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區域經濟的振興主要取決於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但考慮到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曆史與現狀特點，製定並成功實施區域經濟政策，則又起著關鍵性作用。政府經濟政策的種類很多，其中對區域經濟發展經濟影響最大的主要有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等。本章擬就此進行分析。
一、區域經濟發展中的財政政策效應
（一）我國地區經濟發展差距擴大的財政因素
關於我國地區差距擴大問題的原因，國內外許多學者有諸多不同的解釋，如著名經濟學家威廉姆遜（J．williamSon）從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方麵提出了經濟增長與區域平衡之間呈“倒U型”曲線；國內學者胡鞍鋼認為，是國家的宏觀政策向某些地區傾斜導致了地區差距不斷擴大；林毅夫則認為，中國地區間發展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傳統的宏觀經濟體製和經濟環境仍在起著一定作用。我們認為，造成我國地區經濟發展差距的主要因素，是內在經濟規律、市場作用和政府政策等方麵，而國家財政又是履行政府政策和職能的重要手段，因此，從財政視角分析地區經濟發展差距擴大的原因有著重要意義。那麼，導致我國地區經濟發展差距擴大的財政原因是什麼呢？
1．固定資產投資水平的區域差異是地區經濟發展差距擴大的直接原因
資金投入的增長及其區際流動對地區經濟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一般人均投資水平高的地區，其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也比較高；反之亦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的重心開始東移。由此決定了國家投資的地區布局必然向東部地區傾斜。國家雖然在“八五”期間有意識地在中西部地區新建了一批重點投資項目。如京九鐵路、南昆鐵路和三峽工程等，但是，從國家所掌握的固定資產投資（包括國家預算內和銀行貸款）的地區分布來看，1981—1995年，東部地區國有單位固定資產占全國的比重由45．9％上升到54．27％，中部地區由27．8％下降到24．54％，西部地區由17．49％下降到14．27％。在這期間，東部地區的投資上升了8．36個百分點，而中西部地區則分別下降了3．44和3．22個百分點。1995年中央在北京的人均投資達844元，而在貴州隻有48元，兩者相差17．6倍。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改革以來國有經濟投資和國家預算內投資份額不斷下降，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國有經濟單位的份額，由1978年的86．4％下降到1995年的54．4％，下降了32個百分點；國家預算內投資的比重更是直線下降，由1978年的62．2％下降到1995年的3．2％，下降了近60個百分點。顯然，投資主體多元化和資金市場化趨勢有利於非國有經濟比重較大的東部地區而不利於國有經濟份額較大的中西部地區，由此我們不難得出一個基本的結論：國家投資重點的東移，勢必對國有企業比重相對較大又長期依靠國家資金投入的中西部地區產生十分不利的影響並將拉大同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差距。
2．“兩個比重”的下降直接弱化了中央政府對地區經濟發展差距的宏觀調控能力
這裏講的“兩個比重”是指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財政占GDP的比重。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以“放權讓利”為基本思路的經濟體製改革的不斷推進，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即國民收入由集資於國轉向藏富於民，資金配置也由財政主導型轉向市場主導型，國家的財政收入特別是中央財政收入越來越“相對貧困化”，收入占GDP的比重一年比一年小，已從1978年的31．2％下降到1996年的10．9％，17年內下降了20個百分點。中央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急劇下滑，1990年我國扣除債務收入後的中央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僅為7．2％，1993年下降到3．1％，1994年分稅製改革以後稍有回升，也僅為4％左右。這一比重不僅遠低於目前絕大多數發達國家的水平，也低於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水平。據世界銀行的報告，一些國家1989年中央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情況是：印度為15．4％，印度尼西亞為8．4％，美國為20．1％，法國為40．9％，德國為29％。國家財政特別是中央財政是中央宏觀調控的經濟基礎，財政收入的匱乏致使中央政府在調控地區發展差距上缺少必要的財力基礎。由於中央財政的困難，中央政府已很難運用轉移支付手段在一定範圍內對不同收入水平的地區進行再分配，也就是說，中央財政對抑製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在人均GDP和人均投資額方麵的巨大差距所起的作用已相當有限。這也正是我們這些年來反複強調要逐漸縮小地區差距而實踐的結果又是地區發展差距越拉越大的根本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