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工業固定資產投資的效益，可以從投資本身對經濟的拉動以及投資形成生產能力對工業經濟和資源環境的影響兩個方麵分析。從“十五”時期以來我國全社會和工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及投資效果指標看，我國固定資產投資的效率和效益是呈下降的趨勢，並且對產能過剩和生態環境造成日益嚴重的影響；然而，從微觀經濟效益指標看，我國工業企業麵臨著日益增長的市場需求，工業投資回報率不僅呈明顯的上升趨勢，而且超過了同時期的日本，私營企業的資本稅前利潤率甚至向美國製造業靠近。這種宏觀投資的低效率與微觀投資的高效益並存的局麵，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國家決策部門和地方政府、企業對於一些行業產能過剩理解的巨大分歧。本報告認為，在現有的生產要素市場產權不明晰且定價機製扭曲的環境條件下，企業投資的高利潤率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對要素價格掠奪和社會財富轉移基礎上的，企業的私人成本不能反映真實的社會成本。因此，政府把重心放在對企業生產經營的社會管製方麵，以科學的發展觀調整和改善工業投資的基本格局，通過控製資本過高的不合理利潤率，迫使其承擔應有的社會職責，就顯得非常必要了。
工業固定資產投資是以貨幣形式表現的、在一定時期內工業領域建造和購置固定資產的工作量以及與此有關的費用的總稱，其形成主體是用於工業生產經營的、具有一定生產能力的固定資產，表現為土地、廠房、設備、工具器具等。這些資產在使用上具有長期性、不能移動性、專用性等經濟特征。工業固定資產投資的效益，主要體現在直接效益和間接效益兩個方麵。前者主要體現在固定資產形成效率，以及拉動投資品市場需求所形成的宏觀經濟效益；後者則主要體現在投資形成生產能力，對工業產業結構、企業競爭行為、產業績效以及資源環境帶來的影響。
一、我國全社會和工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及投資效益估測
在貿易平衡的國家，社會總產出的使用從大類上分為投資和消費兩個領域。消費是為了滿足人們生活需要的，屬於直接滿足人們生活目的的部分；投資是指人們通過建設和購置資本品、中間投入的材料，以及存貨等形式形成的部分。作為生產的手段，投資的目的是為了更多地生產消費品，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然而，由於投資對消費在國民收入中的此消彼長關係，過高的投資率容易形成投資對消費的擠出效應；高投資率一般是與高資本有機構成密切相關的，其直接體現是重化工業增長速度超過消費品工業增長，並且由於重化工業較長的產業鏈，形成了錯綜複雜的產業鏈分工關係；由於工業投資品行業的發展，對能源、原材料等基礎產業的產品形成了較大的需求，在價格上漲的刺激下，易於形成過於樂觀的大規模在建投資。
1.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率及資本—產出比
改革開放初期到2001年，我國的固定資產投資率一直維持在30%～35%之間，積累和消費保持了比較合理的比例關係；2002年下半年開始，我國開始步入重化工業高速增長時期，投資率由2002年的36.1%迅速上升到2006年的52.2%，平均每年上升超過4個百分點。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變化時期。
由於我國固定資產投資主要依靠外延的基本建設的方式，表現為各種工商業各種新建、擴建和改建項目遍地開花，房地產項目在全國蔓延，導致投資效果低下。反映固定資產投資效果係數的資本—產出比1996年前還介於1～3之間，1997～1999年則迅速上升於3～6之間，2000年之後我國的資本—產出比趨於穩定，但基本介於3～4之間，與1996年之前相比投資效果水平出現大幅度下降。
投資效果的另外一個重要的衡量指標是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2002年之前，我國的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基本上維持在70%左右；但是隨著其後我國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的迅速擴大，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急劇下降，2003～2006年分別為62.6%、58.8%、60.2%和57.1%，呈逐年下降的趨勢，而且與2002年之前相比，平均下降了10%左右。
2.我國工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及工業資本—產出比變化
1984～1988年，中國經曆了工業基本建設投資失控的階段；經過1989～1990年的低潮，到鄧小平南方談話，工業投資又經曆了1991～1994年的高速增長時期；1995～2002年中國工業處於生產過剩和通貨緊縮環境中，工業投資增長幅度基本上處於低位徘徊狀態；直到2002年下半年之後由於重化工業、房地產業等高速發動，出現了2003年的激增，2004年、2005年又出現了連續兩年36%左右的投資增長，2006年又在2005年高位投資額的基礎上增長26%，達到4.8萬億元，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