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供給學派認為，減稅首先產生“替代效應”，其次才產生“收入效應”。供給學派認為，隻有改變邊際稅率，才會改變工作與閑暇、儲蓄與消費這兩對選擇對象或替代物之間的相對價格，從而改變人們活動的方向和資源的投入數量。隻有在人們對相對價格的改變做出“反饋”之後，其收入才會發生改變。因此，改變邊際稅率的“首次效應”（first_order effects）是“替代效應”（或稱為“相對價格效應”），而“二次效應”（Sec ond_ordere ff ec ts）才是“收入效應”。因此減稅的型式至關重要。
此外，供給學派強調較低的稅負水平，反對凱恩斯主義主張的較高的稅負水平，否認高額累進所得稅製是經濟運行的“內在穩定器”，而認為高額累進所得稅製是對經濟起阻滯作用的“稅收製動器”，它對經濟的作用是不利的。依據拉弗曲線所指出的政府稅收收入與稅率的雙重對立關係，高額累進所得稅製其實是壓低了國民收入水平。因為過高的邊際稅率不僅阻礙了個人和企業的財富積累，導致了儲蓄和投資供給不足，更重要的是它使個人投資者的革新、發明、創造的精神喪失殆盡，從而造成勞動生產率下降，致使經濟萎縮。因為，“在任何經濟製度中創造性和主動性的主要來源都是個人投資者，經濟不會自行增長，也不能靠政府的影響而發展起來。經濟是由於對人們的事業心，即甘冒風險、把設想變成壟斷、壟斷變成工業，並在知道將得到什麼回報之前就給予的這種意願做出反響而增長的。”此外，高稅率還導致地下經濟的大規模不斷擴大，避稅和逃稅更加盛行。因此，供給學派主張減稅。
最後，供給學派的減稅主張側重於刺激供給邊，重在考慮稅收政策的供給效應，即著重並詳細地分析了政府的稅收政策對生產要素供給和經濟活動的效應，著重考慮如何不致使投資水平下降和生產率上升受阻。其中最為著名的便是揭示稅率、產量和稅收額的關係的“拉弗曲線”。該曲線包含的思想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麵：（1）稅率限度。在一定範圍內，增加稅率可使政府得到較多的稅收。當稅率超過一定的限度時，政府的稅收反而會減少。（2）一定數額的稅收，既可由高稅率征得，也可由低稅率征得。如 OA與 OB的稅率、OC與 OD的稅率征得的稅收相等。（3）相同的稅額雖然可由不同稅率征得，不同稅率卻對課稅基礎有不同影響。高稅率削弱課稅基礎，減低經濟活力，因而必須大幅度降低稅率。減稅造成的財政收入的減少，可以用減稅刺激經濟增長後所增加的財政收入來彌補。（4）曲線顯示稅率和稅收的函數關係。若稅率為零，人們得到其生產的全部成果，收益和納稅後的收入之間就不會加進政府征稅這個“楔子”，稅收也為零，這時政府也不可能存在，經濟處於無政府狀態。當稅率逐漸增高時，稅收也隨之增加。稅率提高到 E點，稅收和產量達到最大。稅率超過 E點，稅收不增反減。當稅率達到100%時，稅收將因無人願意工作和投資而降為零。因此，對於政府而言，圖中的陰暗區是“禁區”。稅率進入禁區後，降低稅率非但稅收不會減少，反而會增多。（5）同樣的稅收可以有兩種不同的稅率。圖中，A點代表一個很高的稅率和很低的產量，B點代表一個很低的稅率和很高的產量，然而這兩種稅率為政府提供的稅收是相等的。C點和 D點的情況也是一樣。總之，“拉弗曲線”是供給學派解釋宣傳他們減稅主張的有力的分析工具，是供給學派最為簡捷的理論模型或曰“思想精髓”。
第二節 減稅與中國通貨緊縮的治理
稅收問題往往是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我國唐代著名理財家楊炎把稅賦稱為“財賦者，邦國之大本，而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輕重係焉。”即稅收是國家的根本，就像人的咽喉那樣重要，是關係到天下是治還是亂、是安還是危的大事。馬克思說，賦稅，這是喂養政府的母乳，國家存在的經濟體現就是捐稅。為擴大內需、治理通縮，我國已連續6年實施擴大政府支出的積極財政政策，但實踐效果至今仍不理想，而稅收收入卻連續幾年實現大幅度超常規增長。尤其是伴隨中國的入世，世界減稅潮流的競爭，是否減稅再次成為理論界、企業界和政府爭論的焦點和熱點話題。肯定派認為，中國近期采取適度減稅政策具有可行性；而否定派則認為，由於我國目前正在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宜采取減稅政策，這也是近期財稅管理部門的主流意見。減稅之爭沒有最終結論，但作者傾向於實施結構性減稅的政策主張，這也逐漸成為人們的共識。
一、減稅反對派的理由
（1）中國目前的稅製結構製約著減稅效應的發揮。中國目前的稅製結構仍以間接稅為主體，不同於國外以直接稅為主體的稅製結構，後者與居民個人收入水平直接相關。據統計，2001年，我國增值稅、消費稅和營業稅三稅的比重高達65.42%（含海關代征的兩稅），而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相加僅占稅收收入的24.91%。另據國際經驗表明，削減間接稅，不僅刺激經濟的效果不明顯，而且有下拉物價的可能性。因此，減免間接稅，對中國當前的經濟增長不利。
（2）中國目前的總體稅負水平在世界各國中屬中等水平，而大量重點支出又需要國家財力保障，因此不具備大規模減稅的條件。據有關資料顯示，發達國家稅收收入占 GDP的比重大多在1/3以上，有的高達 50%。發展中國家稅收收入占 GDP的比重也一般在20%~30%。另據統計，2001 年底，我國稅收隻占GDP的15.8%。大規模減稅將降低財政收入占 GDP的份額，直接影響財政對教育、科技、衛生、社會保障、國防建設等重點支出的保障。因此，中國目前的減稅空間不大。
（3）中國目前的經濟、稅收環境決定不宜實行減稅。不宜實行減稅的原因突出表現在納稅主體對減稅信號（效應）反應的不靈敏。一方麵，國有企業與政府的關係尚未理順，自我約束機製還不健全，企業的投資和經營行為遠沒有走上規範化軌道，各種偷稅、騙稅現象時常發生；另一方麵，人們的納稅意識還普遍淡薄，偷、逃、騙、欠稅比較嚴重，這勢必製約減稅效應的正常發揮。
（4）近幾年來，我國稅收的超常規增長，是多方麵原因綜合促成的。其中一半是跟當年的 GDP增長直接相關的。此外還有部分稅收優惠政策到期恢複征稅、進出口增加促進進出口稅收增長迅速、證券市場活躍使得證券交易印花稅增加等經濟因素的影響，以及加大稅收征管力度因素和其他特殊因素。
（5）大規模減稅不利於中國“十五”期間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因為大規模減稅必將直接影響中央財政收入的比重，中央財政收入減少不利於提高國家對宏觀經濟麵的調控，更不利於“十五”期間財政轉移支付政策的逐步實施，從而使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缺乏財力支撐。
二、減稅肯定派認為中國目前當行減稅的依據
（一）中國目前減稅的必要性分析
1.從宏觀稅負（指一個國家的總體稅負水平，一般通過一個國家一定時期政府所取得的收入總量占同期 GDP的比重來反映）水平看，我國的宏觀稅負有小口徑宏觀稅負（稅收/GDP）、中口徑宏觀稅負（財政收入/GDP）和大口徑宏觀稅負（政府收入/GDP）三種。在這三個指標中，大口徑的指標最為真實、全麵地反映政府集中財力的程度和整個國民經濟的負擔水平，是真正反映企業和居民負擔水平的指標。而中、小口徑指標則更能說明在政府取得的收入中，財政真正能夠有效管理和控製的水平。在分析我國宏觀稅負水平時，應將這三種不同口徑的指標綜合起來進行考察。據有關資料顯示，中國目前中、小口徑的宏觀稅負水平與世界各國的平均水平相比，並不高。2000 年我國小口徑宏觀稅負水平為 14.1%，中口徑宏觀稅負水平為15.0%。但我國大口徑的宏觀稅收負擔並不輕，據學者估計，2000年大口徑宏觀稅負水平達25.1%。而考慮到對預算外、體製外收入測算的保守性，這個稅負水平應該是實際稅費負擔水平的下限，有的學者認為這一指標早已超過了 30%（米建國，1996），從而遠高於發展中國家16%~20%的水平。
2.中國目前的微觀稅負特別是企業的稅費負擔過重，尤其是非稅負擔過重，而且企業稅負結構不平衡。首先，我國企業微觀稅負偏重反映在我國稅製結構和主體稅種的設置方麵。我國的稅製結構以流轉稅為主體，以企業為主要征收對象，企業繳納的主要稅種所設計的稅收負擔不輕。比如增值稅法定稅率雖為17%，但若換算為國外可比的消費型增值稅口徑，即允許扣除固定資產所含稅金，實際稅率達到 23%，高於大多數西方國家20%左右的水平。再如企業所得稅，目前我國法定稅率為33%，而加拿大為28%（2004 年將降到21%），德國為25%，美國實行15%、18%、25%和 33%的四級超額累進稅率，前三檔都比我國低，最高稅率同我國相同，但由於其他稅前扣除項目多，而且是超額累進，故實際稅負也比我國低得多。倘若再考慮我國企業經濟效益和剩餘產品價值率均比西方國家低等因素，我國企業，尤其是國有大中型企業的稅負則顯得更重。其次，企業的稅費總負擔偏重，尤其是非稅負擔過重。據對四川省 10 戶企業稅收負擔的調查表明，1993 年以來，企業稅收負擔總體呈上升趨勢，而非稅負擔更加沉重（見表 7.4）。據青海省國稅局的一份調研報告，青海省工業企業平均總體稅負從 1996年的6.82%增長為1999年的8.84%，大型工業企業的增值稅稅負從1996年的5.57%上升到1997年的 7.76%。另據有關資料顯示，目前，全國省以上批準的行政事業性大小收費約有幾千項，各種基金 600多種，每年稅外收費在3 000億元以上（趙建華，2000）。此外，我國各類企業的稅負差別較大。一般說來，國有企業的稅負要重於其他經濟成分實體的稅負，內陸地區企業的稅負要重於沿海地區企業的稅負，內資企業的稅負要重於外資企業的稅負，大型企業的稅負要重於中小型企業的稅負，資本有機構成高的企業的稅負要重於資本有機構成低的企業的稅負。比如據青海省國稅局的一份調研報告顯示，青海省 1999 年國有經濟總體稅負達10.05%，是私營經濟3.46%稅負水平的2.9倍，是港澳台投資經濟1.85%稅負水平的5.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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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近幾年來我國稅收的超常規增長的緊縮效應不容忽視（脫離了經濟增長的基礎）。從理論上講，以商品稅為主體，以商品流轉額為計稅依據，采用比例稅率的稅製結構，稅收收入的增長率一般情況下應該低於 GDP增長率，即稅收彈性係數小於1.而從1997年~2001 年，我國的稅收收入增長都超過了 GDP的增長速度，稅收彈性係數都大於 1，最高的竟達到了 3.37（1999年），換言之，1999年我國稅收增長速度是GDP增長速度的3.37倍。顯然，近年來，我國稅收處於超常增長的狀態。據最新統計表明，2002年全國共完成稅收收入17 004億元，比上年增長12.1%，占GDP16.7%，增收1 832億元，比1997年的8 225 億元翻了一番多。但過分的、長期的“超常增長”勢頭，勢必將損害經濟增長的本身。因為，政府的收入太多，就會減少企業和居民的收入，從而大大降低企業和個人的投資積極性和勞動積極性，進而會降低整個社會的經濟增長。近幾年來，積極財政政策不斷，但民間投資卻一直啟而不動就是明證。
4.國際經濟形勢要求我國進行減稅。進入新世紀以來，伴隨經濟全球化加速所帶來的國際競爭加劇及全球經濟增長趨緩的壓力，在世界範圍內，凡是進行稅製改革的國家都把減稅作為了一個原則和方向，各國紛紛推出減稅計劃和方案，調低所得稅稅率（或稅負），從而形成了新一輪世界性的減稅趨勢和潮流。據報道，2000年以來實施減稅政策的有美國、加拿大、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澳大利亞、比利時、瑞典、俄羅斯、荷蘭、葡萄牙、羅馬尼亞、希臘、捷克、阿爾巴尼亞、波蘭、愛爾蘭、哈薩克斯坦等國家和台灣地區。目前，這一減稅浪潮，勢不可擋。國際稅收競爭的壓力及入世的挑戰要求我們有必要采取一些稅收政策特別是減稅措施，刺激國內經濟發展，應對國際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