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發達地區經濟結構是否合理，不僅製約著自身經濟的發展，而且影響著全國經濟結構的合理性。世紀之交，抓住全國經濟結構戰略調整的有利時機，充分利用地區優勢和市場原則。及時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是加快區域經濟發展的一項關鍵性舉措。
一、產業結構調整、所有製改革與區域經濟發展
（一）問題的提出
1978年以前，我國實行的是以追求高增長、計劃化、工業化、內向化為特征的、典型的結構主義經濟發展模式。雖在某些方麵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如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但由此所帶來的問題同樣引人注目：經濟低增長、產業結構扭曲、微觀經濟效率低下等。由於特殊的戰略地位，我國西部地區的產業結構在一定程度上是內生於中央政府意誌的，而由中央政府催生出來的產業結構多半與當地的技術結構和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相悖。這樣，西部地區的產業結構扭曲更為嚴重。1978年以後，我國逐漸放棄了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和計劃經濟體製，開始了以比較優勢戰略為原則、“漸進式”的市場化改革，並創造了令人矚目的經濟增長“奇跡”。產業結構和所有製結構也逐漸趨於合理，但相對於東部而言，西部地區的問題似乎並沒有太大的“起色”。東西部地區間經濟發展的差距也擴大到了一個危險的地步。20世紀末。“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為我國西部地區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曆史契機。但與此前不同，資源和環境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雙重約束日益凸顯，要實現經濟持續增長，就必須提高要素利用效率，通過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變粗放式增長為集約式增長。在全國全麵實現小康社會的過程中，以生產要素在產業之間轉換為特征的結構性增長將是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新源泉。而且，當地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已對西部開發進展和效果產生了實質性的影響。在這樣的背景下，探討西部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也就非常必要。
從西方工業化國家近代經濟發展史可以看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產業結構是微觀經濟主體在市場價格的指引下，最大化自身利益的結果。在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和生產力水平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與微觀經濟主體特征、市場製度環境之間有著緊密的內在關係。給定中央政府意誌和發展戰略目標，產業結構能否體現當地的比較優勢、具有自生能力和競爭力則取決於當地的微觀經濟主體是否自主決策、自負盈虧，以及市場製度環境是否完善。很多經濟學家似乎也注意到了這一點。沈坤榮（1999）從實證角度分析了我國各產業內部所有製結構變動的基本特征，以及所有製結構變動對產業結構變動的影響。但其研究忽視了我國地區的特殊性和差異性，而且在所有製結構與產業結構二者關係的研究上似乎還有進一步探討的餘地。孫早等人（2002）注意到了西部地區的特殊性，在一個產業結構與製度互動的框架內解釋了西部地區經濟增長過程中所存在的問題，但未涉及產業結構轉換和市場製度變遷相互作用鏈條上的微觀基礎——（各種所有製類型的）企業。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我國西部地區扭曲的產業結構已經嚴重影響了新一輪的經濟增長，而且國有經濟比重過高、非國有經濟（尤其是民營經濟）發展較慢、市場製度不完善，已經嚴重影響了當地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因而，在一個互動的框架中，探討西部發展過程中的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所有製改革和市場製度建設的問題就具有了一定的理論價值。
本文主要針對西部地區產業結構調整與所有製改革二者間的關係作一定的分析，在彌補現有研究不足的同時，發現了一些有意義的結論。在給定中央政府發展意願的條件下，西部地區扭曲的產業結構是由不合理的所有製結構引起的，而所有製改革進展緩慢的深層次原因在於當地市場製度的不完善。為此，筆者認為在新一輪的西部開發中，西部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必須與所有製改革、市場製度建設結合起來，惟此才能發揮經濟增長中的結構效應。變粗放式增長為集約式增長，實現西部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
（二）西部產業結構演進的實證分析
結構主義學者克拉克（C．G．Clark）、庫茲涅茨（S．S．Kuzenets）、錢納裏和塞爾奎因（H．B．Chenery & M．Syrquin）以及霍夫曼（W．G．Hoffmann）等人通過大量的統計分析得出結論：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三次產業結構、工業內部結構的比重不同；經濟增長伴隨著產業結構的變動，經濟增長過程中存在顯著的結構效應。由於眾所周知的曆史原因，在西部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其產業結構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扭曲。
在“地區經濟梯度發展戰略”的指導下，東部地區經濟經過一段時間的快速發展後，資源短缺日益成為其進一步發展的“瓶頸”。為了東部更好的發展，“先富帶後富”，最終實現全國經濟的全麵發展。西部地區向東部提供資源支持“責無旁貸”。相對於全國而言，西部地區的工業化進程較快。工業化水平較高。但考慮到目前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生產力水平，資金仍然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在這樣的情況下，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顯然違背了當前的比較優勢。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地區重工業的過快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原料采掘工業為支撐的，這不僅對生態破壞大，而且還會影響當地和全國經濟的持續發展。1978年，重工業總產值中，采掘工業、原料工業和加工工業所占比重分別為7．2％、20．0％和72．8％。到2002年，采掘工業和原料工業已分別上升至27．2％和26．3％，而加工工業則下降為46．5％，比采掘和原料工業兩者所占比重低了近7個百分點。尤其是西部開發戰略實施後，采掘工業所占比重大幅度上升，四年間共上升了近16個百分點，而且還呈現出增長的趨勢。這也反映了西部地區工業內部結構的轉變離工業化進程中“高加工度化”階段還有相當大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