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目前宏觀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問題既有總量問題，也有結構問題；既有有效需求不足問題，也有有效供給不足問題，尤其是供給結構不合理的問題。而且從深層次分析，我國自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出現的總量供給過剩、需求不足隻是問題的表象，而問題的實質則是由於供給結構的不合理所導致的無效供給過剩與有效供給不足、有效需求不足並存。經濟結構問題已成為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的突出矛盾。如何加快經濟結構調整是解決我國目前宏觀經濟運行中存在問題的關鍵所在。它既是擴大內需政策的戰略重點，也是優化供給的根本舉措。一句話，它是“十五”期間我國經濟工作的主要著力點，亦是“十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這正如朱鎔基在“十五”計劃建議的說明中所指出的：“我國經濟已經到了不調整就不能發展的時候。”“不調整就不能繼續前進，不調整就不能健康發展。”因此，必須在發展中調整結構，在結構調整中保持較快發展。為此，本章就結構調整的理論依據與實踐依據、中國目前經濟結構的現存問題及其形成機理、優化供給的結構調整對策取向等問題進行分析。
第一節 結構調整的理論基礎
一、傳統經濟增長理論的局限性
傳統經濟增長理論認為，經濟總量的增長是在競爭均衡的假設條件下資本積累、勞動質和量的提高、中間投入的增加和技術進步長期作用的結果，從而始終把結構因素排斥在經濟增長源泉之外，因而始終把經濟增長因素與經濟增長關係研究的重點放在總量分析上，而對於結構調整與優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和應有的研究。
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就其增長模型本身而言，完全將結構因素排斥在經濟增長途徑之外。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等人的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歸納起來無非就是：剩餘→資本積累→勞動力需求增加→生產規模的擴大和產量的增加→剩餘？？。比如，亞當·斯密在其《國富論》中曾明確指出：增加一國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價值，隻有兩個辦法，一為增加生產性勞動者的數目，一為增進受雇勞動者的生產力。很明顯，要增加生產性勞動者的數目，必先增加資本，增加維持生產性勞動者的基金。要增加同數受雇勞動者的生產力，惟有增加那便利勞動、縮減勞動的機械和工具，或者把它們改良。？？無論怎樣，都有增加資本的必要。要改良機器，少不了增加資本；要改良工作的分配，亦少不了增加資本。這說明，經濟增長主要取決於資本數量的增加和資本質量的改善。而且斯密所指的資本既包括機器、工具、建築物等固定資本，又包括流動資本。此外，斯密還區分了資本的四種不同用途，即分別用於農業、礦業和漁業，製造業，運輸業和商業，並分析了資本在上述四種不同用途上的使用順序。他認為，按照事物的自然趨勢，進步社會的資本，首先是大部分投在農業上，其次是投在工業上，最後投在國外貿易上。並認為，在自由放任的經濟中，私人利潤的打算，是決定資本用途的惟一動機。即資本的配置是由市場機製自動調節的。資本首先傾注到最有利的部門，一直到“注滿”為止，然後資本溢出，注入次有利的部門，又一直到“注滿為止”。大衛·李嘉圖也認為，資本積累的擴大是使國民財富增長的根本動因，而且他所指的資本主要是指生產資本，即資本是國家財富中用於生產的部分，包括實現勞動所必需的食物、衣服、工具、原料、機器等等。
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也認為，在競爭均衡的假定條件下，經濟持續增長是由資本積累、勞動力不斷增加和技術進步三種因素長期作用的結果。在競爭均衡條件下，資源在既定的製度安排下可以維持均衡價格，使各部門的勞動和資本都能帶來相同的邊際收益，而部門之間生產要素的轉移不會增加總產出。因此，經濟增長中的結構效應是不存在的。比如，哈羅德—多馬模型在古典增長模型的基礎上，吸收了凱恩斯的思想，發展了經濟增長理論。但它同樣未將技術進步因素和結構變化因素考慮進去，從而同樣排斥或忽視了結構因素在經濟增長中所起的作用。該模型在假定資本和勞動處在固定的技術關係的前提下，通過儲蓄率和資本產出率將產出和全部實際資本聯係起來，從而論證了經濟增長率與儲蓄率、資本產出率三者之間的關係，即儲蓄率（積累率）越高，經濟增長率也就越高；資本產出率越高（即投資效果越好），經濟增長率就越高。用公式表示，即為：G=s/C=s·δ。（其中，G為產量或收入增長率，s為儲蓄率，C為資本產出比率，δ為資本生產率，或稱資本效率，且 δ=1/C）。
而索洛又對哈羅德—多馬模型進行了修正，提出了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用公式表示，即為：Gv=GA+βkGk+βLGL（其中，Gv、GA、Gk、GL分別為總產出、全要素生產率、資本和勞動的增長率；βk、βL則分別為資本和勞動的產出彈性）。該模型對於揭示經濟增長的源泉比以往的增長模型前進了一大步，第一次提出“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貢獻”觀點。模型考慮的技術進步，被假定為希克斯中性，即源於既定的資本和勞動組合的技術進步可以提高產出，但並不影響資本和勞動的相對邊際產出。但是，索洛同樣沒有把結構因素作為一個變量放進其模型。
傳統經濟增長理論之所以始終把結構因素排斥在經濟增長源泉之外，其根源在於傳統的經濟增長理論是以完全競爭均衡為假設前提，即假設經濟製度有足夠的靈活性以維持均衡價格，無論從生產者的觀點還是從消費者的觀點來看，資源都存在著長期的有效配置，達到了帕累托最優。這意味著各個部門的要素收益率都等於要素的邊際生產率。這樣，在任何既定時點上，部門間資本和勞動的轉移都不可能增加總產出，資源重新配置僅僅發生在經濟擴張時期。
二、經濟增長的結構效應存在的理論依據：經濟增長的結構主義解釋
針對傳統經濟增長理論忽視結構因素對經濟增長的重大作用的嚴重缺陷，經濟增長的結構主義認為，傳統經濟增長理論完全競爭均衡的假設前提條件在現實經濟中是不存在的。在現實經濟生活中，不論是市場機製還是計劃機製，都不可能實現完全的競爭均衡。作為一個現實的經濟係統，其市場不完善、競爭不充分、信息傳遞不完全暢通、價格並不靈敏，因此，現實的經濟係統是一個非均衡的經濟係統，資本和勞動在不同部門的使用，其收益可能出現係統的差別，係統中的結構性障礙必然會影響經濟總量的增長。在這種情況下，結構的升級和優化便會優化資源的配置，加速經濟的增長，即經濟增長的因素除了傳統經濟增長理論所分析的幾個因素外，還應加入結構因素，包括資源配置、規模經濟、“瓶頸”的減少，甚至產權結構、製度結構等因素。因此結構變量是決定（現代）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不僅如此，結構主義甚至認為，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應是一個結構問題（但這決不能否認總量變化的作用）。
從經濟結構研究的理論淵源考察，最早注意到經濟總量增長與產業結構變動之間存在關聯的是威廉·配第。17 世紀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威廉·配第曾描述過這樣的現象：製造業比農業，進而商業比製造業能夠得到更多的收入。這種不同產業部門之間相對收入的差異，必然促使勞動力向能夠獲得更多收入的部門轉移。
英國經濟學家科林·克拉克在其《經濟進步的條件》一書中，在威廉·配第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運用豐富的資料進行了國際比較和時間序列分析。他在深入研究 20多個國家各部門的投入與產出數據後，得出了總量增長與結構變動關係的經驗性結論：“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社會在經濟上變得更為先進，從事農業的人數相對於從事製造業的人數趨於下降，進而從事製造業的人數相對於服務業的人數趨於下降。”這就是著名的“克拉克定理" 或稱“配第———克拉克定理”。此外，克拉克還從需求因素、效率因素兩個方麵進行了原因分析。
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在繼承克拉克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運用改進的研究方法，對57個國家的原始資料進行了處理，從國民收入和勞動力在農業部門、工業部門和服務部門間的分布這兩個方麵，對伴隨經濟發展的產業結構變化趨勢作了分析。其基本結論為：（1）農業部門所實現的國民收入，隨著時代的延續，在整個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和農業勞動力在全部勞動力中比重一樣，處於不斷下降之中；（2）工業部門的國民收入的相對比重，大體來看是上升的，然而，工業部門勞動力的相對比重，把門的國民收勞動力的相世界各國的情況綜合起來看是大體不變或略有上升；（3）服務部門勞動力的相對比重，差不多在所有國家都是上升的，但國民收入的相對比重是大體不變，略有上升。這就是著名的“庫茲涅茨法則”。此外，庫茲涅茨還進一步指出：人均國民收入從幾百美元向數千美元變化的時期，正是製造業在國內生產中的比重急劇提高的時期。無論是發達國家的曆史還是發展中國家的現狀，均表明人均收入的增長和製造業比重的提高是一種正相關，收入的高增長率與結構的高變換率之間存在密切的內在聯係。
美國經濟學家錢納裏進一步使用了幾個基本的回歸方程式，對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關係進行了新的研究，從而得出了一個具有一般意義的“標準產業結構”模型。
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以熊彼特的創新理論為基礎，進一步考察了技術創新、主導產業部門變動與新的經濟發展階段的關係。他明確指出：占主流地位的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方法過於籠統，不能使我們對實際發生的情況以及在起飛階段中起作用的因果過程有很多的了解。在他看來，現代經濟成長實質上是部門的成長過程，即現代經濟增長在本質上是一個結構變動的過程，它根植於現代技術所提供的生產函數的累積擴散之中，離開了結構分析，就無法解釋總量增長為什麼會發生以及如何發生。首先，結構效應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越來越大。在現代經濟增長過程中，社會分工日益細化，產業部門不斷增多，相互間在分工與協作基礎上的依賴性加大，從而使結構效益的作用迅速上升，乃至成為促進現代經濟增長的基本支撐點。這種源於結構優化所產生的經濟效益，其意義遠遠超過由於個別部門或企業勞動生產率提高而產生的經濟效益。其次，技術創新對總量增長的作用隻有通過產業結構的關聯效應才能實現。由於新技術的引進隻能是在某個產業速上升，乃至成為構優化所產生的經或某些產業，而不可能在所有產業之間同時平均分布，因而技術創新總是首先在某個特定產業開始，然後通過各產業間的關聯效應再向其他產業不斷擴展，從而最終導致經濟總量的大幅度增長。再次，產業結構狀態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社會資源配置的效果，並最終製約著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程度。經濟發展的健康和穩定與結構水平高度相關，低水平的經濟結構是經濟過剩的重要根源，結構的優化升級則是經濟持續、健康、穩定增長的重要基礎。此外，一些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國的經濟發展的曆史實踐也證明，結構調整是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
霍夫曼則對工業化過程的工業結構演變規律進行了開拓性研究。他認為，近代經濟發展的過程就是工業化的過程，而在工業化的進程中，消費資料工業的淨產值和資本資料工業的淨產值的比例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即工業結構的重工業化趨勢。這是因為，所謂工業化，一般而言，是指工業特別是製造業在國民收入和勞動人口中所占比重持續上升、農業在國民收入和勞動人口中所占比重相對而言逐步下降的一個長期的、不斷變化的過程。“首先，一般來說，國民收入（或地區收入）中製造業活動和第二產業所占比例提高了，或許因經濟周期造成的中斷除外。其次，在製造業和第二產業就業的勞動人口的比例一般也有增加的趨勢。這兩種比例增加的同時，除了暫時的中斷以外，整個人口的人均收入也增加了。”
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丹尼·貝爾提出後工業社會理論，認為後工業社會第一個、最簡單的特點就是大多數勞動力不再從事農業或製造業，而是從事服務業，如貿易、金融、運輸、保健、娛樂、研究、教育和管理等。貝爾指出：在 20 世紀70年代初，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勞動力仍然在第一產業；西歐、北歐、日本和蘇聯勞動力的大部分在第二產業；而美國已有60%的勞動力從事服務業，到 1980年將上升到70%。出現這種結構變化的主要原因有：（1）在工業發展的同時，必然引起運輸和公用事業的擴大；（2）在大規模商品消費和人口增長的過程中，銷售和金融、不動產以及保險等方麵的活動增加；（3）隨著人均收入的提高，用於食品的費用支出比例開始下降，收入邊際增長額首先用於耐用消費品，然後是奢侈品和娛樂，從而促進個人服務部門如飯館、旅社、汽車服務、旅遊、運動的發展；（4）保健服務和教育服務在現代社會中的地位日趨重要；（5）政府規模擴大。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伴隨微電子技術的普及，信息產業在服務業中的地位日趨突出。一些學者認為，後工業社會就是信息社會。有些學者甚至主張把信息從傳統服務業中劃分出來，列為第四產業。
當然，馬克思主義也有著極其豐夠的結構理論，概括起來，馬克思主義的結構理論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麵：（1）將社會再生產劃分為生產、消費、分配和流通四個環節，從而為我們認識生產結構、消費結構、分配結構、市場結構與投資結構及其關係提供了啟示；（2）在正確區分企業內部分工與產業分工的基礎上，通過對兩大部類關係的分析，揭示了社會再生產順利實現的比例關係；（3）在區分價格與生產價格的基礎上，通過對平均利潤率形成過程的分析，揭示了產業結構和投資結構變動的市場機製；（4）通過對資本積聚與集中的分析，揭示了產業組織結構變動的市場機製。
三、經濟增長的結構效應存在的實踐依據
現代經濟增長史實也表明，在現代經濟增長過程中，結構轉變對經濟增長的質和量具有巨大影響和決定作用，結構效應是決定現代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重要變量和主要源泉之一。索洛曾用統計研究證明，美國經濟增長有大約 80%源於技術進步，僅 20%左右源於資本積累。馬克思在其《經濟學手稿》中也指出，隨著大工業的發展，現實財富的創造較少地取決於勞動時間和已耗費的勞動量？？相反地卻取決於一般的科學水平和技術進步，或者說取決於科學在生產上的應用。經濟增長的結構效應分析更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實際，因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更具有結構上的特點，諸如經濟結構剛性、短缺過剩並存、低技術彈性等。我國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顯現的經濟過剩現象也充分表明，買方市場的強度同產業的等級成正比。越是技術含量低的行業，重複建設最為嚴重，買方市場的強度也越強。中國目前宏觀經濟運行過程中出現的超過買方市場正常值的、產品積壓嚴重的基本上是技術含量較低的產業和行業。因為在技術含量低的行業進入容易，無力將競爭者擋在行業之外。而在技術含量高的行業，可以將許多達不到所要求的技術水準的競爭者擋在門外，因而買方市場的強度較低。在技術含量較低的行業不僅存在著產品的普遍積壓、過剩，同時還存在產品短缺。即恰恰是在進入買方市場的行業中實際上存在著許多賣方市場，其基本原因還是在於進入買方市場的行業的技術等級太低。因此，為擴大內需，消除中國目前市場結構性供給過剩，結構調整勢在必行。
第二節 中國經濟結構的現存問題及其形成機理
一、中國54年來經濟結構調整的曆史軌跡
新中國成立近54年來，雖然我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但國民經濟卻一直在“失衡———調整———再失衡———再調整”之中波動，中國經濟並未真正走上良性發展路徑。關於中國經濟54 年來的結構調整軌跡，理論界存在著多種劃分。作者傾向於將其歸納為以下四次結構大調整。
（一）1961 年~1965 年糾正比例關係嚴重失衡的“農、輕、重”產業比例關係的調整
我國第一次經濟結構調整主要是針對 1958 年“大躍進”後，農、輕、重主要產業結構失衡，重工業內部結構失調，規模結構小型化而進行的。1960 年冬黨中央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著重解決工業、農業和重工業之間，采掘工業和加工工業之間的比例失調問題。調整的方向為：在工農業發展順序上，先農業後工業，適當縮短工業戰線，放慢工業增長速度。經過調整，農、輕、重之間的比例關係有所改善，輕、重工業的比例，由 1960年的 33.4∶66.6 提高到 1966 年的49∶51，農、輕、重之間的比例則由 1960 年的 21.8∶26.1∶52.1，轉變為1966年的35.9∶31.4∶32.7.但這次調整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好產業結構的深層次問題，也沒有真正擺正工業與農業、重工業與其他產業之間的關係。
（二）1979 年~1982 年由重工業化向“加工主導型”轉換的調整
我國第二次經濟結構調整是在“十年動亂”時期，由於受當時“戰爭不可避免”的國際環境判斷，中國工業化的主要方向轉為以“準備打仗”為指導思想的“三線建設”，從而導致國防工業迅速發展，農、輕、重比例關係嚴重失調。而在粉碎“四人幫”後，由於“三年大見成效”的急躁情緒驅使而開始“洋冒進”，提出新的“躍進”目標，結果造成投資規模過大，投資方向不合理，從而導致我國產業結構再一次嚴重失衡。其突出表現在：第一產業、第二產業比例失調，輕工業與重工業比例失調，重工業內部比例失調和第三產業發展嚴重滯後。據統計，1975年我國農、輕、重之比由1965年的37.3∶32.3∶30.4轉變為28.2∶31.6∶40.2，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占 GDP的比例1965年為 37.9∶35.1∶27.0；1975 年為 32.4∶45.7∶21.9；1978年為 28.1∶48.2∶23.7.而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構成 1965 年為81.6∶8.4∶10.0，1975 年為77.2∶13.5∶9.3；1978 年為 70.5∶17.3∶12.2.而輕、重工業產值之比1965年為51.6∶48.4，1975年為44.1∶55.9，1978年為43.1∶56.9.針對產業結構的嚴重失衡狀況，從 1978年開始，我國對產業結構進行了第二次全麵調整。具體包括（1）大力發展農業，調動農民的積極性；（2）調整輕、重工業的比例關係，擴大消費品工業的生產規模，改善消費品生產結構；（3）增加對基礎產業的投入，重點解決交通運輸業、郵電通訊的效率問題，加快通訊設施建設；（4）積極發展第三產業等。經過調整，我國向重工業嚴重傾斜的產業結構得到糾正，農業生產全麵躍升，第三產業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據統計，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 GDP比重由 1979 年的 31.2∶47.4∶21.4 變為1982年的33.3∶45.0∶21.7；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占就業人口的比重由1979 年的 69.9∶17.9∶12.2 變為 1982年的68.3∶18.7∶13.0.
（三）1989年~1991年扭轉產業結構“輕型化”趨向的調整
我國第三次經濟結構調整主要是針對 1988年以前出現的經濟過熱而進行的。這場經濟過熱主要表現在：工業生產以年均遞增10%以上的速度迅猛發展，尤其是加工工業發展最快；基礎產業中的電力、石油、原材料製造等產業的增速相對緩慢，成為經濟增長的“瓶頸”部門；農業經濟低速增長並出現農副產品供給短缺現象；社會消費需求熱點迅速轉向電視機、洗衣機、冰箱、電扇等耐用消費品，產業結構出現“輕型化”傾向，再加上價格“闖關”，導致 1988 年的通貨膨脹。在此曆史背景下，1989年，國家依據國務院頒布的《中國產業政策大綱》對產業結構進行了第三次重大調整。調整的目標是：優先發展農業、基礎工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經過調整，產業結構中的重大比例關係趨向協調，產業結構“輕型化”趨向被抑製，基礎產業的“瓶頸”製約初步得到緩解。據統計，輕、重工業在工業產值中比例關係由1990 年的 49.4∶50.6 轉變為 1995 年的 42.8∶57.2.1988年~1993 年，基礎工業年均遞增達 27.03%，在基礎工業中，基礎工業的比重上升到57%。
（四）“十五" 期間以主線帶動發展的調整
我國第四次經濟結構調整主要是為了解決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國內因產業結構調整升級遲緩而導致的內需不足、供給結構性過剩及世界經濟增長緩慢、各國結構調整步伐加快、經濟全球化進程加速推進、信息化浪潮的衝擊及入世的挑戰等而進行的。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提出，在“十五”期間，要把發展作為主題，把結構調整作為主線，把改革開放和科技進步作為動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根本出發點。並明確指出，我國已經到了以結構調整促進經濟發展的階段，不調整就不能繼續前進，不調整就不能健康發展。因此，我國必須堅持在發展中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在經濟結構調整中保持快速發展。“十五”期間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具體應注意：鞏固和加強農業基礎地位，努力增加農民收入；加快工業改組改造和結構優化升級；大力發展服務業；加快國民經濟及社會信息化；繼續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等等。
二、我國“十五”結構調整的特異性
（一）結構調整的性質差異：由“適應性”調整轉為“戰略性”調整
與以往三次結構調整相比，“十五”結構調整的最主要的特征，在於它不是（以往）一般意義上的適應性調整，而是一種戰略性調整。所謂“適應性”調整，是指碰到什麼問題就解決什麼問題，往往缺乏全局的、長期的考慮，從而容易出現調整上反反複複的狀況。而“戰略性”調整則是要使產業結構適應經濟發展的新形勢、新要求，在總體上、全局上發生一些根本性的變化，它是由新技術革命帶動的、對經濟的全局和長遠發展具有重大影響的、以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為核心任務的、以提高國民經濟整體素質和競爭力為目標的調整。
（二）結構調整的主體差異：由政府主體型調整轉為企業主體型調整
在中國目前由產業結構失衡導致的供求結構總體全局性失調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初步建立的經濟運行態勢和經濟運行機製下，結構調整很難再通過政府借助行政計劃手段去實現。而必須通過市場競爭，讓企業自主選擇、自主開發適應市場需求的產品與服務。政府則主要是不斷完善各種市場規則；規範和維持市場秩序，創造公平、平等的競爭環境。
（三）結構調整的目標和重點差異：由“補短型”調整轉為“升級型”調整
一般說來，產業結構調整既包括數量消長，又包括存量優化。且每次調整，資產存量和增量均會發生變動，但重點卻有差異。以往的三次調整主要是圍繞著“瓶頸”產業，加大投入力度，擴大資產增量，通過基礎產業和落後地區發展速度的相對加快，保持國民經濟在現有技術水平下的協調運行。因此，以往曆次的結構調整屬於“補短型”調整，即缺什麼補什麼，在原有的框架內修修補補，其主要任務是克服產業“瓶頸”或填補產業“空白”，其實質是一種以“宏觀平衡導向”為特征的調整。但中國目前的產業結構不合理主要不是表現為資產增量不合理，而是資產存量不合理。在結構調整中，倘若僅靠擴大增量，不觸及現有存量，非但不能解決結構性矛盾，反而搞不好在龐大的存量慣性作用下，投入的資本增量會很快被不合理的存量結構所“同化”，或者“複製”出原有的產業結構。加之目前國家財力有限，通過財政渠道注入大量資金進入增量調整的餘地很小。因此，“十五”結構調整的目標和重點必須由擴大增量為主轉向以優化存量為主，其主線或核心任務是推動產業升級，實現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其基本思路是，在繼續加強農業、基礎工業、基礎設施和第三產業發展的同時，集中調整加工工業，重點提高支柱產業特別是機械、電子工業的水平，大力發展電子信息、生物工程和新材料等高新技術產業，以推動整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和效率提升。
（四）結構調整的手段差異：由行政、計劃主導型調整轉變為市場主導型調整
以往三次的經濟結構調整，由於受當時經濟運行的體製環境的製約，結構調整的手段主要是依靠行政的力量和計劃的手段，而且比較有效。而中國目前經濟運行的體製環境的重大變化，決定了“十五”結構調整的主導方式，是充分發揮市場機製的作用，以市場為導向采取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結構調整戰略。首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已初步建立，市場機製在資源配置中日益明顯地發揮基礎性調節作用；其次，投資主體呈現多元化趨勢，政府對各類投資主體投資行為的行政約束力弱化，從而使政府必須轉向主要依靠經濟手段進行引導；再次，企業的投資行為、經營行為主要由企業根據市場供求關係自主決定；最後，價格體係基本理順，價格形成機製已基本市場化，價格信號已成為調節供求關係的重要杠杆。因此，中國目前經濟運行的體製環境的改變，決定了“十五”結構調整的主要方式必然由行政、計劃導向轉向市場導向。從而進一步要求政府對產業政策的實施進行改革，不僅應提出鼓勵或限製的產業和產品目錄，而且還應有相應的、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規律要求的手段加以配合，從而使國家的產業政策得以順利有效地貫徹實施。
（五）結構調整的範圍差異：由局部性調整轉變為整體連動的全方位調整
與以往僅局限於工業內部調整的局部性結構調整不同，“十五”結構調整從範圍上看是一種整體聯動型調整，即全方位調整。結構調整不是僅在工業內部進行局部性調整，而是包括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次產業在內的全麵性調整。調整的範圍涵蓋產品結構、產業技術結構、產業組織結構、產業地區分布結構、行業部門結構等方麵的調整。顯然，“十五”結構調整必將對我國國民經濟整體素質和競爭能力的提高、對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起著重大的促進作用。
三、中國目前經濟結構的現存問題
（一）產業結構的低度化
產業結構高度是檢測與評價一國產業結構現狀的一個重要方麵，它指的是一國產業結構演變或成長的現有水平和狀況，通過與其他國家的橫向比較中獲得。產業結構的高度化不僅包括三次產業比例的結構性優化，而且包括產業內部的結構性變化。縱觀中國近54年來的產業結構演進軌跡，雖然從總的方向上看，我國產業結構與世界產業結構的演進規律是一致的。從三次產業的GDP構成看，第一產業由 1952 年的 51.1%下降到 2001 年的15.2%，第二產業則由 1952 年的 21.7%上升到 2001 年的51.1%，第三產業也由 1952 年的 26.2%上升到 2001 年的33.7%。但從總體上講，中國目前的產業結構仍處於低度水準。
1.中國目前的產業結構，與達到同等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的標準結構相比，仍存在著較大的偏差。從三次產業產值結構的國際三種標準化模式比較看，中國目前第一產業占GDP的比重為15.2%，明顯高於庫茲涅茨模式的標準結構，但卻略低於錢納裏、艾金通和西姆斯模式的標準結構，與塞爾奎因和錢納裏模式的標準結構相比，則明顯偏高。第二產業占 GDP的比重為51.1%，與庫茲涅茨模式的標準結構大致相同（略為接近），但卻明顯高於錢納裏、艾金通和西姆斯模式及塞爾奎因和錢納裏模式的標準結構。第三產業占 GDP的比重為 33.7%，明顯低於標準模式的標準結構。總之，從三次產業的產值結構的國際比較看，中國目前的 GDP中，第一產業尤其是第二產業所占比重明顯偏高，而第三產業所占比重則明顯偏低。
從三次產業就業構成的國際比較看，中國目前第一產業就業比重1998年高達49.8%，雖與塞爾奎因和錢納裏模式的標準結構較為接近，但卻大大高於庫茲涅茨模式及錢納裏、艾金通和西姆斯模式的標準結構。第二產業就業比重 1998年為23.5%，雖也與塞爾奎因和錢納裏模式的標準結構相接近，但卻明顯低於庫茲涅茨模式及錢納裏、艾金通和西姆斯模式的標準結構。而第三產業就業比重 1998 年為 26.7%，均低於標準模式的構成結構。總之，從三次產業的就業結構的國際比較看，第一產業所占比重明顯過高，而第二產業比重尤其是第三產業比重明顯偏低。
從三次結構的總體變動趨勢看：第一產業比重下降，第二產業比重上升，第三產業略有上升。從三次產業占 GDP的比重看，第一產業變化最大，50 年下降了 35.9 個百分點；第二產業次之，50年增加了29.4個百分點；第三產業變化不大，50年間僅增加了7.5個百分點。從三次產業的就業結構看，第一產業變化最快，近50年下降33.7個百分點，第二產業、第三產業變化相近，同期分別下降16.1和17.6個百分點。
2.農業基礎仍十分薄弱，增長緩慢。中國在工業化的過程中，迅速成長的工業並沒有對農業提供應有的技術改造和服務，農業生產條件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農業生產抵禦自然風險、社會風險和經營風險的能力低下，從而使農業發展後勁不足。
3.工業結構規模雖大，但內部結構不合理，結構質量不高。具體表現在：（1）工業產品結構水平較低，市場相對飽和的低加工和粗加工產品過剩，而精加工和深加工產品不足；（2）工業生產結構單一，分層次、多樣化的工業生產體係尚未形成；（3）工業出口結構有待改善，高附加值、高檔次、高技術含量的產品在出口產品中比重偏低；（4）工業技術水平較低，高新技術產業也發展滯後等；（5）輕、重工業結構調整滯後。據統計，改革開放20 年（1978 年~1997 年）中，輕工業在工業產值中所占比重僅提高6 個百分點，即從 1978年的43.1%上升到1997年的49.1%，而重工業在20年中比重僅下降6 個百分點，從1978年的56.9下降到1997年50.9%等。
4.第三產業發展嚴重滯後，且結構水平較低。首先，第三產業總量不足，與世界大部分國家相比，中國第三產業的比重不論是就業比重還是產值比重均明顯偏低。據統計，世界第三產業占GDP的平均比重為60%，其中 34 個低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為36.1%，48個中等收入國家為50%，22 個高收入國家為65%，美國高達80%。而我國2001年的比重為33.7%，低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其次，第三產業內部結構不合理。從第三產業的內部結構看，發達國家主要以信息、谘詢、科技等新興產業為主，而我國目前仍是以傳統的商業、服務業、交通運輸業、金融等一些基礎性的第三產業為主，新興第三產業如信息、谘詢、科技等知識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業發展緩慢。此外，我國與第三產業有關的法律法規還很不健全，比如電信、銀行、保險、旅遊、教育、知識產權等方麵的法規要麼是空白，要麼是不符合國際運作慣例，入世後既難於對國內市場進行規範，又不利於國內企業與外資企業的公平競爭。
（二）產業結構的同構化
所謂產業結構同構化，主要是指各地區在產業結構變動的同時，區域間結構相似程度的增強。我國各地區的資源稟賦、經濟發展水平及地理位置相差懸殊，為使全社會的資源配置達到最優狀況，各地區本應優先發展具有相對優勢的（特色）產業。但是，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各地區在經濟發展中沒有充分考慮地區特點和產業性質，盲目引進、盲目投資、重複建設，地區結構呈“大而全”、“小而全”的封閉狀態，最終導致各地區產業結構高度相似與雷同。若以全國工業淨產值結構作為計算和比較的基準，我國中部與東部地區工業結構相似係數為0.935，中部與西部工業結構相似係數為 0.975.
產業結構同構化不僅限於經濟地帶間，而且在省際間，在省內各地市間也表現十分明顯。據資料顯示，長江下遊上海經濟區中江蘇的蘇州、無錫、常州和浙江的杭州、嘉興、湖州、寧波、紹興等十幾個城市產業結構就非常接近。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中國目前實施的以積極財政政策為主旋律的政府宏觀調控經濟的過程中，重複建設仍屢禁不止。據報道，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玻璃行業曾出現過每年新增10條生產線，以致供過於求、價格下滑、全行業虧損近10億元的局麵。1998年，玻璃工業采取淘汰落後措施，關閉小玻璃生產線190條，壓減落後生產能力2 600萬重量箱，從而使玻璃總量得到有效控製，價格回升，企業經濟效益趨向好轉。但由於投資體製改革滯後等原因，從 1999 年以來，浮法玻璃新一輪盲目重複建設重新抬頭，從1999年以來，全國新建、在建和籌建的浮法玻璃生產線迅增 39 條，增加生產能力近 7 000 萬重量箱。從而使玻璃業產品同構症更趨嚴重、惡化。
（三）產業的空洞化
所謂產業空洞化，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相當一部分產業處於衰退階段，個別產業甚至將趨於衰亡，而新興產業還沒有得到發展，或者新的產業發展的不夠充分不能彌補已有產業衰退的影響，從而造成經濟陷入不斷下降甚至萎縮的現象。在一種經濟結構向更高的經濟結構轉變的過程中，如果新舊產業銜接工作做得不好，一般均會出現產業空洞化現象。我國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產業空洞化跡象和影響越來越明顯，且產業空洞化趨勢將進一步加劇。首先，伴隨全球知識經濟的興起，居民消費結構變化更快，從而加速了傳統產業的衰退速度；其次，知識經濟在對結構高度化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時，也抬高了發展新產業的技術門檻和要求，顯然，我國技術創新能力難以在短期內得到大幅度提升，從而難以應對知識經濟對產業結構調整的挑戰；最後，經濟全球化和對外開放程度的進一步提高，尤其是入世後，使我國經濟發展麵臨更為嚴峻的考驗。由於我國在資金、技術、管理經驗等方麵的劣勢，我國產業發展麵臨的危險將進一步增大。
（四）產業組織結構的不合理
首先，企業數量多，但規模較小。中國工業 500 強與世界500強的最表麵化的差距是規模太小。1998年，中國工業 500 強的總資產平均值折算成美元為7.1156 億美元，銷售收入平均值為3.9812 億美元，分別僅相當於當年世界 500 強平均規模的0.88%和1.74%。中國 520 戶國家重點企業（均為大型企業、企業集團和行業排頭兵企業）1998年年銷售收入之和為25 853億人民幣，折算成美元為3 115億美元，僅相當於世界500強前兩名（美國通用汽車、德國戴姆斯———克萊斯勒）年銷售收入之和3 159億美元的98%。即使以中國工業100強同世界 500 強比較，仍差距明顯。1998 年中國工業 100 強的資產平均折算成美元為19.4806億元，銷售收入平均值為10.8914億美元，分別僅相當於當年世界 500 強平均規模的 2.44%和 4.75%。而據《中國企業發展報告（2002）》顯示，2002 年中國企業 500 強平均資產規模仍隻有2002年世界 500 強的 6.46%，平均營業收入隻有世界500強的5.26%；勞動生產率水平低，中國企業500強的人均營業收入、人均利潤、人均資產，分別隻有世界500強的12.95%、29.62%和1.57%。從盈利能力看，中國企業500強平均利潤水平隻有世界500強的12.06%。中國500強有少數企業虧損嚴重，約1/3企業利潤縮水，與世界企業500強相比差距更加明顯。另據統計，20 世紀 90 年代中國的鋼鐵企業多達1598家，是世界鋼鐵企業總數的 1/3，鋼產量卻僅為全球的 1/10.1995年，全國軋鋼企業達到 736 家，平均每個企業年產量隻有1.2萬噸，每個縣就有3.4家軋鋼廠。而據外國專家安格斯·麥迪森的比較，中國企業的規模（企業平均職工人數）不僅遠遠低於前蘇聯，比發達國家一般低50%以上。
其次，產業集中度低。長期以來，我國工業的產業集中度比較低下，而且不少產業還呈下降趨勢。據統計，1995 年我國前100家工業企業銷售收入集中度為 16%，前 200 家為20%，前500家為27%。在所有的工業產業中，有一半左右的產業集中度在10%以下。產業集中度超過10%的為19個，而且其中有16個產業的集中度1995年同1994年相比呈現下降趨勢。而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美、日、德等國以銷售額計算的前 100 家工業企業集中度就已達到 30%以上，其中當時的聯邦德國甚至達45%。而美國1982年製造業主要行業4家企業的集中度（CR4）則更遠遠高於中國許多產業的市場集中度
再次，產業專業化水平低。現代經濟中企業規模及企業規模形式的選擇是由企業內部生產技術、分工方式和企業外部市場競爭環境共同決定的。而報酬遞增的實現取決於企業或產業的專業化和分工水平。由於種種原因，我國工業生產專業化協作水平從總體而言並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改善，即企業“大而全”、“小而全”，自成體係，專業化協作水平低，尚未形成合理的分工協作關係，與工業發達國家相比，仍存在較大差距。比如，在機械工業中，美國、西歐諸國、日本的零件生產的專業化水平為75%~95%，而我國僅為 15%~30%。在汽車工業中，日本一個廠的零件協作工廠就有上萬家，美國福特汽車公司則有4萬家中小企業與之建立了各種協作關係，美國通用汽車公司有6.2萬家中小企業為之提供零部件，而中國一汽、二汽的零件協作企業尚不足200家。我國產業專業化水平低，必然導致我國企業“大企業不大”與“小企業不小”並存。一方麵，中國在實施“大企業”戰略時，不僅忽略了分工的動態要求，而且更根本地忽視了分工在企業規模效益中的重要作用，從而使大企業大而弱，則非大而強；另一方麵，小企業也總是求全發展，而非“小而專”、“小而精”，專業化工業小企業為數甚少。
此外，過度競爭與競爭不足並存，從而使該集中的缺乏集中，該競爭的缺乏競爭。一方麵，在許多規模經濟顯著的競爭性產業中，由於行業過度進入，導致許多行業中小企業數目急劇增長，據統計，1996年我國工業企業的個數多達798.65 萬個，由於中小企業數目眾多，規模經濟水平低，生產分散化，必然導致生產能力過剩，過度競爭現象相當嚴重。競爭是供給優化的重要動力。而過度競爭則會降低經濟運行效率，造成供給劣化。過度競爭，日本產業組織學家小宮隆太郎將其定義為：某個產業由於進入的企業過多，已經使許多企業甚至行業處於低利潤甚至負利潤的狀態下，但生產要素和企業仍不能從這個行業退出，使全行業低利潤的狀態持續存在下去；另一方麵，在許多產業特別是一些壟斷產業中，諸如郵電、電力、通訊、保險、外貿等行業，行政壟斷大量存在，從而使企業缺乏競爭活力，經濟效率低下。
（五）低度化的技術構成
中國目前不少產業的技術構成不能適應市場競爭的需要。由於資金及成本等方麵的限製，中國的許多產業在其發展過程中，普遍采取了倚重初級技術、適用技術的結構選擇。顯然，低度化的技術構成是中國目前無效供給過剩、有效供給不足及產業國際競爭力不強的重要根源。
（六）產業的城鄉結構失衡
亞當·斯密曾經指出：“任何一國的貿易，都以城鄉之間的貿易為最大而最重要的部門。”這說明城鄉結構之間存在巨大的市場潛力。而我國城鄉工業之間缺乏明確的分工，從而導致城鄉工業結構高度趨同，城鄉供需結構嚴重錯位或脫節，中國目前的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與農村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極不適應。據媒體報道，中國目前城鎮洗衣機的擁有率已達到94%，未來幾年的市場規模僅為 300 萬台。而農村的洗衣機市場空間則相對樂觀，預計未來5年我國農村市場洗衣機的需求量在4 000萬台以上，每年將超過1 000萬台。另據有關資料估算，要使中國 2.3億農村家庭家用電器的普及率達到 1997年城市的水平，就需要彩電 1.68 億台，洗衣機 1.7 億台，電冰箱 1.7 億台，電風扇1.82億台，收錄機0.98億台。這也充分說明我國城、鄉工業結構調整潛力巨大。
（七）我國城市化水平滯後
據報道，從1800年到1980年的180年間，世界人口增長了3.5倍，而城鎮人口則增加了35倍，城市化水平則從5.1%上升到40%，發達國家已經達到 75%。而據統計，1953 年、1964年、1982年、1990年、2000年、2001年我國城鎮人口比重分別為 13.26%、18.30%、20.60%、26.23%、36.09%和 37.7%。近50年城市化水平僅提高24.44 個百分點。我國嚴重滯後的城市化進程與三次產業間明顯的結構偏差形成了相互製約、互為因果的關係。據專家測算，要達到起碼的工業國標準，也就是城市化率達到60%，中國至少還需要30年。
四、中國目前經濟結構失衡的形成機理
中國目前的經濟結構失衡是一個綜合症，是多種因素、多種原因相互作用的結果。
（一）理論根源：我國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滯後
長期以來，理論界對產業結構理論研究明顯滯後於產業結構調整的實踐。在改革開放前30年，理論界對產業結構問題的研究局限在“兩大部類關係”和“農、輕、重比例關係”等簡單狹小分析框架內，因而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不多。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產業結構理論逐漸引進中國，並被嚐試運用於分析中國的產業結構問題。但由於中國的產業結構與西方工業化一般模式相比，存在形成背景差異，有其特殊的政府趕超戰略主導型特征，因此，從總體上講，我國有關產業結構理論的研究至今仍處於較低水平，從而使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缺乏明確的目標和係統的理論支撐。
（二）思想文化根源：重物質輕服務的觀念
長期以來，由於我國政府在生產政策上重物質而輕服務的思想，從而導致第三產業發展滯後，產業結構整體層次低、不合理。比如，在基建投資中，生產性投資比例長期偏高，非生產性投資比例長期偏低。
（三）曆史原因：我國既往選擇的經濟發展戰略的影響
從曆史上看，我國的工業化是從優先發展重工業開始的。由於選擇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經濟發展戰略，必然導致資源配置長期向重工業化傾斜，從而造成我國輕、重工業之間及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次產業之間結構失調。
（四）經濟原因：不適宜的企業競爭與淘汰機製
產業結構調整從本質上講是一個優勝劣汰的過程，在資源供給一定條件下，不“退”就無法“進”。在成熟的市場經濟體製下，企業的生產與投資決策完全由企業根據自身的情況與市場的需要來決定。決策失誤者或競爭失敗者被將市場自動淘汰出局。據報道，在美國，所有行業幾乎2/3的新建企業在6年內會破產或被兼並，生存期限不超過6年。在我國，由於所有製偏見，政企依然不分、地方政府對企業過分幹預，市場發育落後，市場體係先天不足及法製不健全等原因，使我國目前企業競爭與淘汰機製不通暢，從而造成產業退出壁壘較高，因而不利於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升級。
（五）體製原因：投資體製改革滯後
由於種種原因，中國目前的投資體製改革仍然滯後，投資決策責職不明，投資失誤無人承擔風險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從而使重複建設屢禁不止，產業結構調整緩慢。
（六）技術原因：技術創新乏力
首先，工業技術設備落後。根據前國家經貿委調研報告，我國國有重點企業關鍵設備達到和接近國際水平和國內先進水平的僅占15%，2/3的設備屬國內一般水平或落後水平。在所有工業設備中。目前技術經濟性能比較先進的隻占1/3，其中達到國際20世紀80年代先進水平的僅占13%，達到或接近國內先進水平的不足22%；性能落後的占2/3.我國的工業總體技術水平大約比發達國家落後了15年~20年。在世界上多數國家已淘汰的平爐煉鋼工藝，在我國鋼產量中仍占15%。全國4 100多萬紡錠有1/4是需要淘汰的落後設備，達到20世紀80 年代先進水平的不到40%。
在工業固定資產中，工業生產設備的優劣和技術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著勞動生產率、能耗、物耗、產品質量高低，進而決定著經濟效益的高低，從而影響產業整體素質的提高。我國落後的工業技術設備水平，必然導致我國工業能耗、物耗水平居高不下、產品質量差、產業整體素質不高。據統計，目前中國單位GDP能耗是發達國家的3倍~4倍，主要工業產品能量單耗比發達國家平均高40%。我國噸鋼綜合能耗為1.52 噸標準煤，比美國高1倍，比日本高1.5 倍。能源綜合利用率目前僅為 32%左右，比國外先進水平低10多個百分點，萬元 GDP能耗比發達國家高4倍多。
其次，技改投資不足。目前在工業發達國家的固定資產投資中，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投資的比重一般達到 70%~80%。相對之下，我國工業更新改造投資的比重顯然低下。據統計，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技改投資由1993年的50.31%回落到1997年的8.25%，1999年甚至回落到 1.1%的水平，並且增幅持續下降的趨勢一直未得到扭轉。從 1998 年至今，技改投資增加主要依靠國債投入，後勁不足。從技改資金來源構成分析，與國債技改投資的增長相反，自籌資金以及利用外資占技改資金來源的比重出現下降。據統計，2000年1月~6月，占企業技改資金來源2/3的自籌資金雖增長 22.8%，但其占全部資金來源的比重卻由1999年同期的70.8%下降為66.1%。利用外資技改資金增幅下降15.6%，其占全部資金來源的比重也從 1999 年同期的5%下降為3.2%。顯然，自籌資金以及利用外資所占比重的下降將成為技改投資穩定增長的製約因素，伴隨積極財政政策的逐步淡出，技改投資必深受影響。此外，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在技改投入不足的嚴峻情況下，技改投資的內部結構也不合理。即在工業更新改造投資中，真正用在機器設備的投資（西方國家稱之為積極投資）比重並不高，而用在建築安裝工程上的投資（西方國家稱之為消極投資）的比重，卻大大超過國家規定的工建投資比重應低於 20%的要求，從而導致工業企業的機器設備難以及時更新，工藝技術難以及時改造。據統計，1991 年~1996年國有單位更新改造投資中設備工具器具購置所占比重分別為 50.2%、49.0%、48.8%、48.6%、51.0%和 52.5%，而建築安裝工程所占的比重分別為 41.7%、42.5%、43.0%、43.1%、40.7%和 38.6%，其他投資分別為 8.2%、8.6%、8.2%、8.2%、8.3%和9.0%。
再次，科技投入嚴重不足。R&；；amp；D（研究與發展）占 GDP的比重是衡量一個國家科技活動規模及科技投入強度的重要指標。據統計，1995年~2002年我國R&；；amp；D（研究與發展）投入分別為286億元、404.50 億元、481.50 億元、551.10 億元、678.90 億元、895.7億元、1042.50 億元和 1161 億元，占 GDP的比重分別為0.5%、0.6%、0.6%、0.70%、0.80%、1.0%、1.09%和1.1%。而發達國家一般都在2%以上，日本1993年為2.94%，經合組織成員國平均達2.3%，中等收入國家也早在1%以上。而企業的研究與發展占銷售額的比重與國外相比差距更大，國外大中型企業一般為10%左右，而我國平均僅為 0.5%，且還有下降趨勢（趙玉麟，2001）。
此外，科研體製不合理。其突出表現為科技資源配置結構失衡。各國的經驗表明，技術創新的主體應該是企業，而我國長期以來，科技資源的配置嚴重向政府科研機構傾斜。據報道，2001年我國風險投資項目 171 項，投資總量為 2.60 億美元，其中65%的風險投資資金來源於政府。民間資本、其他非上市國企、其他風險投資公司、銀行等金融機構、高校、證券公司、上市公司則分別為8%、8%、6%、5%、4%、2%和2%。
（七）市場原因：資本市場不完善和並購障礙的存在
斯蒂格勒曾有一句名言：“美國大公司的成長，沒有一家不是通過兼並收購而成長起來的。”這說明並購不僅有利於迅速的資本集中，有利於市場的擴大，而且也是企業成長壯大的必由之路。我國由於資本市場不完善，從而使企業兼並收購缺乏足夠有效的金融支持，加上地方政府及部門之間的地方保護主義，導致並購兼並存在種種障礙，從而影響企業的經濟規模和產業集中度的提高。
（八）政策原因：產業援助不足
長期以來，我國產業政策的重點主要側重於產業的“進入”方麵，而產業退出的援助機製和扶持政策則相對薄弱或欠缺，從而強化了產業退出壁壘，不利於企業的優勝劣汰機製的形成。
（九）社會原因：人員安置困難
由於社會保障體係改革的滯後，製約了再就業工作的開展和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中國目前社會保障改革麵臨的難點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1）經費十分緊張。統計數字顯示，中國失業保險基金平均到每個失業者身上隻有 210 元左右。（2）覆蓋麵太窄。目前將所有的社會保障能覆蓋的人群都計算在內，不及中國總人口的1/10.（3）宏觀決策有待改進。政府對於社會保障製度的研究，拘泥於一些技術問題，如發放方式、籌資方式等，而對於基礎政策、宏觀政策等反思研究得不夠。（4）體製不順。如養老，國企職工歸勞動部門負責；公務員歸人事部門負責；貧困群體歸民政部門負責，多頭管理現象嚴重等。
第三節 優化供給的結構調整對策
一、所有製結構的調整
中國目前經濟（供給）結構的調整是一項係統工程。繼續積極調整所有製結構是“十五”結構調整的前提（條件）。為此，應進一步深化對公有製經濟的含義及主體地位的全麵認識，積極探索公有製實現形式的創新，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對關係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必須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以加強重點，提高國有資產的整體素質；切實搞好國企改革，通過建立規範的現代（國有）企業製度，使國企真正成為適應市場的法人實體和競爭主體；通過政策製度創新，千方百計發展、壯大各種非公有製經濟等等，從而為“十五”結構調整重構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微觀主體。
二、完善國家的產業政策，製定合理的產業組織政策
（一）貫徹實施產業差異化政策
不同地區的同一行業之間和同一行業的不同企業之間，應在產業發展方式上實行由過去的產業結構趨同化向差異化方向轉化，從而走產業及產品的差異化發展道路。通過選擇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及產品作為區別不同於其他地區和企業的產業及產品，從而形成自身的有特色的支柱主導產業及產品。其中尤其應注意對農村市場進行準確的細分。根據不同標準，可以把農村市場劃分為不同類型，如根據經濟發展水平，可以把中國農村市場劃分為城郊富裕地區、沿海發達地區、中西部欠發達地區、中西部貧困地區。針對不同的地區，應實行不同的產業及產品政策。
（二）通過多種方式，促進重點骨幹企業實現規模經營
促進重點骨幹企業實現規模經營可實行發達地區和企業的傳統產業向後進地區和企業轉移，通過區域之間合作或合資而形成產業區域重組，既可實現發達地區和企業產業及產品的規模經營和升級換代，又可奠定後進地區和企業擁有較高起點的發展基礎；按照專業化分工和規模經濟的要求，以現有骨幹企業為核心，以資本為紐帶，積極支持企業之間的重組，從而有利於形成一批跨地區、跨部門、跨所有製的大企業和企業集團；順應市場體製的要求，扶優汰劣，扶植具有競爭優勢的企業，實現結構優化；發展資本經營與資本市場，為企業的兼並重組提供金融支持，利用市場機製培植優勢企業，以實現規模經營等。
（三）積極發展第三產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
一方麵，應通過降低第三產業中的壟斷程度，加大第三產業投資，引入競爭機製，實行投資主體結構的多元化，積極發展第三產業，提升第三產業的規模，提高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另一方麵，重視優化第三產業的內部結構，重點是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金融保險業、谘詢業、會計、法律服務、科教文化等現代服務業，從而提高第三產業的結構水平。同時，現代服務業的快速發展還能夠改造傳統服務業，從而提高整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水平。
（四）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
高新技術及其產業化是21世紀企業技術進步的方向和市場競爭的製高點，同時也將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理應成為“十五”結構調整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按照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要求，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積極發展對經濟增長有重大帶動作用的高新技術產業。大力推進信息化，用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加快工業化進程。具體應注意：大力支持大規模集成電路設計與開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和品牌的軟件、新型元器件、新一代數字視聽技術、計算機與網絡集成技術等電子信息技術和產品的產業化、規模化；促進基因工程等生物製藥技術的產業化；積極培育和發展複合材料、光纖等新材料產業；大力發展環保產業等等。
三、通過技術創新帶動產業升級和供給結構的優化
首先，應采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促進產業升級。這既是進行技術結構、產品結構和勞動力結構調整的主要途徑，也是保持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為此，我們應當抓住機遇，圍繞品種、質量、效益，加大技術改造的力度，淘汰落後的工藝和設備，壓縮過剩的一般產品生產能力，逐步實現主要行業關鍵技術從消化和引進國外為主，轉向自主開發為主，優化技術結構和產品結構，降低生產成本，使傳統產業得到提升和振興。
其次，技術創新的重點應放在創造產品差別性上，在開發新產品的同時，注意老產品的升級換代，創造名牌產品。
再次，千方百計加快企業技術進步。比如，鼓勵企業增加技術投入，實現技術開發由政府主導型向企業主導型轉變；改革技術創新的組織方式，使企業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製定引進政策，把重點放在軟技術的引進上，同時應加強領導，減少重複和低水平引進，並重視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和改良；建立技術介紹、評估的中介機構，幫助企業分析技術的水平和潛力；加強各部門之間的協同攻關能力，政府要在資金、技術上給予支持，同時組織對重點技術的消化、改良和重點設備的國產化；重視工業固定資產的大規模更新改造等。
複次，進行科研體製創新。如轉變政府職能，發揮市場機製在科技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調節作用，確立企業的技術創新主體地位，而政府則應從直接組織創新項目，幹預企業技術創新為主轉向以宏觀調控、政策引導、創造環境、提供服務為主；改變科研與生產相脫節的狀況，促進產學研相結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