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瑞先生是一位有希望的青年作家。特殊的職業為他積澱了更多的生活體驗，寒素的生活境遇澆鑄了他鍥而不舍的意誌。他用作家特有的銳利的目光，穿透大西北的千裏黃土，在藝術的王國裏去尋覓屬於自己的一株綠芽，散文集《心緣旅程》就是新芽萌發的第一組具有生命力的葉片。
蘇震亞先生的詩集《望遠方》，是對“史無前例”的蹉跎歲月的“祭悼”，也是對改革開放雄雞一唱的驚喜。與其說詩人在傾訴自身命運的多舛，倒不如說是在曆經劫難的黃土地“捆緊季節的厚望／豎起山村的鋒芒”。但詩人對苦難的過去並不僅僅隻是淚水的慰藉，更多的則是對開放的明天充滿希望的頓悟和騷動。
白銀建市以來，社會科學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李建學先生以學者的洞察力和超前的思維，在社會科學的多個領域進行了辛勤的耕耘。他發表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跨世紀發展戰略與精神文明建設》一書中的《鄧小平文化戰略思想略探》一文，對鄧小平的文化戰略思想進行了歸納和探索，全麵、係統地總結出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的四條方針和三條原則。並初步設想了建設新文化的三條措施：一是把發展教育擺到文化建設的戰略性地位和基礎性措施上來；二是把發展科學技術作為文化建設的關鍵來抓好；三是把文藝作為文化建設的主要環節來抓好。文章通過富有雄辯力的論證，演繹出鄧小平文化戰略思想的五個性：時代性、民族性、開放性、務實性、革命性。
範義先生在黨建方麵的理論建樹，也同樣受到社會的重視。
任何事物都離不開自己的根和源，中華古代優秀文化是華夏文明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源頭。沒有繼承就沒有發展，那些認為發揚傳統文化就會抑製現代文明的觀點是偏頗的。誠然，任何民族的現代文明都是不同民族的文化相互撞擊的結果，然而，隻有在延續傳統優秀文化的基座上，才能完成與外來文明的對接。就像學生一定會超過老師一樣，否則社會將停止發展，但是學生必須先等於老師，然後才有可能超越老師。倘若認為學生必然超過老師而拒絕繼承老師的知識和成就，那就大謬不然了。也許是這個原因吧，李建學先生不僅聚焦於現代文化，對古代文化也同樣予以熱切的關注。他在《“賦、比、興”是中國古代精神文化最常用的基本表達方式》一文中，對“賦、比、興”在不同曆史時期的發展趨向和文化覆蓋範圍進行了窮本究源。以嚴謹的治學精神，對先秦典籍和周、秦、漢、唐的曆代文化大師的代表作進行了研讀。譬如，他發現“《易經》用‘賦、比、興’來表現‘象’，不僅是為了就事論事地說明‘象’的本身，而在於通過‘象’來闡發深層次的意蘊哲理。”而《論語》中“賦、比、興”的方式“與《詩經》、《易經》又有所不同，這就是‘賦而不議，興而不詠”’等等。最後水到渠成，結論令人信服：“賦、比、興’……決非古代詩歌所獨用，它是中國古代文化思想在多種文體中常用的表達方式。我們中國古代優秀的文化精神產品之所以為人們樂於接受……這與‘賦、比、興’這三種最基本的表達方式自身具有的形象性、生動性、通俗性是絕然分不開的。”
孟慶焜先生研究孔子的文章，其學術價值也是應該肯定的。鞏英洲發表在《甘肅社會科學》上的《天人觀念演進的三個階段》的論文，引起了省內外哲學界的重視。該文被選人《新華文摘‘哲學動態揖目》。
孫憲武的專著《維勤文選》，集教育、文學、紅學研究於一書，立足教育，放眼文化。其教育部分曾榮獲白銀市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一等獎；紅學部分獲市“五個一”工程獎；文學作品獲中國作家協會和文藝報社舉辦的“中國作家世紀論壇”二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