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貨緊縮與通貨膨脹現象，在任何市場經濟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內，在一定條件下都會更替出現的。我國自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出現過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而減稅主張，又是凱恩斯主義與供給學派關於通貨緊縮治理對策的共同取向。是否減稅，也是中國通貨緊縮治理過程中爭議的焦點和熱點問題。為此，本章就通貨緊縮及其運行特征、減稅與通貨緊縮治理的經典解釋、減稅與中國通貨緊縮的治理等問題進行分析。
第一節 減稅與通貨緊縮治理的經典解釋
一、通貨緊縮的概念界定
通貨緊縮與通貨膨脹一樣，均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經濟運行過程中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的量的對比關係的一種動態表現。但是，何謂通貨緊縮，理論界卻存在著不同的理解。一般將其定義為物價水平的廣泛、普遍和持續下跌的一種經濟現象。如薩繆爾森將其定義為：“通貨緊縮表示價格和成本在普遍下降。”克魯格曼的定義是：“因總體價格水平上升，被稱為通貨膨脹；價格水平下降，被稱為通貨緊縮。”此外，理論界對通貨緊縮的種種定義還有：指貨幣供應量增長速度持續下降；指通貨膨脹率下降到1%以下；指貨幣供應量和一般物價水平的同時下降；指貨幣供應量和一般物價水平在同時下降的同時，伴隨經濟衰退等等。作者傾向於將通貨緊縮定義為物價總水平的廣泛、普遍和持續下跌的一種經濟現象。
二、中國目前通貨緊縮的現狀
自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我國是否存在通貨緊縮現象，國內理論界存在眾多爭議。但是倘若對照理論界對通貨緊縮的一般共識性定義，我國自1997 年開始出現通貨緊縮現象，至今通貨緊縮的壓力尚未得到根本解除。據有關資料顯示，從 1998 年的第二季度開始，一直到1999年的第四季度，物價水平在零以下運行，物價總水平出現負增長。到2000 年物價總水平稍有提高，通貨緊縮的走勢有所緩解，一些連續下跌幾十個月的價格指數為上升，但在2001年年中以後，各類價格指數的走勢又再次掉頭下行。據最新統計資料表明，2002 年1 月~11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下降0.7%，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同比下降2.5%。物價水平呈現絕對降低的狀態。與 2001 年物價小幅度提高相比，2002年物價重新走低。這表明，中國目前通貨緊縮的壓力並未得到根本解除。通貨緊縮仍是我國宏觀經濟運行過程中一個揮之不去的陰影。
三、轉型時期中國通貨緊縮的特異性分析
概括起來，中國目前的通貨緊縮與西方發達國家在成熟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的通貨緊縮相比，既具有通貨緊縮的一般特征，如物價持續下跌、供給過剩、需求不足等，更具有以下幾個方麵典型的國情特色。
（一）體製背景差異
西方國家通貨緊縮產生的體製背景是成熟的市場經濟體製，市場機製比較完善，市場主體高效且富有活力，市場體係比較完整，市場運行有序。一句話，西方宏觀經濟運行具有一係列比較完善的製度基礎與結構條件。而中國目前的通貨緊縮卻產生於多重轉型的不發達、不完善、不成熟的市場經濟體製背景。中國目前的轉型包括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體製轉型；由農業國向工業國的發展轉型；由粗放型增長方式向集約型增長方式轉型；由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轉型；由短缺經濟向過剩經濟轉型等。由於多重轉型相互疊加在一起，進一步加劇了中國轉型期的各種矛盾與利益衝突，導致市場主體行為的非規範性、市場體係的非完整性及市場運行的無序性並存。因此，中國目前的經濟體製既不同於西方成熟的市場經濟體製，也不同於東歐及前蘇聯的轉軌體製，又有別於傳統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
（二）類別差異
與西方發達國家出現的需求不足、供給過剩、物價持續下跌與經濟衰退並存的衰退型的通貨緊縮不同，我國目前通貨緊縮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在無效供給過剩、有效供給不足、物價水平持續下跌、經濟增長幅度回落的同時，經濟增長速度卻仍處於高位上。據統計，1997年~2002 年我國的 GDP年增長率分別為：8.8%、7.8%、7.1%、8.0%、7.3%和 8%。因此，中國目前的通貨緊縮是一種增長型的通貨緊縮。而它又是政府積極幹預經濟的結果。
（三）性質差異
中國目前的通貨緊縮是有效供給不足型通貨緊縮，而非西方國家的有效需求不足型通貨緊縮。西方國家的通貨緊縮，照凱恩斯的解釋，根源於由三大基本心理因素和三大基本心理規律所導致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按照馬克思的解釋，則主要根源於資本主義收入分配製度的不合理而導致的有效需求不足。而中國目前的通貨緊縮，表象為需求不足，其實質則根源於有效供給不足。隻不過無效供給過多掩蓋並導致了有效供給不足。而且抑製消費需求的因素既有收入分配方麵的結構問題，更有供需結構方麵的失衡問題。導致投資需求不足的因素，也不同於經典作家所闡述的由於企業家信心不足，而是由於供給體製等製度缺陷而導致投資需求不足。因此其最根本層次的原因是供給而非需求方麵的機製缺陷。
（四）成因差異
中國目前的通貨緊縮是一種政府失靈型通貨緊縮，而非西方發達國家發生過的市場失靈型通貨緊縮。換言之，根源於市場缺失或市場缺乏，而非市場缺陷。西方通貨緊縮的根源在於市場失靈或市場缺陷，即經濟係統裏作為內生變量的眾多企業和商業銀行的投資行為，與社會需求無法維持原有的均衡，凱恩斯稱之為“有效需求不足”。而中國目前的通貨緊縮則是由於政府失靈或市場缺失造成的，即由於在中國經濟運行中市場機製本身不夠完善，並且無法有效地發揮其調節作用。
具體說來，當前我國經濟轉型中出現的通貨緊縮的特殊原因和表現特征有：地方保護主義和過多的低水平重複建設尚未得到製止；國企改革尚未到位，市場退出機製尚未真正形成，從而使供大於求的矛盾難以解決；由於市場無序、惡性競爭比較嚴重，導致價格不正常下降；改革開放以來，勞動生產率提升較快，單位產品價值下降，也導致價格下降；近幾年破除壟斷，導致電信等壟斷價格下降；由於加強價格監管，導致醫療收費等某些服務價格下降；近幾年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城務工，使得勞動力成本下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國際價格低迷，引發國內某些產品價格下降（後五種屬正常價格下降，根本不需要治理，反應進一步推進）。此外，資本品價格的不斷下降也是社會物價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減稅與通貨緊縮的治理：凱恩斯主義與供給學派的不同解釋
（一）凱恩斯主義的解釋
凱恩斯認為，20世紀3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大蕭條，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有效需求不足又是由受三大基本心理因素和三大基本心理規律的影響而導致的投資需求不足和消費需求不足構成的。並認為，由於三大基本心理規律的作用，僅靠市場機製的自發調節，無法擺脫蕭條，隻有依靠政府幹預，才能治理通貨緊縮。而減稅政策又是政府幹預宏觀經濟的積極財政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增加居民消費需求的有效措施是增加可支配收入，直接手段是減少個人所得稅。凱恩斯學派的減稅政策主要是減少所得稅，特別是個人所得稅。但在對稅收政策的理解上，凱恩斯學派又與供給學派存在差異，其區別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首先，凱恩斯主義的減稅主張是居第二位的政策手段。這是因為稅收乘數總是小於政府支出乘數。設 b為邊際消費傾向，t為平均稅率水平， 則稅收乘數—KT—=b/{(1-t)}， 而政府支出乘數—KG—=1/{1-b(1-t)}，由於 0 其次，在凱恩斯主義者的政策工具庫中，減稅是作為在“自動穩定器”認識基礎上的相機抉擇手段而出現的，它僅僅是臨時性的“逆經濟風向而行事”的權宜性措施。減稅在凱恩斯主義看來，隻是在衰退時期刺激需求的（臨時性的）權宜手段，且是指削減平均稅率，而非邊際稅率。
再次，凱恩斯主義認為，減稅首先產生“收入效應”，其次才產生“替代效應”。因為，凱恩斯主義認為，總供給是由外部的長期因素決定的，從而不可能是財政政策的適當目標，稅率的改變隻有通過需求的變化才能影響產量和就業量。為此，凱恩斯主義的減稅主張側重於刺激需求邊，重在考慮如何擴大需求。
此外，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凱恩斯主義在主張減稅的同時，也主張較高的稅負水平，即主張實行高額累進所得稅製。因為高額累進所得稅製不僅使高收入階層的邊際消費傾向不至於下降太多，從而獲得較大的投資乘數。同時，它還能集中大量的社會收入，通過政府消費或政府投資的方式，來充分地發揮乘數效應，進而促進經濟增長。此外，凱恩斯主義主張實行高額累進所得稅製還出於如下考慮，即政府幹預在市場經濟中主要是通過經濟手段來實現，為此必須依賴於大量的政府財政支出，即使凱恩斯主義並不追求年度預算平衡，但還是要求實現周期性預算平衡，而長期維持財政支出的主要手段要借助於高額累進所得稅製。
（二）供給學派的解釋
供給學派認為，產生通貨緊縮的根源在供給方而不在需求方。在市場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麵，認為供給是主要的，供給與生產率是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的“至高無上”的決定因素。美國經濟存在的問題就在於供給不足。而供給不足的形成又是凱恩斯人為地刺激需求的結果。供給學派的代表人物圖爾甚至認為，並不是資本主義經濟固有的不穩定性導致了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相反地，而是當時政府所采取的一係列不明智的行動促使了經濟下降並阻礙了複蘇。這些行動包括：20 世紀 30年代的懲罰性的抬高稅率；貨幣供給量大幅度縮減；以及諸如故意地銷毀農產品等反供給措施。為對付通貨緊縮，供給學派主張通過新的稅收製度刺激結構，即大幅度地和持續地削減個人所得稅和企業稅，簡化稅種和優惠稅率，反對高額累進所得稅製，從而鼓勵人們儲蓄和鼓勵企業對新的以及更有效的工廠和設備進行投資，對現有生產力進行改造，提高生產效率和實行生產結構的調整。以此來擺脫通貨緊縮，實現經濟的穩定增長。
在治理通貨緊縮問題上，供給學派的減稅主張也不同於凱恩斯主義的減稅主張。其區別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首先，減稅是現代供給學派政策主張的核心和基本環節。供給學派認為，在決定供給的各種因素中，稅收是最重要和最有效的。稅率，特別是邊際稅率（指對增加一單位收入所征收的稅率）對個人和企業的經濟行為具有重要影響。概括起來，減稅對社會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主要表現在：（1）降低稅率可以促進個人和企業增加儲蓄和投資，並促進個人少休閑、多勞動，從而有利於供給增加。因為，人們在麵臨消費和儲蓄、現在消費和將來消費（即投資）、休閑和工作的“購買選擇”麵前，總是取其相對價格較便宜的一種。提高稅率減少付稅後的利潤率和利息率，意味著在現在消費的價格不變的條件下，提高了將來消費的價格，從而影響人們投資的積極性。另一方麵，提高稅率減少付稅後的工資率，意味著在休閑的價格不變的條件下，提高了勞動的相對價格，從而影響人們勞動的積極性。（2）減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使政府收入增加。因為降低稅率至少可以在以下三個方麵擴大稅基：使更多的要素進入市場，擴大產量，增加稅基；如果削減邊際稅率，在市場上運轉的資本為賺取更高的利潤，就會從低稅率的活動範圍轉入傳統較高稅率的活動範圍，不需要增加產量就可以擴大課稅基礎；邊際稅率越高，則在逃稅、避稅上花的監督成本越多，降低邊際稅率則可減少這類成本支出，減少逃避稅行為，從而實現擴大稅基。（3）減稅可以抑製通貨膨脹。因為，一則減稅可以增加供給，可以緩和需求過度的矛盾；再則減稅將使政府收入增加，伴隨政府支出的削減，便可減少或消除赤字。（4）減稅可以減少逃、避稅的弊端。
其次，供給學派主張減稅是永久性的，而且是削減邊際稅率，而不是削減平均稅率。供給學派及其成員認為，“永久性減稅的目的，就是要減少對工作、儲蓄和投資的稅收歧視，也就是要增加對工作、儲蓄和投資的報酬。”換言之，減稅應是直接增加供給的有效手段，甚至可能成為惟一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