主要措施有：其一，打破地區間市場封鎖，建立一個政治上統一的、經濟上開放的、管理上規範有序的國內外統一市場體係。這正如江澤民同誌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所指出的：改革流通體製，健全市場規則，加強市場管理，清除市場障礙，打破地區封鎖、部門壟斷，盡快建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係，進一步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其二，進一步建立、完善城鄉商品零售網絡，為居民購物和接受服務提供便利條件。特別應大力拓展農村市場，增加商業網點，完善服務配套體係，為農民及時提供適銷對路產品。其三，重視改善與消費環境有關的基礎設施建設，包括道路、輸電線路、通訊設施等等。
（五）轉變供給方式
為激勵、優化、提升、增大供給，在供給提供方式上，則應注意盡快實現從粗放型的數量擴張的供給方式轉變為集約型的整體素質提高的供給方式，切實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到集約型的轉變。為此，對供給管理的主要任務就是限製供給數量的過快擴張，調整供給結構，提高供給質量。
（六）重構供給主體
從某種意義上講，市場經濟應該是一種“草根經濟”。“微觀”的基礎打得越牢，宏觀經濟才越能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宏觀”的調控也才越起作用。因此，有效供給不足的治理還離不開供給主體的重構。一方麵，加快製度創新，大力構建起靈活地適應市場、不斷創新、不斷自我調整和自我完善的、靈活地調整產品結構的微觀市場主體是當務之急。為此，應加快企業體製改革，其中重點或關鍵是搞好國企改革。一切國企均應嚴格實行市場經濟所需要的現代企業製度，在現代企業製度基礎上完善市場主體的製度構建，真正形成強有力的市場經濟的競爭主體，從而為增加有效供給提供強有力的供給主體。此外，還應重視國民的整體素質的提高。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供給質量過關，首先要靠人的“質量”過關。人的“質量”就是人的素質。西奧多·W·舒爾茨也曾說過：“高收入國家和低收入國家經濟現代化的共同內容是，耕地的經濟重要性在下降，而人力資本，即知識和技能的經濟重要性在提高。”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改進福利和發展經濟的關鍵因素“不是空間、能源和耕地，而是提高人口質量，提高知識水平。”並認為，“知識是人力資本的一種形式，而人力資本是增長的發動機。”為此，我國必須高度重視人力資本，強化人力資本投資戰略。主要途徑包括：加大對科教事業的投入力度；普及國民教育，強調創意思維，重視職業培訓；搞好衛生保健工作，健全完善衛生保健體係；完善流動人口管理，促進勞動力合理流動；進一步做好引進智力工作等等。另一方麵，加快政治體製改革，努力培育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精幹高效的宏觀市場主體。政治體製改革的重點是政企分開，切實轉變政府職能，重塑新型的政企關係，即政府作為宏觀經濟管理者，不再直接幹預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而是通過宏觀政策運作來約束或引導企業行為，並因此把微觀經濟活動與宏觀調控目標銜接起來。而企業作為市場主體，完全按照市場規律和既定規則進行自主投資和經營，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過程中，為社會創造有形財富和無形財富。政府在經濟建設中最重要的職能就是製定必要的規則，並根據這些規則來維護市場秩序。通過完善、健全政府供給主體，一方麵可以增加製度供給，另一方麵可以為社會非製度供給的增加提供一個良好的外部運行和發展環境。加快政治體製改革，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主要包括：進一步精簡機構，提高機構運作效率；進一步探索國有資產管理及運作方式，以實現政資分開和政企分開；進一步建立和完善公務員製度，提高公務員收入，並通過完善法製，消除腐敗等等。
三、重要保證：重視相應的配套改革措施
有效供給不足的治理是一項十分艱巨的、複雜的、長期的係統工程。在現實的操作過程中，還應重視進行相應的配套改革措施。比如，（1）加強對供給問題的理論研究，長期以來，我國在政策實踐上重視供給的重要性，但在理論上卻忽視了供給的重要作用，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落後於實踐，因此，我們應重視加大對供給問題的理論研究，包括國家統計部門提供的經濟統計數據一方麵要精確，另一方麵要完整等。（2）加大城市化戰略實施步伐，提高城市化水平，因為城市化與供給增長存在著明顯的正相關關係，據報道，目前世界上主要發達國家的城市，以2%的國土麵積創造了97%以上的社會財富。中國現有的 600 多個城市以0.43%的國土麵積創造了68.6%的 GDP。（3）調整收入分配政策，通過完善個人所得稅製、開征遺產稅、財產稅等措施，適當縮小國民收入分配差距，建立、完善相對公平的分配製度。（4）加快戶籍製度改革步伐，徹底拆除勞動力流動的製度障礙，從而使“中國最終要發展成為一個‘跨省流動的一體化國民經濟’”。（5）整飭信用，構建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信用經濟新秩序。（6）加強法製建設，建立、健全、完善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法律體係。（7）摒棄傳統的經濟發展觀，重視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始終正確處理好經濟發展同人口、資源、環境的關係，實現經濟、社會與自然界之間的協調持續發展，走可持續供給之路等等。
第三節 有效供給不足治理的國際經驗
經濟增長是經濟學家和各國政府公認的一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目標。鄧小平則強調指出：中國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是要靠自己的發展。發展才是硬道理。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並認為：世界上一些國家發生問題，從根本上說，都是因為經濟上不去。為了追求、實現經濟增長，增加供給，各國政府和人民一直在做著不懈的努力。一般說來，在優化、激勵、增大供給的實踐操作過程中，世界各國都有其各自成功的經驗，也存在各自的一些問題及應吸取的教訓。因此，在有效供給不足的治理問題上，進行橫向比較，對於認識我國存在的問題，提高選擇的起點，擴大選擇的範圍和視野，評論各種選擇的後果均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通過對國際有效供給不足治理中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的比較，還可以生動地為我國有效供給不足的治理提供參照，從而有利於進一步提高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起點。毛澤東同誌說，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量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和管理方法。但限於本人資料收集及篇幅所限，本節僅對幾個主要代表性國家在治理有效供給不足中關於無效存量供給的處理、財政啟動經濟、結構調整、就業供給的治理及規範經濟秩序等方麵的一些做法予以簡單的評介。
一、一些國家處理無效存量供給的主要做法
曆史地看，自1825年以來，資本主義周期性地爆發經濟危機。而經濟危機最顯著的表現之一，就是供給過剩，大量商品積壓，賣不出去。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在危機期間，發生一種在過去一切時代看來都好像是荒唐現象的社會瘟疫，即生產過剩的瘟疫。”為緩解過剩危機，在經濟危機期間，資本主義國家在無效存量供給問題的處理上，除運行供求規律，實行削價處理外，一般普遍采取銷毀及加速固定資產更新等做法。
一方麵，為緩解生產相對過剩危機，資本家通常采取銷毀一部分商品，或破壞一些已經形成的生產力的措施。比如，在1929年~1933年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危機中，1933年美國有420多萬公頃（1 040 萬英畝）的棉花在棉田中割倒，640 萬頭豬被拋入密西西比河，大量的玉米和小麥作為機車和鍋爐的燃料。在英國、德國、巴西等國家，把大量柑橘、沙丁魚、咖啡拋到大海，其中，巴西毀掉咖啡2200 萬袋，約合全世界全年的消費力。此外，工業資本家還大規模毀壞機器設備。在危機期間，美國、英國、法國和德國分別拆毀高爐 92 座、72 座、28 座和10座。過去，我們對資本主義在危機期間銷毀商品的做法給予根本否決。但現在看來要進行具體分析。首先，銷毀商品和破壞現成的社會生產力無論如何都是一個損失，都是對社會資源的浪費，況且在商品大量過剩甚至人為大量銷毀的同時，廣大勞動群眾的需求卻得不到滿足，這充分反映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驚人矛盾及不合理。其次，資本家是理智的管理者，是人格化的資本，有利才會幹，無利是不會幹的。在處理過剩問題上，在保留還是銷毀過剩存量供給上，資本家選擇銷毀是一種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此外，在危機期間，被資本家銷毀的商品，一般是使用價值難以長期保存的供給品，如牛奶、咖啡、牲畜等。被炸毀的現成社會生產力一般也是技術落後、比較陳舊的設備。顯然，我國對於無效存量供給的處理，尤其是對於無效存量供給中質量不合格的產品，可以而且應當借鑒資本主義銷毀商品的做法。事實上，我國紡織行業的壓錠，已經有了明顯的效果。尤其是對於生活消費領域中那些質量不過關、（完全）不合格、過期的產品，特別是對於那些危及消費者人身和生命安全的無效存量供給品，尤其是藥品和食品，則更應堅持全部予以銷毀。
另一方麵，進行固定資產更新也是資本主義走出危機，處理無效存量供給的重要舉措。這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資本投下的時期是極不相同和極不一致的，但危機總是大規模新投資的起點。因此，就整個社會考察，危機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個周轉周期的新的物質基礎。”這說明固定資本的大規模更新，既為危機過後社會生產的恢複和發展，為複蘇和高漲階段的到來提供了物質條件，同時，它又為下一次生產過剩危機的到來創造了物質基礎。顯然，加速固定資產更新對於我國無效存量供給的治理也極具借鑒意義。其一，造成我國供給過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不合理。而顧名思義，固定資產更新是用新的機器設備更新舊的機器設備，其實質就是用高科技、高質量的機器設備更新相對來說科技含量較低、質量較差的機器設備，這有利於對不合理的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進行調整並使之趨於合理。其二，加速固定資產更新會造成新的需求，有利於帶動就業供給。其三，新的機器設備的使用，會使社會生產力得到發展，造成新的繁榮。其四，供給過剩階段生產資料價格低，此時進行固定資產更新對企業也最為有利。因此，在對無效存量供給的治理過程中，我們應重視加速固定資產折舊，對於那些質量不過硬的、技術落後的、能耗高的、超期服役的、嚴重汙染環境的機器設備等等，則都應禁止使用。
二、美英日德等國財政啟動經濟的主要做法
財政啟動經濟是一些發達國家治理有效供給不足的主流政策取向。
（一）擴大政府公共支出
麵對近幾年來世界經濟增長趨緩的背景，擴大政府公共支出是西方發達國家刺激經濟增長的重要政策。比如：（1）英國政府針對1998年以來出現的經濟不景氣跡象，從1999年起擴大預算，增加公共支出。2000 年預算總額為3 492 億英鎊，比 1999年增加178億英鎊，扣除通脹因素，實際增長3%。新預算將在未來三年中增加總額為60億英鎊的購買力。（2）日本政府為刺激經濟增長，大幅度增加公共投資。1998 年下半年就編製了一項以擴大公共投資為主要內容的補充預算，預算總額為8.1萬億日元，其中用於公共工程和設施建設的預算達4萬億日元，地方政府配套資金達到2.8萬億日元，總金額達6.8萬億日元。1999年度財政預算又增長 5.4%，其中，增發國債 31.05 萬億日元，為1998年度的兩倍，而用於公共投資的費用達 9.43萬億日元，還有5 000億日元公共工程建設備費用，用於尚未最後確定的建設項目。（3）德國政府自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在增加政府采購和擴大公共工程支出方麵均有較大的舉措。（4）而美國早在羅斯福“新政”時期，政府就利用赤字政策解決大危機以後的失業問題。
（二）減稅
1998年，日本政府先後兩次提出總額為 4萬億日元的削減個人所得稅和居民稅的措施。該措施被稱為特別減稅，減稅期限為1998年度。1999年3月又通過稅製改革新法案。減稅總額達9.4萬億日元，其中個人所得稅和居民稅的最高稅率從65%減到50%；企業法人稅的最高實際稅率從46.36%降到40.8%，中小企業還享受另外的減稅優惠。此外，日本政府還製定了購買住宅減稅政策，鼓動消費者購買住宅。消費者購買住宅所需資金可以從“住宅金融金庫”等機構借貸，每年償還數額從應稅額中扣除。據有關方麵測算，實施購買住宅減稅政策後，每年可望增加10萬套住宅需求。而進入21世紀以來，減稅發展已成為一般世界性潮流（見第八章的相關論述）。其中布什減稅案尤為引人注目。據報道，小布什入主白宮後立即提出了16 200 億美元的10年（2002~2011財年）減稅計劃。減稅的目標是使納稅者可支配資金增加，從而刺激經濟增長。
（三）積極培育市場主體，有效發揮供給主體在財政刺激經濟中的基礎性作用
企業是市場競爭的主體，是宏觀經濟管理的微觀基礎。在市場經濟下，政府主要通過市場調控企業行為。隻有企業能夠對政府的宏觀調控做出靈敏及時的反映，政府宏觀調控才能得以奏效。為此，西方國家非常重視企業製度建設，充分發揮市場主體在財政啟動經濟中的基礎性作用。比如，美國政府十分重視放鬆管製，促進競爭，鼓勵公司擴大投資。20世紀 90年代美國企業投資的平均增幅達11%，1998年達到17.5%，這是美國過去50年中企業投資增長最強勁的時期。在企業投資中，尤以高科技投資最為突出，自 1991 年以來年均增長 19%，1998 年增幅達到32%。再如英國政府自 1998年以來，就采取多項措施促進企業發展。主要有：將公司稅的中心稅率下調 1個百分點，從 31%降低到30%；推行一項“股票全員化”的計劃，規定公司雇員購買本公司股票將不納稅，持股票3 年以上，股票收益免予征稅；對創辦新企業將給予不超過價值10萬英鎊股票的獎勵；政府將實施支持中小企業研究和開發新產品的稅收信貸政策；政府將成立麵向小企業的服務機構，提供貸款保證和電子商務等谘詢；實施“全國信息產業化戰略”，幫助所有企業適應信息時代的產業發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