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分析表明，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西部地區的三大產業結構中，第一產業所占比重較大，第二產業發展較為落後，第三產業發展稍快。但如果與東部地區相比，西部的產業結構更為落後。工業在西部地區國民經濟中已占據相當比重，“數量工業化”水平（工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已較高。但從工業內部結構看，西部地區重工業比重過大，輕工業比重較低；在重工業中，原料和采掘工業所占比重不斷上升，並已超過加工工業，“質量工業化”水平（工業內部的結構比例）還較低。
（三）產業結構與所有製結構的相關性
西部GDP中工業所占比重一直低於全國總體水平，同時就工業總產值中國有工業所占比重而言，西部也一直低於全國總體水平，在全國大幅度下降的情況下，西部雖有下降，但比重仍很高。因而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西部“工業化水平較低、進程緩慢”是由當地的國有工業比重較高引起的。由於國有工業企業的行業分布（多屬於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和發展情況更多的是基於中央政府發展戰略考慮的，違背了當時經濟條件下的比較優勢，再加上政策性負擔引起的預算軟約束，自生能力和競爭力不足，經濟效益差，直接阻礙了當地的工業化進程和經濟發展。就西部情況看，在國有工業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下降的情況下，工業總產值在GDP中的比重並沒有出現明顯的下降，進入90年代後還有了一定的上升。這也正說明了國有工業的布局和發展因違背了比較優勢，缺乏自生能力和競爭力。
從以上分析不難看出，西部國有經濟比重過高已經嚴重影響了當地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而且因政策性負擔嚴重和自生能力不足而導致的軟預算約束，使得國有企業本身經營機製不靈活，資源利用效率低下。因而在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變粗放式增長為集約式增長的過程中，國有企業的布局調整和改革重組已刻不容緩。在此過程中，要完善國有資本有進有退、合理流動的機製，進一步進入關係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而其他行業和領域的國有企業應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使其在市場公平競爭中實現優勝劣汰，最終實現各類資本的“各就各位”和協調發展。
另一方麵，非公有製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本身的經營決策和發展戰略受中央政府意誌的影響相對較小，而且產權明確，所麵臨的是“預算硬約束”，其發展是民營企業家（企業主）在市場價格信號的指引下。最大化自身利益的過程。這些企業所進入的產業一般都較好地發揮了當地的比較優勢，自生能力和競爭力強。對當地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起到了不可低估的積極作用。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漸進式”經濟體製改革的深入，非公有製經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其中以個體、私營為代表的民營企業經曆了一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發展過程。尤其是1992年以來，我國民營企業更是得到了較快的發展。但由於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多方麵的原因，相對東部而言，我國西部地區民營企業發展較慢，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當地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2002年，浙江省民營企業戶數和從業人員已分別達177．63萬戶（其中私營企業為24．73萬戶）和679．60萬人，所創造的產值占據了全省產值的“半壁江山”，個別地區達到了90％以上。與此相隨的是，該省的產業結構也較為合理。其中，輕工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已達54．96％，比重工業高出10個百分點至多。當地經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一村（鄉、鎮）一品”的區域特色產業區也正是當地民營企業自主決策、發揮當地比較優勢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