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證明，自1998年以來我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是我們堅持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根據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適時調整宏觀調控政策的一次嚐試。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說的，“中國用自己的方法比其他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都更好地渡過了全球金融危機———它的增長仍然接近8%———這主要是由於采用了標準的宏觀經濟政策，即通過公共投資計劃來刺激經濟"。美國記者雷格·斯密斯也認為中國這幾年經濟啟動的成效應歸功於“老式的由中央指定和政府控製的經濟" 以及“政府隻需注意調換一下各種單據就可以提供大筆支出" 兩個方麵。
（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應偏差
我們在肯定積極財政政策的積極正麵效應的同時，又不能不看到，中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效應的偏差同樣是顯而易見的。由於單向片麵地強調需求調控一方，而忽視了供給調控另一方，僅僅在“市場需求———宏觀需求管理”這個圈子內尋找對策，未能將需求刺激與供給推動結合起來對市場進行調控，故宏觀經濟調控政策效應與預期結果至今仍相距甚遠。概括起來，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與實踐的悖逆具體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1）通貨緊縮的壓力並未根本解除。治理通貨緊縮是此次積極財政政策啟動的最重要根源。但近四年來的政策實踐，效果並不明顯。通貨緊縮仍是目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一個揮之不去的陰影。2000年經濟運行出現重大轉機，通貨緊縮的趨勢有所緩解，一些連續下跌幾十個月的價格指數轉為上升。但 2001 年中以後，各類價格指數的走勢再次掉頭下行。據統計，1994 年~2000年的通貨膨脹率分別為21.7%、14.8%、6.1%、0.8%、-2.6%、-3.0%、-1.5%。2001 年，全年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僅比上年上漲0.7%。其中，除肉食及其製品、鮮菜、娛樂教育文化及居住價格呈小幅度上漲外，其餘均呈下降趨勢。而據最新統計數字表明，2001年5 月~2002 年9 月我國的消費者信心指數則分別為 97.2、97.4、98.1、97.5、97.3、97.2、96.9、97.1、96.9、97.1、97.2、97.1、97.1、97.3、97.3、97.2、97.3.以上宏觀經濟指標的運行情況表明，目前我國通貨緊縮的壓力並未根本解除，需引起高度重視。
（2）經濟增長放緩的趨勢並未改變。由於積極財政政策的啟動，雖然近幾年來我國經濟並未快速下滑，自 1996 年以來GDP增長率仍在高位運行，但逐年下降，經濟增長放緩的趨勢並未改變，增長衝動相當薄弱，1996年~2001年 GDP增長率分別為 9.6%、8.8%、7.8%、7.1%、8.0%、7.3%。而且隱藏著經濟增長率下滑的危險。其突出表現在近幾年來的經濟增長主要是通過擴張財政支出、增發國債進而擴大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規模來實現的。而消費擴張和收入擴張以及民間投資均未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支撐力量。而且失業人數也在不斷增加。
（3）民間投資啟動效應不理想。中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目的主要在於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進而拉動民間投資的增長。但在國債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同時，民間投資增長繼續放慢，非國有投資啟而不動，從而導致投資主體錯位。1998 年~2000 年，國有投資年均增長 10%，而集體和個體投資分別增長 9.2%和9.5%。2001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 36 898億元，增長 12.1%，其中國有及其他經濟類型投資26 401億元，增長12.8%，城鄉集體經濟投資5189億元，增長8.1%，城鄉居民個人投資5308億元，增長12.7%。2002 年一季度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 4 672億元，同比增長 19.6%，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 7.2 個百分點。其中，國有及其他經濟類型投資3 049億元，增長25.1%。而集體經濟投資717億元，增長12.6%；個體經濟投資907億元，增長9.1%。由於民間投資至今仍啟而不動，從而使大量民間資本無奈處於“休眠態" 而非“市場態"。統計顯示，目前，我國民間儲蓄已達8萬多億元，但大部分並沒有進入投資領域。即使是民間投資相對比較活躍的浙江省，目前仍有3 500億元民間資金閑置，占到其總量的2/3.
（4）不可忽視的國債風險。我們在肯定國債投資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的同時，還必須正視國債發行的財政風險。因為國債的發行並不是免費的午餐。根據李嘉圖—巴羅等價定理，政府舉債的國債與納稅人的稅收負擔是等價的，今天的債就是明天的稅，政府舉債必須顧及納稅主體今後的稅務能力，決不能單方麵根據政府需要擴大借債規模。我國自1981年恢複國債發行以來，國債的發行一直呈增長態勢。具體又可區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1981年~1990年），年均發行額不足 40億元，年均遞增7.5%；第二階段（1991年~1993年），年均發行額超過了300億元，年均遞增25.7%；第三階段（1994年~1997年），年均發行額達到1 699.8億元，年均遞增53.1%；第四階段（1998年至今），由於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國債發行規模更是日益擴大，年均發行額增至 4 036.7 億元，年均遞增 15.7%。1998 年~2001年國債發行量分別過 3 808.77 億元、4 015.03 億元、4 657億元和4 683.53億元。
在國債長期巨額發行的背後，隱藏著巨大的財政風險。如果從窄口徑或狹義債務負擔率（指國債積累餘額占同期 GDP的比重）及居民應債能力兩個指標看，我國的國債發行似乎尚有發行空間。據統計，1993 年~1997 年的國債負擔率分別為4.55%、4.9%、5.74%、6.46%和 7.2%。但從 1998 年起，國債負擔率平均每年遞增兩個百分點左右，即從1998 年的 10%上升到2002年的18.3%，離國際警戒值20%相差不遠。此外，我國尚有8萬多億元的居民儲蓄。但如果考慮寬口徑或廣義債務負擔率（指政府實際債務負擔占 GDP的比重）及國債償還率（指一年的國債還本付息額占當年財政收入的比重）、債務依存度（指當年的債務收入占當年財政支出的比重）等實質性指標，則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的擴張限度已極為有限，目前我國財政的債務負擔明顯加重，財政支付風險正在逐漸加大，新債的發行麵臨著實質性的製約，這也是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無法長期維持的主要原因。比如，有學者認為，若考慮外債及隱性債務，中國目前的實際政府債務占 GDP的比重至少已達 70%，有的學者甚至認為，目前中國政府全部債務率約為90%~125%之間左右，而且認為這種估計隻可能過低，而不可能過高，遠高於20%的國際標準值。而國債償債率自1996 年起就開始超過 10%的國際警戒值，1996年~1998年分別為11.6%，12.8%和14.5%。
（5）公共投資的腐敗。政府投資對經濟的發展具有積極的拉動作用，但這是以政府投資以經濟價值來衡量投資項目為前提的。如果政府開支或公共工程項目投資受到腐敗行為的影響，則政府投資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就難免要打折扣。我國公共投資曆來存在效率低、浪費大的問題，在積極財政政策執行中這個問題再次得以暴露，其中擠占、挪用、截留財政資金等問題麵廣且相當嚴重。顯然，公共投資的腐敗行為會極大地降低政府投資的經濟效率，並最終阻礙經濟的增長，從而弱化積極財政政策的實際執行效果，並最終使政府投資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大打折扣。
此外，長期連續地執行積極財政政策還可能帶來以下一係列的消極後果或負麵效應。主要包括：各地區特別是落後地區對國債的依賴性顯著增強；國債投資過度集中於交通及通訊等基礎設施，從而可能導致偏“基重”型國民經濟結構的形成（即基礎設施與相關產業如鋼鐵、水泥、建材等在工業產值中的比重將明顯提高）；由於國債是國家集中發行，由國家機關向地方政府和企業分配，故其配置效率、國債投向及投量問題難以保證；國債資金投資是政府投資，建成的項目主要是政府項目，形成的企業主要是國有企業，由於再造一批國有企業，從而增加國企改革的難度；國債資金的投資體製是中央政府高度集中的投資體製，從而導致資源配置中的計劃和行政色彩增強，這與市場經濟體製格格不入，從而與體製改革背道而馳等等。總之，以政府投資為主的積極財政政策，從根本上講是不符合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的，從而隻能作為特殊曆史時期的一種特殊（定）政策，不可長期使用。凱恩斯本人也曾明白無誤地申明他的理論和政策是為了解決失業問題而提出的一種短期分析。
四、對中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的反思
（一）中、西方（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曆史背景不同
鄧小平同誌曾經說過，就經濟的一般運行來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方法上基本上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相似。因此，我們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問題上，完全可以大膽地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管理方式。1998 年我國開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就是對西方積極財政政策的直接仿效。但在具體操作過程中，我們卻忽視了中、西方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曆史背景。西方以擴大內需為目標的積極財政政策，若溯起源頭，在實踐上最早開始於20世紀30年代的羅斯福新政，其理論源頭卻來自於凱恩斯學派的理論和政策主張。其共同背景是世界經濟的大蕭條。正如有的學者所說的，“研究穩定政策的現代方法產生於大蕭條。關於大蕭條的知識，在60年代以後，仍是理解現代經濟學和美國經濟的要點。”一句話，西方的積極財政政策是“大危機”、“大蕭條”的產物，凱恩斯理論亦被稱之為蕭條經濟學。而自 1998 年以來，中國麵臨的時代背景隻是市場疲軟，通貨緊縮，而不是大危機、大蕭條。而且中國目前最主要、最重要的是無效供給（過剩）問題，而不是真正有效需求不足，是過剩供給與需求各踞一方。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有效運作既必須依賴於一整套製度基礎（體製完善）和結構條件（結構優化），還必須積極適應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不同的宏觀經濟環境對政策導向的選擇及其目標都有不同要求。曆史背景不同，即宏觀經濟環境發生了變化，則解決問題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就必須做出相應的調整。否則就會使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出現“水土不服"，這正如《宴子春秋》所言：“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
（二）我國尚不具備積極財政政策範式的適用條件
西方正統經濟學在論述宏觀經濟政策時均是以經濟結構穩定和製度結構既定為假定前提的。換言之，積極財政政策範式的實施或有效運行必須具備和依賴一定的製度基礎和結構條件。一方麵，必須具備高度發達的完善市場經濟製度的基礎條件，包括真正獨立的國企製度；真正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財政製度與運作體製；建立獨立的具有一定權威的中央銀行製度；相對完善的商業銀行體係及非銀行金融機構；完善、發達的金融市場體係；市場化的利率製度；高效廉潔的政府體製及健全的法律製度等。另一方麵還必須擁有一個合理和優化的結構條件，如合理、優化的產業結構、產品結構、企業結構、供需結構及相應的收入分配結構、區域結構及城鄉一體化等。
積極財政政策範式在中國的不適應或失效的症結並不是或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後的微觀基礎和製度條件等問題。換言之，積極財政政策範式的有效運行所必須依賴的製度基礎與結構條件在中國目前現實中並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從而導致其水土不服。一方麵，我國至今尚未建立起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製度條件。包括尚未建立起真正獨立的企業製度，從而使宏觀經濟政策缺乏相應的微觀基礎；市場化改革進程中還沒有形成健全的市場體係和市場機製，尤其是資本等要素市場嚴重滯後；金融機構具有很高的非獨立性，並對政府具有很強的依賴性；金融市場還不健全、不完善，貨幣政策傳導缺乏中介環節；利率市場化程度低，利率彈性小，從而使貨幣政策的效果發揮不到位、不徹底；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其他配套調控手段十分缺乏，從而大大降低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現行政府體製尚存在種種弊端等等，從而不利於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運行。另一方麵，中國經濟轉型中日益突出的結構性矛盾，如產業結構不合理；產品結構不合理；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區域結構不合理；城鄉經濟社會二元結構性矛盾十分突出，發達的城市經濟與落後的農村經濟並存，城市經濟“過剩”與農村經濟“短缺”並存等結構性扭曲國情狀況也嚴重製約了宏觀經濟政策效應的進一步發揮。
（三）凱恩斯積極財政政策自身的缺陷或局限性
凱恩斯的以擴大內需為目標的積極財政政策與理論本身也存在著一係列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首先，該政策與理論存在一係列暗含假定前提。包括假定製度既定，即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看做一種自然永恒的製度，而僅從主觀心理因素出發，構建其主觀色彩濃厚的宏觀經濟理論，隻著重分析三個自變量（消費傾向、資本邊際效率、利率）和兩個因變量（就業量、國民收入）。而且其建立在隻有三個自變量基礎上的分析，也是過分強調主觀心理因素的作用，比如他認為，“在估計未來投資之多寡時，我們必須顧及：那些從事投資者之神經是否健全，甚至他們的消費是否良好，對天氣之反應如何，因為這種種都可能影響一人之情緒，而投資又大部分決定於油然自發的情緒。”此外，它還假定供給正常，包括供給者自身及供給品的質量和層次、結構的完美無缺等，而把市場蕭條的症結全部歸咎於有效需求不足，局限在需求領域做如何拉上或擴張的文章，這不僅在西方已受到批評，在中國也是行不通的。其次，該政策與理論本身的錯誤性或不完備性也很明顯。比如凱恩斯的三大基本心理規律首先值得懷疑。以邊際消費傾向下降規律為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蒙·庫茲涅茨動用統計分析否證了這一規律。庫茲涅茨根據1929年~1941年的逐年資料進行回歸擬合，美國的消費函數為：C=47.6+0.73YD，而根據1948年~1985年的資料，擬合出的消費函數為C=13.3+0.90YD。他由此得出的結論是：（1）平均消費傾向在長期內是穩定的；（2）戰後的平均消費傾向比戰前有所提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料也表明，發展中國家的儲蓄率普遍高於發達國家，且發達程度不同類型國家存在處於同一個層次的儲蓄率的現實就與凱恩斯的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形成鮮明的悖逆。1989年~1993年，儲蓄占 GDP35%以上的國家中有中國、韓國、日本，占30%以上的國家中有泰國、印度、阿爾及利亞、伊朗、荷蘭，占20%以上的國家中有智利、印度、德國、法國、以色列，占15%以上的國家中有巴基斯坦、阿根廷、意大利、英國、加拿大、美國。因此對凱恩斯所謂的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應該作具體分析。再次，該政策的實施也存在一係列苛刻條件。如經濟蕭條背景；健全的市場經濟體製；企業是真正的企業市場經濟法製健全；政策透明；人們習慣於自我判斷和自我預期等，一句話，其有效實施還必須依賴於一整套完善的製度基礎和結構條件。此外，該政策由於片麵地強調需求邊的反危機政策在實踐中也無法徹底消除市場蕭條。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效率下降，尤其是麵對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 局麵，凱恩斯主義失靈或破產。
（四）衰退的內生性
克魯格曼在其《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一書中曾經寫道，“一個又一個的國家進入衰退，它們都發現傳統的政策工具隻會令局麵更加惡化，而衰退本身至少在短期內已經抵消了過去的經濟成長。因此，如何增加需求，以便充分利用經濟的生產能力，已經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了。蕭條經濟學又回來了。”而蕭條經濟學的回歸，意味著“宏觀經濟需求管理方麵第一次出現問題，即私人支出不足以利用現有的生產能力，越來越成為世界大部分地區通向繁榮的障礙。”作者的結論是，“如果我們不清醒地分析當前的問題，不從實際出發考慮問題，我們就無法達到我們需要的理解和把握。有些人認為，日本、亞洲新興市場和巴西的問題是結構性的，不可能在短期內就解決。但我相信，通向世界繁榮的惟一重要的結構性障礙，正是那些盤踞在人們頭腦中的過時的教條。”這正如約瑟夫·熊彼特所說過的，“隻有讓它自己治愈自己才是可取的，任何人為刺激帶來的複蘇，都會令那些在蕭條中未能完成調整的剩餘問題更加嚴重，從中又會產生出新的問題，再造成另一次更嚴重的商業危機的威脅。”
（五）國際上也沒有很成功的搞積極財政政策的經驗
古今中外的曆史經驗教訓表明，政府赤字和債務是很容易具有“剛性" 和“慣性" 的，而長期使用赤字和債務政策的結果往往對經濟的持續增長埋下通貨膨脹、金融和經濟危機的隱患。從西方發達國家和不少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教訓來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不宜作為中長期宏觀政策的基調。凱恩斯主義的擴張政策曾使西方國家經濟在20世紀中葉的空前繁榮，同時也是造成20世紀70年代西方經濟“滯脹" 的主要原因。正因如此，在 20世紀60年代，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在寫給美國總統的一個備忘錄中就說過，“反經濟周期" 調節的措施不能搞長。我國前財政部長項懷誠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也說過，國際上也沒有很成功的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經驗，積極的財政政策將逐步淡出。
此外，在具體的政策實施操作過程中，我們也存在著一些失誤。如重宏觀需求管理，而輕宏觀供給管理；重政策推動型理念，而輕政策調節型理念；未重視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互協調等等。
五、中國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未來取向
我國雖已連續六年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財政赤字和國債負擔增長較快，並出現一係列負麵效應。但是中國目前麵臨的特殊的國際、國內經濟背景決定了我們既有必要也有條件繼續堅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中國目前在繼續堅持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過程中必須注意以下幾個方麵的問題：
（1）轉變積極財政政策就是增加國債投資的簡單化觀念。充分認識到積極財政政策是包括發行長期建設國債、運用稅收政策、調整收入分配政策、實行財政貼息政策等在內的組合政策。要根據經濟形勢變化和宏觀調控需要，正確把握積極財政政策的實現形式和作用力度，進而提高政策的實施效果。比如，2003年的當務之急是在繼續保持適度國債投資的同時，加大啟動消費的力度。因為投資拉動隻是擴大內需拉動的一個方麵，旺盛的內需最終要靠經濟內生機製的形成。而內生機製的形成首先要啟動消費需求。而啟動消費需求的先決條件是增加居民的收入。重點又應該是增加農民和城鎮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因為這些人的邊際消費傾向最大，他們的收入最容易轉化為直接的消費。因此，2003年我國在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同時，財政支出、國債投資應向能夠啟動消費，特別是能夠提高廣大農民和城鎮中低收入者收入的方向傾斜。
（2）重視防範和化解財政風險。具體包括：A。在國債資金的使用方向上，首先投資重點應放在基礎設施建設上，在基礎設施建設內部項目的選擇上，不僅應重視大的項目，而且應重視中小型項目，特別是農村基礎設施項目更應成為重中之重。其次，在國債投資資金中加大用於企業設備和技術改造的使用比例，並重視取消技改貼息的所有製界限，引導民營經濟的技術改造和結構調整。此外，還應重視加大國債資金分配給地方使用的部分。同時還應有相當大的一部分用於國家發展所急需的教育、社會保障製度建設。B。進一步完善國債市場，提高國債管理水平。如合理調整國債期限結構，錯開國債償還期。在利率較低時期增加發行長期固定利率債券，降低國債發行成本；增加國債品種，提高二級市場的流動性等。C。統一管理政府內外債務，改變以前多頭對外的債務管理方式，逐步將外債的舉借、使用和償還實行統一管理；將地方政府債務納入規範化管理軌道，地方政府不得發行債券，不得為企業擔保等。D。重視政策創新，如在國債投資中適當多安排一些有利於增加農民務工收入的項目，如退耕還林還草、農村中小型水利設施、農村道路、農村教育及衛生設施等，從而實現以工代賑的國債效應。這正如拉格納·納克斯所說的，欠發達國家通過大規模的公共工程，剩餘勞動力可以轉化為資本，或者說可以實現勞動對資本的替代（納克斯，1953）。
（3）從觀念、市場準入、稅費負擔、融資體製、外部環境等方麵，對民間投資以更大的支持，從而最終真正啟動民間投資。首先，在觀念上應提升民營經濟的地位，把發展民營經濟作為國家重大發展戰略，作為全麵建設小康社會重權舉措。其次，為更大限度地發揮國債擴張對民間經濟的帶動作用，國債政策需要進行適度調整。比如，增大國債用於技術改造貼息的比例，取消技改貼息的所有製界限，引導民營經濟的技術改造和結構調整；開放基礎設施投資領域，通過財政貼息、參股或擔保等方式，吸引民營資本參與基礎設施建設。再次，鑒於民營經濟為主體的中小企業在融資體製中明顯處於不利地位，我們應重視加快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並大力發展中小金融機構，建立和完善我國的中小金融機構體係，建立一個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主，中小金融機構為輔的間接融資模式，從根本上解決我國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問題。此外，還應重視清理取消對民營經濟的各種歧視性規定和限製，改善民營企業的經營環境等等。
（4）重視製度創新，最大限度地減少公共投資的腐敗。首先，對國債資金投向要嚴格審核，堅決製止重複建設、過分超前建設和“半拉子”工程。其次，對所有國債建設項目實行公開招投標，規範操作。我國招標法明確規定，全部使用國有資金投資或者國有資金投資者占控股或者主導地位的，應當公開招標。而且，法律明文規定，項目法人、行政主管部門和評標委員會的專家都應彼此獨立。再次，對部分國債項目資金實行國庫集中支持，減少資金撥付的中間環節和提高使用透明度，避免截留、擠占和挪用。最後，加強對國債資金使用和管理情況的審計監督。此外，對國債資金使用和管理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及時采取措施糾正，並不斷完善管理辦法，從而確保國債資金的使用效益。
（5）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必須重視考慮體製格局與開放經濟兩個因素。因為中國改革開放20 多年來的經驗表明，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自經濟體製改革和對外開放，因此從中長期看，深化經濟體製改革和體製創新、對外開放應是基本政策，積極財政政策應為基本政策“保駕護航"，從而防止政府赤字和債務對改革的“擠出效應"。
（6）堅持需求拉動與供給激勵並舉的“兩手抓”（“雙輪”啟動）原則。我們應借鑒西方國家的長期的曆史經驗，結合凱恩斯的需求理論及供給學派的供給理論二者之長，堅持“兩手抓”原則，即一手抓需求（治標之策），一手抓供給（治本之策），堅持以供給帶動需求。既要重視從需求的角度入手，通過實施一段積極性的財政政策來解決當前的需求困境，從而實現拉動需求的短期目標；又要堅持從長遠出發，重視激勵、優化、提升、增大供給，走供給主動之路，從而兼顧經濟增長、供給優化的長期目標，從根本上協調供給與需求的矛盾，真正踩準國民經濟的平衡點，實現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的良性循環。適當調整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盡快由以需求拉動為主轉向需求拉動與供給激勵並舉，從單輪啟動轉向雙輪啟動，從而實現我國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轉型。
（7）重視積極財政政策與其他的政策的協調配套。首先，應重視加強貨幣政策的作用，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充分發揮金融支持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包括保持適當較快的貨幣供應增長、積極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增加金融工具手段、完善金融市場結構、加快金融體製改革、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等，以有效地促進宏觀經濟增長。其次，配以寬鬆的稅收政策，以免產生“擠出效應"。在繼續保持適度國債投資的同時，實施結構性減稅的對策取向。采取適度減稅與適度增稅並舉，以刺激消費和投資，促進經濟增長。此外，還應重視製定合理的產業政策，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在調整中優化供給，刺激有效需求，從而充分地發揮積極財政政策的應有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