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西方發達國家財政啟動經濟的以上主要做法對我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進行結構性減稅及加快國企改革，推進建立現代企業製度，構造宏觀經濟有效運行的微觀基礎等方麵均極具借鑒意義。
三、美德韓等國的產業結構調整的主要做法
（一）美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及其特點
曆史地看，美國的經濟發展和結構演進，依次經曆了 1776年~1884年的工業化前期階段、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第二次產業革命的工業化早期階段、20 世紀初期至 20 世紀50年代完成工業化、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向工業化後期階段發展等階段。在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尤其進入20世紀90年代，美國產業結構的演進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並呈現出以下特點：
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高技術產業蓬勃興起，成為美國經濟增長的新支柱。美國信息技術產業涵蓋的信息技術和信息服務業包括四個基本行業：硬件業、軟件和軟件服務業、通信設備業、通信服務業，其產值占 GDP的比重高達 75%以上，信息產業的就業比重從 20 世紀 80 年代初的 51%上升到 20 世紀 90 年代的65%。
信息技術的發展及其在各經濟部門的廣泛應用，促使美國產業結構不斷向高級化、信息化方向發展。信息技術以其高度的創新性、滲透性、倍增性和帶動性，不僅使信息產業成為 20 世紀90年代美國經濟的主導產業，帶動一係列關聯產業的產生與變化，而且被廣泛應用於各個經濟部門，特別是對傳統產業的改造，觸發了產業結構的深刻變革，原有的產業和部門不斷發生分化和重組，一些傳統的工業部門逐漸衰退，另一些則在注入新技術後重獲生機。
美國經濟在繼十年快速增長後減速，出現回落、衰退現象，其產業結構的調整任重而道遠。由於信息網絡技術的飛速發展及其廣泛應用，導致美國勞動生產率空前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增強了投資者的信心，“信心”又借助於因特網的同步傳遞效應被成倍地放大，投資信心倍增的結果是美國投資長期超高速增長。過度的投資使該領域的生產能力過剩，結構性矛盾愈發激化。反映在股市上就是資產膨脹泡沫的破滅，特別是網絡科技股神話的一一破滅。股市下跌使支持美國經濟增長的財富效應大打折扣，消費者信心受挫，消費支出大量減少。企業資產縮水、籌資困難、銷售不暢、效益下滑，嚴重影響了設備投資和開工率。投資和開工不足導致了失業率上升，失業人口的增加又削減了消費開支。消費與投資需求不旺、生產連續下滑、失業率快速上升、金融市場動蕩不定等等，這一切預示著美國經濟步入回落、衰退階段。而2001年發生的“9 · 11 事件”無疑給本已衰退的美國經濟狠狠一擊，加重了衰退，導致消費者信心進一步下降，對航空業、旅遊業、保險業等經濟部門造成重大打擊，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美國經濟的發展。要擺脫衰退、複蘇經濟，美國產業結構的調整任重而道遠。
此外，美國政府在企業技術改造資源配置方麵起主導作用（雖然在市場經濟國家，主要是市場機製調節資源配置）。美國政府為鼓勵企業進行技術改造，重視從以下六個方麵采取鼓勵企業技術改造的調節資源配置政策：（1）美國於 1962 年頒布了《技術改造投資抵免所得稅法》，一直沿用至今，其性質相當於我國原來實行的“稅前還貸”政策。我國有人以不符合國際規範為由反對“稅前還貸”這種說法沒有根據。（2）美國於1981年頒布了《經濟複興稅法》，規定企業當年開發研究費用支出超過前三年的平均值，其增加部分的 25%可減免稅收。這比我國“稅前還貸”政策更優惠。（3）美國允許企業把應課稅的盈利撥出一部分，用於建立企業投資儲備金，由企業用於特殊投資。（4）美國頒布的《投資法》規定企業開發新產品，政府給低息7%貸款，比一般利息低6個百分點~8 個百分點。（5）美國有些州規定，企業購置新設備，州政府補貼7%；企業購置新技術的設備，州政府補貼30%。（6）美國州政府的財政部門發行工業開發債券，其收入以低息貸給企業使用。
（二）德國遏製重複建設的經驗
嚴重的重複投資在德國並非沒有，隻不過這種情況較少而已，因為沒有政府強行保護，過多的生產能力很快就會被市場淘汰。概括起來，德國遏製重複建設的措施主要有兩條：一方麵，產權關係明確，投資機製健全。德國非自然壟斷行業的企業均為私營企業，企業投資完全自主，企業投資時一般均相當慎重，均要預先進行市場調查，對投資項目的前景進行反複評估。企業投資時往往擁有較高比例的自有資本，銀行貸款比例不會太高。銀行有一套完善的貸款風險控製機製，對貸款項目作評估。如果一個行業已經生產能力過剩，產品的市場前景不妙，企業不可能得到貸款。對政府而言，任何一項產業投資都能帶來稅收，提供就業崗位，隻要對環境沒有損害，政府則不予幹涉。由於沒有政府強行保護，即使有過多的生產能力，也很快會被市場所淘汰。另一方麵，完善的法製環境。德國的法律體係起著清道夫的作用，盲目投資的企業會得到迅速的懲罰。如果企業沒有足夠的資金，一旦產品銷售困難，企業缺乏資金，無力支付應付款項，企業就會被法院宣布破產。如某種產品已經供過於求，買方市場的客戶不會預付大量貨款給生產商做周轉用，設備供應商也不可能容忍客戶長期拖欠貨款。在成熟的市場經濟體係中，企業必須擁有較為正常的現金流量，否則就隻有破產一條路。這種反應敏捷的法製環境會強製競爭力不強的企業破產，在較短的時間內清除市場上過多的剩餘生產能力，使市場秩序恢複正常（陳秋良，2002）。
（三）韓國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主要做法
韓國政府非常重視產業結構的調整。為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其主要政策措施有三條：其一是針對三大產業群，製定差別化的發展戰略。對於傳統的製造業，韓國政府的策略是扶持核心主力業種，通過向周邊國家轉移次要落後的業種以實現傳統產業的結構升級；對於新技術產業，則通過高速發展不斷提高其在整個產業中所占的比重；對於服務業，最大限度地發揮市場功能，不斷發掘新的增長機會，並使知識型服務業朝著有助於製造業的方向發展。其二是重點支持高新技術開發。韓國產業資源部計劃對IT（信息）、BT（生物）、NT（納米）、ET（環境）和CT（文化）等“5 T”領域的技術開發進行重點支持。從2001年到2005年，韓國政府將對以上5 個領域投入10 兆韓元（1美元約合1 300韓元）的研發資金。其三是培養高級人才，保證新技術產業的持續發展。據預測，隨著新技術產業的高速發展，到2005年韓國的科技人才缺口將達到18 萬人。為克服這一瓶頸，韓國政府日前出台了《國家戰略領域人才培養綜合計劃》，鼓勵各大學加強新技術領域的教學力量。另外，從 2002 年到 2005年，政府將投入2.24兆韓元專門支持高級人才的培養。
鑒於中國目前結構性過剩與結構性短缺並存的結構性矛盾，顯然，結構性調整不僅是治理我國目前有效供給不足的根本舉措或關鍵所在，而且是我國“十五”經濟發展的主線和重中之重。而在結構調整的具體操作過程中，美國政府重視高新技術產業的調整升級、德國政府通過投資體製和法律體係來遏製重複建設的經驗及韓國政府在結構調整中堅持“老產業”慢走，“新經濟”快行等做法都值得我國借鑒。
四、法美德等國治理就業供給的主要做法
失業問題是現代各國政府所麵對的最大頑症。充分就業是經濟學和各國政府公認的宏觀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為減少失業，擴大就業，各國政府和人們一直在做著不懈的努力和探索及實踐。
（一）法國促進就業的主要措施
近幾年來，法國政府在減少失業、促進就業方麵主要采取了以下兩大措施：一方麵，製定“青年就業計劃”，開辟新的就業渠道。通過國家支持的方式，鼓勵公共部門、教育和治安等部門招收18歲至 26歲的青年。據法國就業部門提供的數字，1998年底，“青年就業計劃”已創造新的就業崗位 15.85萬個，從業青年所擔負的工作包括家政服務、環境保護、大眾教育、文化教育、住房及生活環境維護、旅遊、中小學教育輔助、安全助理等，他們的工作或適應了社會生活中出現的新需求，或使原有的社會服務更加全麵完善。另一方麵，大力推行每周 35 小時工作製，分部門、分企業地進行勞資談判，通過縮減工作時間，保住進而創造就業機會。從 1998 年 6月至今，全國已有 2 600 多家企業與職工簽訂協議，包括法國航空公司、法國電力公司、法國煤氣公司、大眾銀行集團等這樣的大企業，保住和創造就業崗位共約40萬個。據法國經濟形勢觀察所預測，在 1999 年和 2000年兩年裏，35小時工作製的實施可創造就業機會共18 萬個。盡管法國經濟增長步伐放慢，但“青年就業計劃”和 35小時工作製，使1998年~2000年法國就增就業崗位可達100萬個。
（二）美國政府的擴大就業，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做法
美國為擴大就業，在就業政策上，則著重采取增強勞動市場靈活性、大力促進就業的政策，並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據統計，自1993年以來，至1998年，新增近1 800 萬個就業崗位，失業率從1992年的 7.5%降到 1998 年的 4.5%，為 30 年來最低紀錄。與此同時，在1996年和1997年兩次將美國工人的最低工資標準從每小時4.25美元提高到5.15美元，從而使約1 000萬個低收入工人受益。
（三）德國政府的“胡蘿卜加大棒”就業政策
德國總理施羅德為了保證競選連任，在 2002 年4 月委托以彼特·哈爾茨為首的15人專家委員會，經過幾個月的調查研究，於2002年8月中旬向政府提出了一個徹底改革德國就業政策和大幅度降低失業率的報告。其中心思想就是：“調動個人積極性，胡蘿卜與大棒雙管齊下”。為此，該報告建議成立“就業服務中心”，其任務旨在把勞動、社會救濟、青少年管理、住房管理等機構涉及失業部分的權力集中到一起，使“就業服務中心”成為失業者服務的總歸口單位，實行一條龍管理。企業則應該將所有職位空缺向“就業服務中心”備案，並通過“就業服務中心”強製性地讓失業者盡快就業。如果領取失業救濟金者以某種理由（如工作地點離家太遠、工資太低及大材小用等）拒絕“就業服務中心”介紹的工作或拒絕再就業培訓，就會減少其失業救濟金，從而使失業救濟製度不應該是現在那種不願工作的個人的“避難所”，而應該是成為失業者尋找新工作的橋梁。顯然，它是一種就業政策的創新，並具有普遍的推廣價值和借鑒意義。
中國目前的失業問題不僅嚴重影響到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使得大量勞動資源在時間流逝中浪費掉，而且也容易造成社會的不穩定。因此，化解失業問題，是中國目前政府最為繁重的任務。為化解中國日益嚴重的失業問題，法國政府的重視解決青年（勞動力）就業問題，及調整工時製度，通過進一步減少工時，降低勞動參與率，壓縮勞動力供給，減少就業壓力；美國政府的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尤其是德國政府的“胡蘿卜加大棒”的就業思路創新等做法對我們就業極具借鑒意義。比如，我國也可以在現有“再就業服務中心”操作中，通過政策創新，進一步完善再就業服務中心的功能，從而建立起一個類似德國的“就業服務中心”，一方麵為失業者提供種種再就業的服務，另一方麵以立法的方式賦予就業服務中心強製性的讓失業者重新工作的權力，也就是通過降低社會保障、降低或停止最低工資標準發放、“強迫介紹工作”等方式逼迫失業者去工作。據悉，類似的舉措已在廣州等城市實施。從而不僅增加城市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而且有利於調整勞動力市場的工資水平，解決城市下崗工人失業問題。總之，解決失業問題，必須以調動勞動者個人的積極性為根本宗旨，隻有這樣，多層次的勞動力市場體係才能形成，中國的失業問題才會迎刃而解。
五、西方發達國家整治、規範經濟秩序的主要做法
規範的經濟秩序是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重要載體。西方發達國家在規範經濟秩序方麵，其最基本的做法主要表現在反對壟斷，鼓勵競爭；保護消費者權益；規範新興市場行為等三個方麵。此外，西方發達國家規範經濟秩序的基本手段就是立法，通過建立有效的法律基礎結構而對經濟活動與經濟組織進行有效管理。顯然，西方發達國家規範經濟秩序的以上做法對整治、規範我國目前的市場秩序混亂局麵，尤其是日益嚴重的信用缺失問題也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鳥有巢，人要房，安居樂業是中國老百姓的樸實理想。住房是中國人最注重的耐用消費品。而房地產業又是集地產與房產開發、物業管理為一體的產業，對國民經濟其他相關產業具有很強的帶動作用，具有很強的後關聯效果。據有關資料顯示，房地產業對其他產業的帶動值為 1∶3，就業帶動值為 1∶2，投入創造需求比為1∶1.7.房地產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國早在 1996 年 7 月，就正式提出全麵啟動住房消費，把住宅建設培育成國民經濟的新增長點，以此帶動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此後，中央有關部門從各個方麵采取了一係列旨在促進住宅建設發展與刺激住房個人消費的政策措施。但住房消費至今仍未完全真正啟動起來。症結在於，房地產市場無效供給過多，有效供給不足。
一、中國目前房地產市場的供給現狀
（一）中國目前房地產市場供給現狀的表象：供給過剩
我國房地產市場的供給過剩開始於 1993年以後。受鄧小平南巡的影響，在宏觀經濟形式看好、中觀產業政策推動、微觀開發商積極投入的背景下，1992 年中國房地產業得到空前發展，成為名副其實的“房地產年”。據統計，1992年全國房地產投資增長率由 1991 年的 6.34%猛增至 117%，房地產投資額高達7 323億元；全國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3 000 幅，共 2.2 萬公頃，分別是1991年前出讓土地總和的3倍和11倍；全年共建住宅近2億平方米，商品房銷售年增長率由 1991 年的 17.85%猛增至79.34%。但到了1993年 7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針對 1992 年以來房地產業發展中存在的“泡沫”成分過大等較嚴重的問題，發布了《關於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對房地產業采取了一係列加強宏觀調控的政策措施，全國各地的“開發區熱”和“房地產熱”迅速降溫，房地產市場出現低迷，從1993年以後，全國商品房地產的空置麵積呈現逐年擴大之勢。據統計，我國商品房的空置麵積 1995 年是 5 040 萬平方米，1996年為6 624萬平方米，1997年為 7 805 萬平方米，1998 年為8 773萬平方米，1999年底達到了 9 000 多萬平方米（陳菁泉，2001）。目前，我國房地產市場供大於求的現象仍十分嚴重，商品住宅大量積壓。全國商品房空置麵積現已達到創記錄的9 124萬平方米，積壓的總市值將超過 2 000 億元。倘若加上私租公房、一戶多套等現象，則目前我國閑置的住房應該不少於1億平方米，相當於全國城市住房麵積的 5%以上。另據最新統計，2002 年 1 月~11 月，全國商品房空置麵積同比增長12.6%，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10個百分點。其中，空置商品住宅同比增長12.2%。而據“國房景氣指數”顯示，我國空置商品房占壓資金已超過2 500億元，居各行業不良資產之首。我國房地產市場供給過剩形勢之嚴峻，由此可見一斑。
（二）中國房地產市場供給過剩現象的實質：有效供給不足
進一步分析，中國目前房地產市場的供給過剩隻是問題的表象，問題的實質卻是無效供給過多或有效供給不足。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1.住房供給水平仍然低下。一方麵，我國居民人均居住麵積與其他國家尤其是與國外發達國家的人均居住麵積相比，仍存在著很大的差距。據統計，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居住麵積 1978 年為3.6平方米，1985 年為 5.2 平方米，1986 年為 6.0 平方米，1990年為6.7 平方米，1995 年~2000 年則分別為 8.1 平方米、8.5平方米、8.8平方米、9.3 平方米、9.8 平方米和 13.6 平方米。農村人均居住麵積1978年為8.1平方米，1985年為14.7平方米，1988年為15.3平方米，1990年為17.8 平方米，1995 年~2001 年則分別為 21.0 平方米、21.7 平方米、22.4 平方米、23.3平方米、24.2 平方米、24.8 平方米和 25.7 平方米。中國目前的人均居住麵積為 20.4 平方米。此外，與發達國家相比，目前中國城鎮居民的住房水平還比較低，目前在全國城市中還有156萬戶家庭缺房，其中家庭人均建築麵積在8平方米（人均居住麵積在4 平方米）以下的住房困難戶還有35萬戶，在不少城市甚至存在一定數量的需要改造的危房。我國尚有1.5億平方米危舊屋需要改造。而據來自建設部的有關信息，在20世紀90年代初，發達國家的人均住房建築麵積是：美國60平方米，英國38 平方米，德國 38平方米，法國37 平方米，日本31平方米。高收入國家人均住房建築麵積平均達到46.6平方米，低收入國家為8 平方米，中低收入國家為17.6 平方米，中等收入國家為20.1平方米，中高收入國家為29.3平方米。比較而言，中國目前的人均住房建築麵積隻相當於10 年前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
另一方麵，我國住房消費需求潛力巨大。其一，世界各國的經驗表明，在人均麵積達到30~35平方米之前，該國將保持較為旺盛的住房需求。據預測，2010 年我國人均居住麵積將由目前的20.4平方米增加到35平方米，戶均擁有住房麵積將由目前的70平方米增加到90平方米~120平方米。2001年~2010年全國預計新增住房麵積為55億平方米~60億平方米；其二，我國每年大約淨增人口 1 300萬左右，在“十五”期間大約有1 350萬對新婚夫婦需要住房；其三，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對新增住宅有巨大需求。中國目前的城市化水平大約是 36%，而國際經驗表明，城市化程度進入到 30%~60%之間，是房地產市場的高速發展時期。據專家預測，今後 50 年我國城鎮人口將增加到 9.6億，需淨增新建住宅 150 億平方米，加上現有的 60 億平方米，2050年我國城鎮的住房將達 210 億平方米；其四，流動人口的不斷膨脹對租賃住宅的需求不可低估。據預測，到2010 年，我國流動人口將從目前的8 000萬人增至1.6億人，按人均居住最低標準2平方米計算，則需要為新增流動人口建造約為3.2平方米/人的租賃住房，每年需開發建設 3200 萬平方米以上的租賃房屋；其五，居民消費結構升級變動將對住宅需求提出更高的要求。根據國外經驗，居民在滿足“吃、穿、用”需求後，對“住與行”的需求將明顯上升。不僅對住房需求的數量越來越大，而且對住房質量和功能的要求也會越來越高。據預測，目前我國城鎮人口3.7億，如按2010年每人增加居住麵積2平方米，則需增加住宅麵積14.8億平方米，未來10年需新建住宅 1.4 億平方米。此外，入世也必定帶來房地產市場需求的較大增長。
2.住房供給結構不合理。主要表現在住房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脫節，一方麵高級寫字樓、高級別墅等住房嚴重積壓，另一方麵，普通經濟適用房供給嚴重不足，麵向中低收入和最低收入家庭的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供不應求，從而尚未真正形成一個品種齊全、各種收入的家庭均能擁有自己住房的市場。
3.住房供給質量的缺陷。住房質量，從廣義上講，不僅包括住房建設本身的工程質量，而且還包括住房的使用功能質量、環保質量和售後的服務質量等方麵。據報道，由商品房質量差等引起的商品房糾紛大量增加成為 2001年消費者申訴舉報的十大熱點之一。我國商品房的質量問題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1）在工程質量上，除出現諸如屋麵、牆麵滲漏，管道漏水、堵塞，地麵空鼓及牆皮脫落等質量通病外，還突出表現在工程項目前期工作差、基礎資料不完善、工程設計不合理、工程材料假冒偽劣、以次充好現象嚴重，施工粗製濫造、偷工減料等方麵；（2）在使用功能質量上，則體現為商品房設施質量落後，商品房的空間設計不合理而導致用戶使用上的不便等方麵；（3）在居住環境質量上，則集中反映在不少房地產開發單位隻重經濟效益，盲目追求高容積率，漠視居住的生態環境方麵的建設；（4）在售後的服務質量上，則主要表現在物業管理差，小區設施不完善，服務態度差，廣告宣傳與實際情況不符等方麵。
4.住房供給價格不合理。衡量住房價格合理與否的最重要的評價指標是住房價格與絕大多數家庭的收入比。在 20世紀90年代初，世界銀行曾經對各國50 多個城市作了一個調查，認為一套房價相當於一個家庭年收入的3倍~6倍時是合適的。實際上，從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情況看，房價達到家庭年收入6倍時就會有很多人買不起房。我國住宅的住房價格與家庭年收入比曆來高於國際公認標準。據統計，進入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我國房地產價格盡管有過漲落，但總體上是持續攀高的。另據統計，1991年~2000年全國平均房價與家庭年收入價值比分別為：9.1、10.2、9.9、7.3、7.6、7.3、7.6、7.6、6.92、7.0.我國城鎮普遍的房價與居民收入之比為8倍~10倍，有的甚至高達幾十倍。據測算，除深圳、上海等幾個少數城市外，一般省會城市的房價在3000元/平方米左右，地級市的房價在2000元/平方米 以下。2002 年 全國商 品房住 宅平均 價格 為 2 227.1元/平方米，比上年同期上漲137.1元/平方米。過高的住宅價格勢必嚴重抑製我國住宅業的消費需求。有資料顯示，在相同的恩格爾係數情況下，國外住房支出占家庭消費支出比率一般為15%~20%，而我國僅占10%左右。
此外，我國的住房供給還存在著嚴重的“縮水”問題。按照國家計量技術規範的規定，100 平方米的商品房其偏差不得超過0.6平方米，即麵積“縮小率”不得超過0.6%。而據北京一社會事務調查所披露的信息：1998年北京、天津、上海、大連、福州、南京、武漢、廣州、深圳、海口 10 城市商品房有“縮水率”的套數平均為24.2%，其平均“縮水率”在 2%~10%之間。1998年全國商品房銷售麵積為 9 510.94平方米，銷售額為1 718.25億元，按加權平均數計算，1998年全國至少有85億元被房地產商白白詐騙走了。商品房“縮水”問題的存在，也增加了消費者購買的謹慎性（度）。
二、中國房地產市場有效供給不足的成因分析
概括起來，造成中國目前房地產市場無效供給過剩與有效供給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的因素：
1.曆史原因，即人口多，底子薄，欠賬太多。由於種種原因，長期以來，我們對住房建設在思想上不夠重視，住房建設投資一直被視作非生產性投資，住宅建設投入不足，加上人口的迅速增長，導致住房嚴重短缺。據“十年動亂”後的 1978 年統計，我國城鎮居民人均住房麵積僅3.6 平方米，無房戶、困難戶、擁擠戶占總數的 1/3.改革開放後，尤其是 1992 年後，我國城鎮住宅建設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目前的城鎮居民人均住房麵積仍隻有13.6平方米，與其他國家尤其是與發達國家差距很大。
2.住房供給主體的缺陷，即開發商規模較小，競爭力不強，技術水平較低。我國城鎮住宅建設雖以驚人的速度向前發展，年產值達6 000億元，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 1.2 個百分點~1.5個百分點，但迄今為止我國尚未形成在國際上很有競爭力的開發企業。據統計，目前我國具有各類資質的房地產開發企業達 2.7萬家，其中一級企業占2%，二級企業占14%，每家年均開發1萬平方米，年人均竣工麵積約為 22 平方米，僅為美國、日本的1/5和1/6.最大的開發企業所占市場份額僅為0.5%，而香港地區前5名的開發商占據了當地 80%的市場份額。此外，由於種種原因，我國住宅業的技術水平落後。據測算，發達國家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60%以下，我國這一比重在33%左右，而住宅業的技術進步貢獻率僅為 25.4%，尚不及農業的水平（接近40%）。
3.住房製度改革尚未完全到位。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1998年以來，我國陸續出台了一係列加快城鎮住房製度改革的政策措施，並取得了一係列突破性的成就。但由於產權製度不完善、用於公房的初始產權主體缺位、個人產權不完整等原因，住房製度改革至今尚未無法完全到位。主要表現在：一些地方福利住房分配仍然變相存在，如不少單位按福利性或近似福利性體製分配新建住房；住房產權不清，居民個人購買公房住宅僅獲得有限產權；住房資源配置機製不健全，一些城市在實施安居工程中，無論是住房資源動員、建設規模、房改房貸資金、住房價格，還是購買對象都是由政府牽頭，甚至指定好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作為預訂戶；住房貨幣化實現形式也欠成熟等方麵。
4.費稅負擔過重。我國現行的商品房價格一般主要包括：土地開發費、建築安裝成本、市政公用設施費、各種稅費和房地產企業利潤。其中許多收費項目不僅重複征收，且不合理。費稅負擔過重是導致我國住房供給價格過高的重要原因。有學者曾對北京市房價中隱含不合理攤派進行過描述，共計13大類，71小類。據分析，北京市房地產綜合開發價格的構成因素有：1.征地補償費：（1）土地補償費；（2）青苗補償費；（3）集體財產補償費；（4）超轉人員安置費；（5）農轉工人員級差補貼；（6）菜園基金；（7）安置勞動力補償；（8）平地補償費；（9）私人財產補償費。2.拆遷安置補償費：（10）私房補償費；（11）地上物補償費；（12）搬家費；（13）拆房費；（14）渣土清理費；（15）臨時設施費；（16）周轉房費；（17）農戶住房原拆原建費；（18）單位拆遷費；（19）安置用房費。3.其他土地開發費：（20）三通一平費；（21）勘察設計費；（22）拆遷征地管理費。4.住宅建築安裝費：（23）住宅建築安裝工程造價。5.附屬工程費：（24）煤氣調壓站；（25）熱力點；（26）開閉所；（27）變電室；（28）鍋爐房；（29）高壓水泵房；（30）電貼費。6.室外工程費：（31）上水；（32）汙水；（33）雨水；（34）電力；（35）電信；（36）熱力；（37）煤氣；（38）庭院；（39）圍牆；（40）防空洞出入口。7.公共配套工程費：（41）幼兒園；（42）文化站；（43）中、小學；（44）衛生站；（45）門診部；（46）糧店；（47）副食店；（48）蔬菜店；（49）書店；（50）小飯鋪；（51）浴池；（52）街道辦事處；（53）居民委員會；（54）派出所；（55）糧油辦公室；（56）工商稅務所；（57）房管所；（58）市政管理用房。8.環衛綠化工程費：（59）綠化費；（60）綠地；（61）公共廁所。9.“四源”費：（62）煤氣廠；（63）熱力廠；（64）自來水廠；（65）汙水處理廠。10.大市政費：（66）大市政費。11.兩稅一費：（67）營業稅；（68）城市建設維護費；（69）教育附加費。12.管理費：（70）管理費。13.利潤：（71）利潤（季雪，2001）。
5.住房市場發育程度不高。其突出表現在住房二、三級市場不發達。住房二、三級市場是住房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規範發達的住房二、三級市場能夠滿足居民多層次、多樣化的住房需求，使住房資源配置在二、三級市場中得到最有效的發揮，從而引導住宅潛在需求向有效需求轉化，並進而促進住房存量的流動，從而使住宅業步入良性的發展軌道。目前，我國住房二、三級市場不健全，發育滯後。在全國35個大城市中，尚有 1/3 以上未開放住房二、三級市場，而已開放二、三級市場的城市，由於存在收益分配政策不明確或不合理、交易手續繁瑣和收費環節多、市場信息渠道不暢等情況，製約了存量住房和增量住房的上市交易，從而成為製約我國住宅產業順利發展的“瓶頸”。
6.住房消費信貸滯後。其突出表現在，住房信貸主體錯位。發達國家和地區的金融單位向住房開發投資貸款與居民消費信貸的比例，如我國香港為5∶4.而據 2000年我國消費調查顯示，我國向住房開發投資貸款（占 91%）與居民消費信貸（占8.3%）的比例達 11∶1.這與發達國家和地區形成明顯反差。另據統計，目前美國、日本、新加坡與我國香港等發達國家或地區，住房按揭已占整個金融業務量相當大的份額，如美國個人住房抵押貸款已占商業銀行貸款的 30%以上。我國住房消費信貸的滯後，勢必製約我國住宅業的發展。
三、中國房地產市場有效供給不足的緩解對策
針對中國目前房地產市場無效供給過多與有效供給不足的現實國情及其形成機理，為緩解房地產市場的有效供給不足，必須側重采取以下幾個方麵的對策和舉措：
1.進一步深化住宅企業改革。一方麵，房地產開發企業應切實轉變“以我為主”的供給理念，真正樹立“消費者是上帝”的供給理念；另一方麵，房地產企業還應抓住入世機遇，深化企業改革，加快建立現代企業製度，加強企業管理，通過資產重組，培植大型房地產企業集團，提高企業競爭能力。
2.完善房地產市場的運行機製。目前的重點是加快發展住房二、三級市場建設。具體應注意：政府應積極扶持住房二、三級市場的建立，政府應根據經濟規律和社會發展選擇適當的手段規範房地產市場，通過充分發揮政府職能的宏觀調控作用，實現住房資源的優化配置；建立一個優化的稅收體係，以減少交易環節，降低交易費用；製定嚴格而切實有效的房地產中介行業市場準入製度；健全住房交易市場法律法規，促進住房交易市場形成健康有序的流通秩序等。此外，房地產企業還應重視實施“差價換房”、“分期付款售房”、“租賃住房”、“預先訂房”、“流通現房”等多種銷售方式，以實現我國房地產市場的供求平衡。
3.強化政府的宏觀調控，尤其是發揮貨幣政策的作用。隨著我國住房製度改革的深入，政府應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政府角色應由建房、分房轉變到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及必要的行政手段規範房地產市場，促進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上。比如2001年我國政府頒布實施的有利於“扶大抑小”的《商品房銷售管理辦法》和《關於規範住房金融業務的通知》，就有利於將一些項目公司、資本實力不濟的小房地產公司淘汰出市場，從而有利於提高我國房地產開發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在強化政府的宏觀調控過程中，尤其應重視發揮貨幣政策的作用。如放開住房消費貸款，降低個人商業住房貸款利率和住房公積金個人住房貸款利率，創新住房金融品種，試行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等等，以降低購房人的貸款負擔，刺激住房消費需求。
4.重視住房供給結構的優化。為此，每一個城市均應根據市場和居民銷售預測，運用市場機製和政府宏觀調控，確定好經濟適用房、商品房、廉租房的比例，防止空置或供應不足，以實現住房的有效供給。其中，尤其應鼓勵經濟適用房、廉租房的建設。因為無論從眼前看，還是從長遠看，住房需求的主體隻能是普通中低收入的居民家庭。住宅供給也必須以大眾化需求為主體，建設較低價位，麵積適中的商品房。否則，住宅與房地產的發展就會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
5.細梳稅費，降低房價。降低住房供給價格水平，是緩解我國目前住房供求失衡的重要現實選擇。而住房供給價格過高，其中房價中稅費數額比重過大又是重要原因。而房價中稅費負擔過重的主要原因又由於在項目開工、建設、竣工階段中各種交叉、重疊的費稅種類太多。因此，我們應仔細分析，對各環節進行清理，稅費設置應根據市場狀況的變化進行調整，該合並的合並，該降的降，該調的調。為此，可借鑒國外“寬稅基，少稅種，低稅率”的稅收政策，逐步強化不動產稅和財產稅，減輕房地產的流轉稅，通過完善房地產財稅製度，以促進房地產的流通和消費。
此外，還應重視實施多輪驅動戰略。房地產的開發、流通與消費是一項係統工程。除房地產企業自身的努力進取外，還應重視相應的配套改革措施，如政府的政策扶持、金融業的積極配合、社會的廣泛關注、消費者觀念的轉變等等。
自從德國人卡爾·本茨在1886 年發明製造人類第一輛汽車開始，世界汽車業已經曆了近120年的發展曆史。目前，在全世界500強排名中，前50家大企業中就有11家是汽車公司，汽車公司的世界排名，已成為一國經濟發達與否的象征。而一國汽車生產能力的大小，私人擁有汽車數量的多少，也已成為衡量一國經濟與科技發展程度高低的重要指標。中國的汽車工業開始於1953年成立的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經過50年的發展，雖然我國建立起了門類比較齊全的汽車工業體係，並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但與國外發達國家相比，仍是一個總長不大的幼稚工業。其突出表現在，一方麵廠家為大半生產能力放空著急，另一方麵，消費者也為買不到適合自己的車而苦惱。問題症結仍在於無效供給過多，有效供給不足。
一、中國目前汽車市場的供給現狀
（一）中國目前汽車市場供給現狀的表象：供給過剩
1.中國汽車市場銷售比例連年下降。從供給總量上看，中國已成為汽車生產大國，據統計，1997年~2000年，中國汽車總產量分別為 158 萬輛、163 萬輛、180.3 萬輛和 206.9 萬輛，分別列世界第11位、第10位、第9位和第8位。2001年，中國汽車產量達到 233.44 萬輛，2002年將突破300萬輛。但中國汽車銷售比例卻連年下降。
2.生產能力嚴重過剩。據統計，到1995年末，我國汽車生產能力已達到328.54萬輛，但全年產量僅145.27萬輛，生產能力利用率隻有44.22%，其中轎車的生產能力利用率為 64.93%。1996年轎車生產能力為56萬輛，實際產量為 38 萬輛左右，生產能力利用率為67.86%。而在1997年，轎車生產能力已達90萬輛，當年國家生產45萬輛，生產能力利用率為50%。目前全國已經國家批準驗收的汽車年生產量為246萬輛，產量利用率73%，轎車產量利用率不到一半。另據統計，一汽的生產能力為45萬輛，產量卻隻有30萬輛；上海大眾的生產能力為32萬輛，產量隻有23萬輛；長安鈴木生產能力為15萬輛，產量卻不足10萬輛。可以說，我國幾乎沒有一家汽車企業最大的利用了其生產能力。
（二）中國目前汽車市場供給過剩的實質：有效供給不足
1.中國汽車擁有率嚴重偏低。我國是世界上公認的最大也是最後一個潛在的汽車市場。按麥迪森方法和世界銀行的口徑推算，中國的人均GDP在2000年為2 719美元~4 261美元。世界主要國家在此收入階段，汽車保有率最高為 10.4%，最低也有1.7%；轎車普及率最高為 9.1%，最低是 0.8%。比照國際經驗，中國汽車擁有率嚴重偏低，中國 2000 年汽車擁有量為1 608.91萬輛，汽車保有率隻有 1.27%；轎車普及率隻有0.6%，遠遠達不到世界平均值（劉世錦，郭克莎，2002）。有學者預測2000年中國私人汽車消費量將達120萬輛至300萬輛，到2010年前中國將成為世界第二大小轎車市場。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數據中心的數據調查也顯示，我國有五成以上的家庭有購車的願望。而現實情況是，2000 年，中國轎車銷售量為 63萬輛，2001年也僅達71.3萬輛。另據統計，目前，全世界平均每9人擁有1部汽車，我國平均109人才擁有1部，轎車的平均保有量則更低。此外，我國汽車走私屢禁不止，汽車進口不減等也充分說明，中國目前汽車市場有效供給嚴重不足。
2.中國汽車價格水平過高。據“全國汽車消費市場現狀網上調查”顯示：在接受調查的3 268份答卷中，87%的消費者認為國內汽車價格太貴，等待著價格的更大幅度的下降。根據有關資料，目前國內生產和銷售量較大的轎車，其國內市場銷售價格與國外同檔次轎車的國際市場市場價格相比，要高出 54%~157%，大體上是轎車的檔次越高。即使消除國內轎車稅率較高對車價的影響，國內轎車不含稅的價格也比國際市場價格高出 25%~108%（郭克莎，2001）。另據報道，1994 年初，桑塔納（普通型）全部成本95 448元，利潤 9 786 元，出廠價格 106 000 元，最終售價達168 000元，當年銷量 115 295 輛，利潤高達 11.28 億元。1999年，上海大眾生產23萬輛轎車，盈利60多億元，每輛桑塔納轎車贏利2.6 萬元。上海通用在投產當年（1999 年）就盈利6 億元，這在美國通用遍布全球的企業中，實屬罕見，由於贏利來得太快，合作雙方甚至“來不及討論利潤分配”。據統計，作為全球最贏利的公司———美國福特汽車公司 1999 年贏利 72.4 億美元，每輛車贏利不到800美元，約合人民幣6 000元至7 000元。而其同年在歐洲銷售的196萬輛汽車，平均每輛車贏利更是不到15美元，約合人民幣 120 元左右。中國的轎車價格之貴，透明度之低，由此可見一斑。
3.供給結構不合理。在我國目前的整車生產中，載重汽車占40%以上，客車不到20%，轎車不到30%，轎車供求缺口很大。安全和環保性能好的經濟型轎車及大噸位牽引車、高檔客車、城市低地板客車底盤等產品仍有一定缺口。缺少自有品牌，品種不具備競爭力，國內八大轎車基地的幾十種車型，日前僅一汽有幾種“純國產”品牌，其餘均為引進車型。這幾十種車型，大多數是20世紀70年代~80年代的產品，90年代的產品僅有別克、雅閣等少數幾種。轎車品種單一，不能滿足市場多層次、個性化的需要（見附表 2.3）。零部件的發展長期落後於整車的發展，老舊車型、卡車等配件過剩，而轎車和一些引進車型的配件嚴重不足，主要依靠進口。
4.汽車質量問題令人擔憂。據國家工商總局公布的資料顯示，2001年消費者在購買汽車方麵的申訴為 4635 件，是 2000 年的3.42倍，其中汽車消費申訴的首要問題是質量問題，占汽車消費申訴總量的55.51%。價格糾紛占 1 038 件，占22.39%。售後服務糾紛為585件，占12.62%。其他糾紛為419件，占9.47%。
二、中國目前汽車市場有效供給不足的症因分析
1.曆史原因。長期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前，我們把汽車單純作為生產資料看待，因而隻顧重卡車生產，而根本沒想到要為百姓生產轎車。從20世紀50年代建設的“一汽”，到60年代末籌建的“二汽”，一直到70年代末籌建的“三汽”（即後來的重汽集團），生產的都是清一色的商務用車，即卡車，隻為政府生產少量公用轎車。改革開放後，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末期以後，轎車才日益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
2.過度競爭與規模不經濟。汽車工業是典型的生產集中度高和規模效益遞增的行業。英國學者馬克西和西爾伯斯通在其合著的《汽車工業》一書中，計算並繪製了汽車生產線的長期平均成本曲線，即著名的馬克西—西爾伯斯通曲線。根據他們的分析，汽車的生產規模與汽車的單位成本具有以下關係：當年產量由1 000輛增加到5萬輛時，汽車的單位成本將下降40%；當年產量由5萬輛增加到10 萬輛時，汽車的單位成本將下降15%；當年產量由10 萬輛增加到 20 萬輛時，汽車的單位成本將下降10%；當年產量由20萬輛增加到40萬輛時，汽車的單位成本將下降5%；當年產量超過 40 萬輛時，汽車單位成本下降幅度將急劇減少，在達到年產100萬輛的水平後，再加大批量就不再存在規模經濟了。按照馬克西和西爾伯斯通的估算，一條汽車組裝生產線的最小最佳規模是年產 6 萬~10 萬輛，發動機生產線為年產50萬台，衝壓設備為年產100萬套。從最佳成本的批量看，一般認為，40萬~60萬輛為最佳。根據1974年世界名牌小轎車的年產量的統計，一般都在30萬輛到54萬輛之間。市場激烈競爭下的規模生產是西方發達國家汽車質量不斷提高，但價格卻上漲緩慢的最主要原因。目前國外一般單個企業的最小經濟規模是整車40萬~60萬輛，零部件 100 萬~200 萬件。而我國整車廠的數量之多，已超過美國、西歐和日本的總和。1996年汽車整車年產量超過10萬輛的企業隻有一汽、二汽、上海大眾和天津夏利4家。零部件廠家2 400餘家。如果組織批量生產，每個品種有2~3家生產廠就足夠了。由此可見，規模經濟效益在我國汽車工業中遠沒有得到體現。比較前十位汽車生產企業的產量，我國汽車工業與世界汽車工業存在明顯差距。另外，從汽車產業總的生產規模來看，則差距更大。據統計，1999年，我國 118家整車生產廠總生產量為1 831 596輛，尚不及排名世界第11位的現代汽車公司的產量（1 969 974輛）。
3.消費條件、環境的製約。最突出的表現是稅、費負擔重。有資料顯示，在中國，一輛汽車的車價隻占消費者購車費用的60%左右，40%的費用屬於增值稅、消費稅、車輛購置稅以及各種不合理的費用。據不完全統計，我國各種名目的車輛和道路收費項目全國約有500多種，與國外相比，明顯偏多偏高。歐美發達國家的購車稅收，最低的是美國，有的州不收購置稅，最多的州也僅收6%；歐洲購車隻收增值稅，德國稅率是15%，意大利為20%，英國為17.5%，法國為20.6%。
此外，我國人口與土地資源的尖銳矛盾，以及道路交通建設的相對滯後也從客觀上製約了汽車的消費需求。
4.汽車消費信貸業務的滯後。由於種種原因，我國汽車消費信貸業務的發展滯後，與世界各國的水平存在明顯差距。據統計，1999年底，在我國汽車消費信貸款規模最大的兩家銀行———建設銀行和工商銀行，其汽車消費貸款餘額占全部貸款餘額的比例不到 0.2%，購車者采用貸款方式購車的比例不足 5%。而國外銀行的情況是：美國 1987年底汽車消費貸款已占貸款總餘額的3.1%，目前西方國家汽車消費貸款占其全部貸款餘額的比例均高於2%，貸款購車已成為消費者購車的主要形式，各國消費者采用貸款方式購車的比例分別為：美國為 70%，歐洲為60%，日本為50%。
此外，入世後，伴隨汽車進口關稅下調，國外進口車的低價競銷對我國汽車工業的衝擊也不可低估。
三、中國目前汽車市場有效供給不足的緩解對策
1.立足我國國情，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走適度規模經濟之路。首先，我們應全麵、正確地理解經濟規模的準確含義。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經濟規模指的是能夠實現的有效經濟規模。從汽車產品產量的角度看，指的是在目標市場上按既定價格全部出清的最大汽車產量，從這個意義上講，汽車產品的生產規模並非越大越好，而必須是適度經濟規模。其次，從中國的資金、市場、土地資源、道路狀況以及環境、能源等實際國情出發，中國汽車業的發展宜走適度規模經濟之路。再次，規模經濟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效率，而不是為了規模。隻有在競爭中去實現最優的規模才能真正獲得規模經濟的好處，從而帶動我國汽車工業效益的改善。這也是我國家電業成功奇跡的實現路徑。因此，中國的汽車工業要想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有一個大的發展，就不可能回避一個市場開放、鼓勵競爭、在競爭中走向集中的過程。隻有這樣，我國汽車企業所選擇的規模才可能最具有競爭力、最有效益。
2.重視技術創新（進步）。目前，我國的汽車工業中，引進技術水平達到20世紀80年代的占30%；進行開發的換代產品達到20世紀80年代水平的占30%；技術落後的產品占 40%。汽車產品自重比國外同類車重10%~20%，耗油高10%~30%，首次無故障裏程為國外的10%左右，國產車經濟壽命隻及國外同類車的一半。我國汽車工業整體技術水平比國外落後15年以上。
為縮短中國汽車產品質量和技術水平與國際水平的差距，尤其是轎車和關鍵零部件的差距，我們必須重視技術創新。一方麵應多角度提高自主開發能力，如政府從政策上給予企業技術開發以有力的支持，將目前的國產化優惠政策轉變為支持企業進行研發活動的優惠政策；通過相應的政策性誘導和強製，全麵促使汽車企業較大幅度提高研發費用投入的比重或增長速度，並在這方麵形成某種競爭氛圍；加強國際性合作；注重人才的培養；重視推進研發體製的改革，以促進研發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研發模式的優化等。另一方麵，應充分有效利用合資企業中跨國公司的技術優勢，推動外方加快技術轉讓的速度，擴大技術轉讓的範圍。通過技術創新，加強研發力度，來改進我國汽車產品質量，最終提高我國汽車業的技術水平。
3.大力開拓農村市場。我國是世界上最巨大的汽車潛在市場，主要是農村市場。一方麵，農民收入的增加將為汽車消費提供廣闊的空間；另一方麵，現階段農村市場開拓不夠，農村市場需求正處於成長發展時期。此外，農村市場還具有汽車消費的地理空間優勢，即消費環境優勢。
為此，我們應重視積極大力開拓農村市場。首先應加強農村市場需求的調查，明確產品開發生產方向，以生產適銷對路的農用車。其次，汽車企業應不斷上規模、上水平，提高農用車的市場競爭力。此外，還應重視農用車的售後服務等。
4.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改革汽車工業政府管理體製。長期以來，汽車工業管理體製存在著嚴重的條塊分割，政出多門、交錯管理、交叉領導狀況。除中央政府單獨管理部門外，還有對應部委的垂直管理，及與之相交叉的橫向管理及地方政府管理。政府管理體製的紊亂，導致了重複建設、重複投資、市場分割及大而全、小而全的組織結構問題。此外，政府過多地介入到企業和市場中，以行政手段替代、“侵蝕”了企業和市場機製的發揮。為此，汽車工業管理體製的改革勢在必行。我國汽車工業管理體製必須和國際標準接軌，實現政府、企業和市場的效率組合。遵循市場原則、透明度原則及“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重新定位政府的作用，政府應退出企業生產和研發的決策，重點維護外部競爭環境。並實行行政管理統一化，轉化管理機製，從而使政府的幹預既不是“空位”，也不是“越位”，而是適度“到位”。
此外，政府管理部門還應盡快削減稅費，大力發展汽車消費信貸，繼續加大道路建設步伐，改善售後服務體係，從而為中國汽車企業的發展創造良好的消費環境和經濟環境。
後記
本書是在作者的博士學位論文的基礎上修改補充而成的。在本書完稿之際，首先我要對自己的導師胡培兆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謝。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用這句名言來形容三年來導師的言傳身教可能最為貼切。尤其是論文的整個選擇過程，從題目的選定、框架的搭設到內容的修改、觀點的推敲直到論文的最後寫作定稿，都離不開導師的悉心指導，凝結了導師的心血。
在論文的寫作過程中，廈門大學經濟研究所的吳宣恭教授、李文溥教授、陳甬軍教授、陳其林教授、徐華教授，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王時傑教授、郭慧珍教授及博士生導師夏興園教授，華南師範大學的博士生導師湯在新教授，中山學院的趙晷湘教授等等，都給作者提供了極其寶貴的建議與幫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並衷心感謝張玉珍、林楓、林瑞雲、鄭明雪等老師在學習、生活及資料準備方麵的幫助。此外，論文的寫作還得益於李鵬博士、林波博士、蓋驍敏博士、木誌榮博士、葉飛文博士、徐強博士、孫建國博士等眾多學友們的相互討論與切磋。在此也深表感謝。
本書之所以得以順利出版，與華南師範大學副校長（原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李永傑教授，淩莫有書記，金融係主任、博士生導師淩江懷教授及其他領導的大力支持和幫助分不開的，我在此表示深切感謝。
記得有一位作家曾經說過，每一本書都是關於許多其他本書的故事。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我也同樣大量引用了眾多前輩和同行們的研究成果，並獲益匪淺。具體的出處大多我已在論文中一一注明。在此作者也表示感謝。同時對可能存在的理解錯誤，則概由我本人負責。
最後，我還要特別感謝我的家人，特別是我的妻子羅曉芳女士，在三年讀博期間尤其是論文寫作過程中所給予的理解和支持。
主要參考書目
1.馬慶泉：《新短缺經濟學》，求實出版社1989年版。
2.周建民：《有效供給不足———對傳統公有製經濟體製的考察》，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版。
3.周振華：《挑戰過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周天勇：《效率與供給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1997 年版。
5.劉滌源、譚崇台：《當代西方經濟學說》（上、下冊），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
6.劉詩白：《我國轉軌期經濟過剩運行研究》，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7.陳甬軍：《中國地區間市場封鎖問題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8.胡培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講義稿）。
9.胡寄窗：《西方經濟學說史》，立信會計出版社 1991 年版。
10.尹伯成、華桂宏：《供給學派》，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11.張中華：《告別短缺：中國總需求、總供給與投資理論新探》，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8年版。
12.張耀輝：《我國供給調控的理論與政策研究》，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0年版。
13.湯在新：《〈資本論〉續篇探索———關於馬克思計劃寫的六冊經濟學著作》，中國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
14.吳軍：《緊縮與擴張———中國宏觀調控模式選擇》，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15.李京文、鍾學義：《中國生產率分析前沿》，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
16.袁恩幀：《擴大內需論》，上海社會科學學院出版社2001年版。
17.羅德明：《中國經濟：運行與發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
18.程興華：《中國工業投資結構論》，立信會計出版社1999年版。
19.聞潛：《消費啟動與投資啟動》，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20.華桂宏：《有效供給與經濟發展》，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21.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聯辦）研發部、財經時報、和訊網編：《求解中國經濟———2000 年網上宏觀經濟研討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2.科爾內：《短缺經濟學》（上、下冊），經濟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
23.路德維希·艾哈德：《來自競爭的繁榮》，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
24.阿馬蒂亞·森：《倫理學與經濟學》，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
25.弗裏德裏希·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係》，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
26.道格拉斯·諾思、羅伯斯·托馬斯：《西方世界的興起》，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
27.約翰·伊特韋爾等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
28.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商務印書館 1997 年版。
29.保羅·克魯格曼：《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30.胡培兆：《供給行為的市場效應》，《學術月刊》，1999年第8期。
31.胡培兆：《供求失衡的市場判斷》，《中國經濟問題》，2000年第1期。
32.胡書東：《我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潛力和影響》，《管理世界》，2002年第3期。
33.張彌：《國內外供給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比較》，《財政問題研究》，1999年第4期。
34.王耕南：《我國稅費負擔現狀淺析》，《財貿研究》，2001年第1期。
35.王軍：《投資的需求效應和供給效應分析》，《財經科學》，2001年第4期。
36.項懷誠：《積極的財政政策：宏觀調控的成功實踐》，《求是雜誌》，2002年第6期。
37.劉地久：《改善供給：擴大需求，促進增長的根本出路》，《管理世界》2001年第6期。
38.劉詩白：《論經濟過剩運行》，《新華文摘》，1999年第7期。
39.李義平：《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宏觀經濟管理的兩種模式及其理論基礎》，《中國工業經濟》，1999年第12期。
40.安體富：《當前世界減稅趨勢與中國稅收政策取向》，《經濟研究》，2002年第2期。
41.高培勇：《通貨緊縮下的稅收政策選擇》，《經濟研究》，2000年第1期。
42.高德步：《是擴大需求，還是供給創新》，《經濟縱橫》，2000年第4期。
43.趙憶寧等：《市場秩序混亂的八種現象》，《镻 望新聞周刊》，2001年第2期。
44.江曉薇：《通貨膨脹通貨緊縮：政策選擇還是經濟轉型》，《新華文摘》，2000年第7期。
45.董輔秖：《短缺與過剩》，《新華文摘》，2000 年第 12期。
46.汪同三等：《中國通貨緊縮的深層次原因》，《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6期。
47.供給政策與需求政策的關係課題組：《加大供給結構調整政策在促進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中國工業經濟》，2000年第3期。
注：本書主要數據來源於各年《中國統計年鑒》、《世界統計年鑒》、《經濟日報》、《中華工商時報》、《上海金融報》、《光明日報》、《經濟時報》、《人民日報》、《廈門日報》、《廈門晚報》、《南方周末》、《參考消息》、《中國經濟導報》、《經濟參考報》、《北京晨報》、《經濟研究參考》、《特區理論與實踐》等圖書、報紙、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