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粗鋼產量的快速增長，鐵礦石的需求量增幅很大，從而使得鐵礦石產量出現較大增幅。近幾年中國進口鐵礦石的量急劇增長，2000年進口鐵礦石6997萬噸，2004年達到2.08億噸，日本進口鐵礦石1.35億噸。中國和日本兩國進口鐵礦石總量為3.43億噸，占世界鐵礦石貿易量的52.5%。2005年，中國鐵礦石進口量達到2.75億噸，進口量占我國鐵礦石消費量的57%。2006年進口32630.33萬噸，占全球鐵礦石海運貿易總量的46.6%；生產生鐵的51.1%使用了進口鐵礦石。2000～2007年1～3月份，我國部分礦產資源的進口情況。
在資源的進口中，中國的石油主要依賴中東，鐵礦石主要依賴巴西、印度等，其他礦產品則主要依賴澳大利亞。中國是澳大利亞第二大礦產品出口目的地。進口來源國過度集中，風險很大。
3.水資源和土地資源對工業發展的約束越來越嚴重
人口增加和經濟發展，使我國水資源利用大增，導致大量開采地下水形成大麵積地下漏鬥。2006 年監測結果表明，全國有地下水降落漏鬥216個，其中淺層地下水降落漏鬥120個，深層地下水降落漏鬥91個，岩溶地下水降落漏鬥5個。河南滑縣—南樂縣、浙江杭嘉湖平原第二承壓含水層和河北邢台寧柏隆的漏鬥麵積分別為4826、4654、1574平方公裏。河北衡水和滄州、山東德州市德城、河北邯鄲和唐山寧河—唐海，以及浙江杭嘉湖平原第三承壓含水層、河北邢台巨新、江蘇蘇錫常、河北廊坊大城、天津漢沽漏鬥麵積分別為8815、7553、5333、2898、2046、2623、1769、1350、1220、1043 平方公裏。
我國人均耕地有限，工業發展中麵臨的土地約束呈現日益嚴重之勢，土壤汙染和水土流失嚴重，進一步加劇了我國土地資源對工業發展的約束。據國家環保局公布的不完全調查顯示，目前全國受汙染的耕地約有1.5億畝，汙水灌溉汙染耕地3250萬畝，固體廢棄物堆存占地和毀田200萬畝，合計約占耕地總麵積的1/10以上，其中多數集中在經濟較發達的地區。截至2006年，全國共有水土流失麵積356萬平方公裏，占國土總麵積的37.08%。其中，水蝕麵積165萬平方公裏，占國土總麵積的17.18%；風蝕麵積191萬平方公裏，占國土總麵積的19.9%。按水土流失的強度分級，輕度水土流失麵積162 萬平方公裏、中度流失麵積80萬平方公裏、強度流失麵積43萬平方公裏、極強度流失麵積33萬平方公裏、劇烈流失麵積38萬平方公裏。水土流失麵積加劇，加重了我國土地資源對工業發展的約束。
4.工業發展過程，生態環境保護的壓力越來越大
盡管20世紀80年代，我國已經把環境保護作為基本國策，通過製定相關的生態與環境保護政策法規和標準，加強新老汙染物的控製、治理，積極修複與重建受損生態係統，90年代提出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戰略，在國家社會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基本避免了生態與環境質量急劇惡化的局麵，生態環境在局部有所改善，環保投資增加，森林覆蓋率提升，國家自然保護區占國土麵積的比重上升等。但由於沒有根本改變不恰當的發展模式，加上曆史欠賬太多，資源與生態的總體狀態並未根本改變。新的問題不斷產生。問題的嚴重性已經不僅僅在於排汙總量的增加和生態破壞範圍的擴大，而是生態環境問題變得更加複雜，威脅和風險更加巨大，各類生態係統的整體功能下降，生態惡化的範圍不斷擴大，危害程度加劇。環境汙染已從陸地蔓延到近海水域，從地表水延伸到地下水，從一般汙染物擴展到有毒有害汙染物，已經形成點源與麵源汙染共存、生活汙染和工業排放疊加，各種新、舊汙染與二次汙染相互複合的態勢，在區域和流域範圍（特別是長江、珠江三角洲以及環渤海地區）已出現大氣、水體、土壤汙染相互作用的格局，對生態係統、食品安全、人體健康構成了日益嚴重的威脅。大部分湖泊氮、磷含量嚴重超過地麵水水質標準，富營養化問題突出，水生生態係統全麵退化。經濟快速發展的大中城市大氣中二次汙染上升，氮氧化物和臭氧濃度顯著提高。
二、資源利用效益和汙染排放強度的變化
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工業生產在較短的時期內，獲得了較快發展，靠的是高積累、高投入、高消耗的支撐。改革開放之後，我國的經濟增長仍然是粗放的，這種局麵迄今為止仍沒有得到根本轉變，其突出的表現，就是科技進步的貢獻率比較低，據對1990～2004年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貢獻的估計，科技對經濟增長的彈性平均為0.22，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平均約為10%，而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彈性為0.483，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平均為55%左右；勞動對經濟增長的彈性為0.06，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約為5%；其他要素貢獻率合計約為30%。盡管我國的經濟增長還沒有完全扭轉粗放型的格局，但從資源節約與環境友好型建設這個角度評價，中國近30年所取得的最重要成就，就是提高了資源環境的利用效率，基本擺脫了資源消耗的增加快於經濟增長的更為初級的增長形態，總體上進入到資源消耗總量遞增，但邊際增量遞減的時期，隻是這一趨勢仍不十分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