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是過去的延續，將來是現在的延伸，總結過去是為了更好地把握現在和將來。通過對中國54 年來（1949年~2003年）尤其是改革開放 24 年來（1979 年~2003年）供給問題的曆史演進分析，一方麵有利於總結我國供給調控管理的經驗與教訓，從而為21世紀我國的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提供啟迪；另一方麵它又再一次充分驗證了有效供給創造需求這一人類社會經濟運行的基礎性規律。這正如毛澤東曾經說過的，人類總是不斷發展的，自然界也總是不斷發展的，永遠不會停止在一個水平上。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
第一節 製度變遷分析的理論準備
一、製度變遷的含義及其類型
在人類的經濟活動中，要實現持久的經濟增長，製度的選擇是最主要的因素。1983年著名未來學家托夫勒在其《第三次浪潮》結尾語中寫道，經濟的快速發展，新的時代浪潮的形成，關鍵不在於科技，不在於人，而在於製度。諾思則更明確指出，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而有效率的組織需要在製度上做出安排和確立所有權以便造成一種刺激，將個人的經濟努力變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的活動。然而，何謂製度？西方經濟學對製度的定義是混亂而空泛的，這主要表現在西方學者所定義的約束人們行為的一係列規則，脫離了具體的物質生產關係，這些規則成了人們某種理念的絕對抽象化，而不是由物質生產力所決定的產物。比如，康芝斯認為製度是集體行動控製個人行動，並指出這種控製是通過所有權關係來施行的；凡勃倫認為製度是一種自然習俗，由於被習俗化和被人們廣泛接受，這種習俗已成為一種公理化和必不可少的東西；舒爾茨將製度定義為管束人們行為的一係列規則，這些規則涉及社會、政治及經濟行為；拉坦認為製度是一套行為規則，它們被用於支配特定的行為模式和相互關係；諾思則認為製度是社會遊戲的規則，是人們創造的、用以限製人們相互交流的框架等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則認為，製度從本質上講就是所有製的各種不同形式，即社會經濟形態。顯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關於製度的定義揭示了製度的本質規定性，是惟一正確的解釋。而所謂製度變遷，就是指在主導型利益集團的推動下，製度從僵滯階段，經由創新階段而至均衡階段的發展，從而由製度僵滯、製度創新和製度均衡所構成的周期循環過程。簡言之，所謂製度變遷，就是指一個社會的製度結構不斷調整的過程，即製度的替代、轉換與交易過程。
從理論上講，依據不同的劃分標準，製度變遷可以區分為不同的類型。根據製度變遷動力源或驅動機製的不同，可將製度變遷區分為誘致性製度變遷與強製性製度變遷兩種方式（楊瑞龍則將之稱為需求誘致型製度變遷與供給主導型製度變遷，並強調指出，中國選擇的其實是一條政府供給主導型的製度變遷）。其中，“誘致性製度變遷指的是現行製度安排的變更或替代或者是新製度的創造，它由一個人或一群（個）人，在響應獲利機會時自發倡導、組織和實行。”它是一種需要通過討價還價的談判、自下而上、從局部到整體來實現的製度變遷過程。而與此相反，“強製性製度變遷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實行。”其主體是國家，因而可憑借國家的權威自上而下的強製推行製度變革，而不需要通過談判達成一致性意見為前提，從而可以使製度變遷以較快的速度推進。
根據製度變遷途徑的選擇機製差異，又可將製度變遷區分為創設式製度變遷與移植式製度變遷兩種類型。其中，前者指製度變遷的目標製度基本上是依賴自我設計和自我構建的製度進行製度變遷，並具有初始成本較高，需花費大量的摸索、研究、設計、創新等創設成本；預期的可信度較低；具有較大的風險性；摩擦成本較大；變遷動力弱化等特點。而後者則是指製度變遷的目標製度基本上是根據地方已經創設和運作並具有一定效率的製度進行製度變遷，其實質是一種合法的“搭便車”行為，並具有初始成本較小，可盡可能的縮減摸索、設計、研究、創新等的初始成本；具有較高的預期可信度；風險性較小；摩擦成本較小；變遷動力強化等特征（曹元坤，1997）。
此外，從製度結構看，製度變遷又可區分為核心製度變遷與配套製度變遷兩種類型。從製度變遷性質看，製度變遷還可區分為漸變（對製度的邊際性修正）與突變（對原有製度作根本性修正或重建），或稱之為漸進式變遷與激進式變遷等類型。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在現實中，製度變遷的實現總是以上路徑類型混合的產物。而且在具有不同的文化前提、傳統和曆史經驗的國家或社會中，總會有不同的製度變遷的實現方式。
二、製度變遷的軌跡
諾思在其《製度、製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一書中認為，在製度變遷中，存在著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的機製。這種機製使製度變遷一旦走上了某一條路徑，它的既定方向會在往後的發展中得到自我強化。沿著既定的路徑，製度變遷可能進入良性循環軌道，迅速優化；也可能順著原來的錯誤路徑下滑；弄得不好，它們還會被鎖定在某種無效率的狀態之下，從而使製度變遷存在以下兩種軌跡：（1）閉鎖（或稱之為鎖定）（Lock-in），它是指製度變遷給人們帶來的報酬遞增不能普遍發生時，製度的變遷就容易向無效或不利於產出最大化的方向發展，出現閉鎖，即製度向好的方向變遷的道路關閉了；（2）合轍（或稱之為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 e），它是指製度變遷給人們帶來的報酬遞增普遍產生時，製度的變遷不僅得到認可和支持，而且能在此基礎上沿著良性發展的軌跡演進，即出現所謂合轍（或稱之為路徑依賴）。
這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製度本身顯然是已往曆史發展的結果，是許多次經濟變革的產物，是一係列陳舊的社會生產形態滅亡的產物。並認為，製度它可以朝兩個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規律的經濟發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它和經濟發展之間就沒有任何衝突，經濟發展就加速了。或者違反經濟發展而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除去少數例外，它照例總是在經濟發展的壓力下陷於崩潰。
三、製度變遷的形成機理的經典分析
（一）諾思的建構主義製度變遷理論
在諾思的製度變遷理論中，產權和國家是其主要的理論基礎。一方麵，諾思認為，有效率的產權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個社會的所有權體係如果能夠明確規定個人的財產權利，並對之提供有效的保護，就能減少經濟活動的成本和費用，使個人收益接近社會收益，從而具有個人創新，提高整個社會經濟效率的功能。另一方麵，合理的產權製度又是國家設計的結果。產權具有公共產品的屬性，它的建立必須有國家的參與。國家作為一個具有合法暴力和自然壟斷性質的機構，處於確立和保護產權的優勢地位。由於國家的規模經濟特征，使得由其提供的產權結構的基本規則，能夠降低交易費用，個人也願意以一定的利益供給和權利限製為代價，換取國家對產權的保護，但這種代價以不超過國家對產權的保護而帶來的收益為界限。由於國家也是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它經常也會為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惜損害個人的產權，傷害個人的經濟活動的創新熱情，從而導致經濟的衰退。
諾思的建構主義製度變遷理論是理性主義的，是一種主觀的理性設計。它對國家在產權製度形成過程中的作用，提出了富有創新意義的解釋。尤其對於處於轉軌過程的中國經濟而言，國家的偏好與機會成本的改變對於製度變遷具有更大的影響力。但它沒有回答一個好的產權製度為什麼會變成為一個壞的產權製度，或者說一個壞的產權製度是如何變成好的產權製度的？諾思得出的隻是關於製度變遷的產權和國家行為的解釋，也就是國家推動產權製度的形成，產權製度又促進或阻礙經濟的增長。至於說產權製度具體的演變過程則是同一的，任何一種產權製度的演變，在諾思那裏均遵循著同樣的機理，這個過程是不需要進行具體研究的。
（二）哈耶克的演進主義製度變遷理論
哈耶克不同於諾思，他堅決反對一切認為製度是人為設計的觀點。因為人類的知識和信息均非常有限，人類實際上不可能設計出任何有效的製度，從而認為製度的形成是自然演進的，隻有自然演進的製度，才能形成好的製度。而要形成自然演進的製度，就必須保證不同的經濟主體，特別是個人的自由，隻有保證個人自由，才可能有自然演進的製度。
哈耶克的演進主義製度變遷理論是自由主義的，是一種客觀的自然發展觀。並麵臨著同樣的理論困境，也就是說，照哈耶克的解釋，自然演進的製度總體上應該是不斷優化的，是向著越來越好的方向演進的。但製度變遷的實踐邏輯似乎與哈耶克的以上樂觀主義的理論解說恰恰相反，即在自然演進的過程中，這些有著自由選擇的權利的個人，選擇的往往是一個壞的製度，而不是一個好的製度。因此，一句話，哈耶克的演進主義製度變遷論解決的隻是製度變遷的一個必要條件，而不是對製度變遷過程的規律的分析。
（三）奧爾森的利益集團主義製度變遷理論
在經濟學說史上，奧爾森是第一個係統而全麵地研究利益集團與製度變遷關係的經濟學家。他以集體行動的內在矛盾和固有邏輯為基礎，以分析利益集團的影響及其作用機理為主線，認為製度變遷的根源取決於利益集團的形成和發展。好壞製度相互轉換的原因，就在於利益集團作用的強弱，在利益集團強大的時候，經濟製度就接近於“壞”的製度；在利益集團弱的時候，經濟製度就接近於“好”的製度。奧爾森的結論是，利益集團是導致國家衰敗的根本性原因。凡是經濟發展迅速的國家，利益集團都受到限製；凡是經濟衰退的國家，利益集團的勢力都是膨脹的。社會的穩定和不穩定是交替出現的，利益集團對經濟發展的作用也是交替變化的，這就是奧爾森對製度變遷規律性的解釋。
奧爾森的利益集團主義製度變遷理論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僅用利益集團這個組織來排斥和取代其他組織（階級、政黨、階層等），特別是階級的作用，有失偏頗。事實上，隻有代表進步力量的階級才是推動製度變遷的最主要力量；限於階級局限性，僅用數量規模標準（而非性質、利益差異）來區分不同利益集團的類型，混淆集團形式與本質上的區別。
（四）馬克思的製度變遷理論
馬克思對製度變遷理論的經典論證主要體現在他對經濟發展和社會曆史變化原因的分析。馬克思認為，社會的基本矛盾表現為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矛盾，作為社會發展原動力的是生產力的進步。在某個社會發展階段上，當物質生產力與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生產關係發生矛盾，生產關係嚴重束縛生產力發展時，社會變革的時代就到來了，經濟基礎連同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就會或快或慢地發生變化。
馬克思的製度變遷理論與西方學者的製度變遷理論的根本區別在於，馬克思認為，製度變遷是隨著物質生產條件的變化而不斷發展的過程。無論製度變遷本身，還是製度變遷的界限與範圍，歸根到底，都是由生產力決定的。這正如馬克思的“兩個決不會”論所指出的，無論哪一種社會形態，在它們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裏成熟之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隻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由此可見，隻有當社會再也無力承擔低效率製度的高昂成本，該製度本身已沒有改進餘地，並且作為統治階級和主導型利益集團也認可時，它才會被新製度所代替。因此，馬克思的製度變遷理論較之西方學者如諾思、哈耶克、奧爾森等人的解釋，更具本質性、一般性和科學性。
第二節 1949年~1978年供給經濟的製度變遷分析
中國54 年來（1949 年~2003 年）的經濟發展曆史，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一部供給增長（變遷）的曆史。現在，回過頭來回顧、總結、梳理這段曆史，深入思考我們曾經遇到過的以及現在正在經曆發生著的供給問題，無論是在理論層麵還是在實踐操作中，無論是對於當代人還對於後來者都是十分有益的。本節首先對中國改革開放前30年供給經濟的曆史變遷進行分析。
一、1949年~1978年宏觀經濟調控的回顧
（一）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趕超戰略的實施：中國特定曆史條件下的惟一選擇
實現工業化，是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發展理論關於走出二元、擺脫落後的通行觀點和政策主張。這正如布瑞斯所指出的，在全世界，工業化實際上已成為本世紀中葉一個使人著魔的字眼。因此，在第二次大戰後的最初年代裏，工業化是發展中國家普遍追求的首要目標。中國當然也不例外。實現工業化是中國經濟由戰後恢複發展轉入大規模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後提出的第一個宏偉目標。其基本內容是：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係，改變工業的落後狀況，提高自力更生能力，力爭從 1953年起，經過大約三個五年計劃，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在中國工業化戰略的實施過程中，又是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中心的。比如，在“一五”計劃重點建設的 156 項工程中，屬於民用的104項工程平均每項投資達15 008.22萬元，其中重工業平均每項投資達15 258.55萬元，而鋼鐵工業平均每項投資更高達80 906.29萬元。
中國在建國初期選擇以重工業優先發展為中心的工業化趕超戰略，主要是由當時中國所處的特定曆史環境決定的，而且是當時惟一正確的選擇，不存在可以替代的路徑。因此，毛澤東認為，在中國推進工業化，就必須首先發展重工業。1953年 9月，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 24次會議上曾把兩種工業化的主張稱之為“大仁政”和“小仁政”。他說：“所謂仁政有兩種，一種是為了人民的當前利益，另一種是人民的長遠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設重工業。前一種是小仁政，後一種是大仁政，兩種必須兼顧，不兼顧是錯誤的。那麼重點放在什麼地方呢？重點應放在大仁政上，現在我們施仁政的重點應放在建設重工業上。”1954年6月，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 30次會議上再次強調了發展重工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說：“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拖拉機卻不能造。”因此，隻有發展重工業，才能建立起強大的國防。換言之，在新中國建立初期，中國若選擇以發展輕工業為中心的工業化趕超戰略，雖有道理，但卻不適應當時特定的社會曆史條件。中國隻能而且必須實施重工業優先發展的工業化趕超戰略。
（二）三位一體式計劃主導型宏觀經濟調控機製的形成
在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要實施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目標的工業化趕超戰略，其結果必然導致傳統計劃主導型宏觀經濟調控機製的形成。林毅夫、蔡窻、李周三學者在其合著的《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一書中較為清晰地解釋了這一內在的經濟邏輯。首先，在一個經濟發展水平甚低、資本極度缺乏的國家內優先發展重工業，為解決20世紀50年代我國資本稀缺的資源稟賦與重工業資本密集的特征之間存在的尖銳矛盾，國家隻能人為地壓低資本、外彙、能源、原材料、勞動力和生產必需品的價格以降低重工業資本形成的門檻，從而造成生產要素和產品價格的極大扭曲；其次，由於市場機製很難保證稀缺資源流向不具比較優勢的重工業部門，因此就需要借助計劃與行政命令配置資源；最後，為了貫徹資源的計劃配置機製，在微觀上還必須建立以完成計劃任務為目標的國有企業和人民公社體製。因此，隻要選擇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目標的工業化趕超戰略，以扭曲產品和要素價格的宏觀經濟環境、高度集中的資源計劃配置製度和毫無獨立自主權的微觀經營機製為特點的三位一體式計劃主導型宏觀經濟調控機製便會相繼形成，這種三位一體式計劃主導型宏觀經濟調控機製是內生的，是相互依存、互為條件的。
二、1949年~1978年宏觀經濟調控的績效分析
（一）取得的巨大成就
客觀辯證地講，中國傳統的三位一體式計劃主導型宏觀經濟調控機製的形成，既有其產生的客觀必然性，同時在曆史上也產生過巨大的正麵效應。《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就曾明確指出，建國以來，我們實行計劃經濟，集中大量財力、物力、人力，進行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具體說來，從縱向比較看，1949 年~1978 年中國的經濟發展成果比較顯著，起始點為“一片廢墟”，經過 19 世紀 50年代的經濟重建和60 年代、70 年代的發展，到 1979年經濟麵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工業方麵，1949年~1978年工業總產值增長了38.2倍，其中重工業總產值增長了90.6 倍，工業總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由36%提高到 72.2%，重工業總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由26.4%提高到 57.3%，工業門類比較齊全，工業體係比較完整。在農業方麵，1949 年~1978 年，糧食產量增加了1.7倍，農業機械化有了一定的發展。與此同時，交通運輸業、人力資本投資和科學技術等基礎設施也有了重大的進展。據統計，我國國民收入1952年為589億元，1978年達到3 010億元，1978年比 1952年增長4.1 倍，按 1952年價格計算，1978 年比1952年增長了3.5倍，1953年~1978 年期間國民收入年均增長率為6%。1952年 GDP為679.0億元，1978年為3 624.1 億元，1953年~1978年平均增速為6.1%。人均 GDP1952年為119元，1978年為 379 元，1953年~1978 年均增速 4.0%。城鄉儲蓄存款餘額1952年為8.6億，1978年為210.6億，1953年~1978年平均增速13.1%。從橫向比較看，中國改革開放前 30年的經濟增長速度在世界各國中也位居前列。
（二）存在的主要問題
當然，我們還應看到，中國改革開放前30 年傳統的“三位一體”式計劃主導型宏觀經濟調控機製在創造奇跡的同時，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長達30年的計劃經濟體製，極大地傷害了中國生產力的發展，導致中國經濟長期處於一種低效率、粗放型的經濟增長狀態，拉大了與世界經濟的差距。正如波蘭學者布魯斯、拉斯基等人所說的，中國“與亞洲其餘國家相比，她在初始時期要好些，但以後就明顯落到了新興工業化經濟的後麵。”概括起來，改革開放前的30年中國的宏觀經濟調控存在的主要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1）供給絕對量不足與供給結構失衡並存。中國改革開放前的30年有效供給不足的最突出的表現就是供給絕對量明顯不足，國家處於總體貧困狀態，科爾內稱之為“短缺狀態”。據統計，在1957年~1978年的21年中，農民人均收入由 73 元增加到133.6元，21年中僅增加 60.6元，平均每年增加 2.9元，扣除物價提高因素，實際純收入平均每年增加 1元。為此，鄧小平曾坦誠地說過：從1958 年到 1978年整整 20年裏，農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產力沒有多大發展。並坦率承認，在沒有改革以前，大多數農民是處在非常貧困的狀況，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難。此外，供給結構也嚴重失衡。其突出表現在重工業的發展一枝獨秀，輕工業增長緩慢，農業則大幅度下降。1953年~1978 年，農、輕、重總產值年均增長速度分別為2.7%、9.3%、13.8%，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速為 11.4%。工農業之比為1∶4.22（以農業為 1），輕、重工業之比為 1∶1.48（以輕工業為1），農業、輕工業、重工業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由 1952 年的 58.5%、26.7%和 14.8%轉變為 1978 年的25.6%、31.8%和42.6%。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增加值之間的比例關係則由 1952 年的 52.0∶21.7∶26.3 轉變為1978年的28.4∶48.6∶23.0.
（2）供給效率低下與供給質量障礙（缺陷）並存。一方麵，傳統體製下的供給經濟具有質量差、效益低的特征，其主要表現在原材料消耗高、能源消耗高、技術進步貢獻率低、環境汙染相當嚴重，工業增長靠大量的投入等方麵。有學者甚至把供給低效率看做是傳統集權體製的代名詞。“集權體製的基本經濟問題，是在社會經濟運行和經濟增長過程中存在的普遍低效率問題。”“之所以要對傳統的社會主義集權經濟體製進行改革，是因為這種體製是一種低效率的體製。這種低效率的體製，產生了大量的低效率的結果。？？要通過成功的經濟體製改革來消除存在於集權體製中的嚴重低效率問題。”另一方麵，供給質量也存在缺陷。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就曾明確指出，不論財富的社會形式如何，使用價值總是構成財富的物質內容。質量低劣的商品，降低或破壞了它的使用價值，從而會減少該商品的有效供給。由於種種原因，傳統供給經濟中的產品質量缺陷也不可避免。據統計，1979 年第一季度全國商品庫存中，質次價高、殘損變質的商品，總值達100多億元，這是對社會商品總有效供給的一個消極的扣除。
（3）顯性供給短缺與隱性供給過剩並存，而且以顯性供給短缺為主。傳統體製下的供給短缺現象是我們所熟悉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對此曾作過深刻的論證。但由於在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對短缺采取了消費品計劃配給的方式，即流通與價格管製的方式，實行購買的票證化，因此，我國傳統體製下的顯性供給短缺不是采取總需求膨脹即物價上漲的表現形式，而是表現為票證及排隊等方式。與此同時，在傳統計劃經濟體製下，由於沒有通過市場而建立需求與供給的緊密聯係，沒有競爭，沒有市場競爭對企業和個人的約束和激勵，從而又勢必存在著資源嚴重浪費的現象，其突出表現就是在顯性供給短缺的同時又存在著物資、資金、人力的積壓，這些庫存積壓的實質就是隱性供給過剩。這正如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在《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中所寫道的：“蘇聯在鋼、原料和燃動力資源生產方麵規模巨大，早已無可匹敵，同時卻由於浪費、無效的利用而又缺少這些東西。蘇聯在糧食生產方麵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卻要每年購進幾百萬噸穀物作飼料。按每千人平均計算的醫生、醫院床位最多，但同時在醫療服務中又存在嚴重缺點，服務質量下降。我們的火箭以驚人的準確性找到哈雷彗星並飛上金星，而在取得這一科學和工程思想的重大勝利的同時，卻在為了國民經濟的需要而采用科學成就方麵明顯落後，我們的許多家用電器落後於現代水平？？我們原以為在進行管理，而實際上已形成了列寧早就警告過的局麵：汽車不是駛向掌握方向盤的人想去的地方。”
（4）就業過度與效率損失並存。從就業供給方麵看，在傳統公有製經濟中，有效供給不足則突出表現為就業過度、充分就業與隱性失業、效率損失並存，從而把保證就業放在第一位，把追求效率放在第二位。根據英國經濟學家邁克爾·埃爾曼對東歐就業狀況的研究成果，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工人存在勞動權，“因此工人不會輕易被解雇，並且沒有工作的工人也有希望找到工作，即使他們生產出來的邊際產量很低或者沒有。這就是說，社會主義社會中的一部分‘就業’相當於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失業津貼，或者說，這是一種確保收入的辦法，而不是一種保證產量的手段。”顯然，在傳統公有製經濟中，這種“失業津貼”是以損失效率為代價的。
（5）投資推動與需求壓抑並存。傳統的供給經濟是由投資推動的。在改革開放以前，由於物質產品的短缺，總需求大於總供給是常態。因此，我國經濟增長波動主要取決於社會總需求（主要是投資需求與消費需求）的波動。在傳統計劃經濟體製下，我國一直實行高積累低消費政策，並且這種低消費具有很強的剛性。因此，我國社會總需求的波動主要取決於投資需求的波動。由於盲目追求產值和增長速度，再加上傳統體製下非價格原則和企業的軟預算約束，常常導致地方和企業不斷滋生投資饑渴，並形成一種高積累、高投資→比例失調→調整壓縮→再衝動的惡性循環。由於投資的大起大落導致經濟增長劇烈波動。一句話，傳統的供給經濟是一種投資推動型經濟。傳統的投資推動型供給經濟又是建立在需求壓抑的基礎上的，其主要表現在以工業化作為手段的理念、長期的低工資低消費政策、長期的高積累政策等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