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農產業增加值比重是衡量產業結構高級化程度的指標，也是衡量經濟發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的尺度。改革開放以後，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後，各地加大結構調整的力度，產業結構轉換取得了明顯的效果，非農產業比重不斷提高。2002年東部地區非農產業比重達到了90％，中、西部地區也分別達到了82％和80％。與1990年相比，三大區域非農產業比重分別提高了12個、14個和15個百分點。對比三大區域非農產業比重，雖然東部地區的非農產業比重平均高於中、西部地區，但優勢並不突出，而且差距是在持續縮小。改革之初，三大區域非農產業比重之比為1．19：1：0．96，而1990年縮小到1．16：1：0．91，2002年則進一步縮小到1．09：1：0．97。我們認為兩方麵的原因導致非農產業比重差距逐步縮小。一方麵是由於中、西部地區加快結構調整的步伐，重視發展第三產業，特別是西部地區的省份具有資源優勢，尤其是豐富的旅遊資源，因此第三產業的比重不斷提高，從而使非農產業比重上升。另一方麵是由於東部地區結構調整難度加大，調整速度放慢所致。加之比重指標具有上限限製，不可能高出一定範圍。
從對經濟類指標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東部地區無論是在經濟發展總量上還是在發展速度上都明顯優於中西部地區，而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產業結構上差距的不斷縮小，說明中西部地區在推進產業結構升級和轉換中已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在優化產業結構上與東部還有一定差距。西部與中部相比，在經濟發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方麵總體上也還存在著一定的差距。
（2）社會發展差距。各地在經濟快速增長，綜合實力顯著增強的同時，各項社會事業改革和發展也取得了明顯進步，在提高人民生活質量、維護社會穩定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由於受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影響，各地社會發展水平參差不齊，差距較大。從表一中可以看出，改革20多年來，各地在文教娛樂和醫療保健支出方麵的差距呈逐步擴大之勢。1985年，東部城鄉居民人均文教娛樂支出分別相當於中部和西部的1．36倍和1．68倍，1990年擴大到1．51倍和1．77倍，2001年進一步擴大到1．56倍和1．80倍。城鄉居民人均醫療保健支出方麵，1985年東部地區分別相當於中部和西部的1．05倍和1．25倍，1990年為1．21倍和1．53倍，2001年為1．60倍和1．72倍，差距也持續擴大。
1980—2002年的22年間，盡管西部地區城鄉居民人均文教娛樂和醫療保健支出水平在不斷提高，但大體隻相當於中部地區的84％和85％。
（3）科技差距。由於我國科技統計開展得比較晚，現有數據隻反映20世紀90年代以後科技發展情況，所以，我們以1990和1996年為基期，2001年為報告期，對科技差距進行描述。從科技人員人均經費支出的變動情況看，90年代至今，各地科技差距經曆了一個“V”字型的變化過程。1990年，東、中、西科技人員人均經費支出之比為1．84：1：1．21，東部具有絕對優勢，西部的人均科技經費支出多於中部。“八五”時期各地科技經費支出的差距有所縮小，到1996年支出之比下降為1．49：1：0．92。進入“九五”時期，各地科技差距重新趨於擴大，2001年科技支出之比達到2．00：1：1．23。“九五”時期東部與中西部差距擴大的程度遠遠超過了“八五”時期減緩的程度，東部地區科技投入力度明顯大於內地。
（4）區域開放差距。改革開放以後，東、中、西三大區域在開放度上的差距經曆了擴大、縮小、再擴大的變化過程。由於我國的改革開放是率先從沿海地區逐步向中、西部地區依次推進的，80年代初期，東部地區獲得政策支持率先開放。1980年，東部地區的外貿依存度分別相當於中、西部地區的7．07倍和8．8倍，差距相當懸殊。自80年代中期開始，隨著全方位對外開放的不斷推進，內陸地區的開放度明顯擴大，利用外資和對外貿易掀起了一個新的高潮，東、中、西之間外貿依存度方麵的差距明顯縮小，1990年東部地區的外貿依存度分別相當於中、西部地區的3．69倍和3．93倍。鄧小平同誌南巡講話以來，東部沿海地區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進一步加大改革開放的力度，再加上東部地區越來越完善的基礎設施、產業配套條件和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製度環境，對外商的吸引力越來越大。外商投資的重心進一步向東部地區傾斜，從而導致東、中、西之間外貿依存度方麵的差距再度擴大。2002年東部地區的外貿依存度相當於中部地區的8．25倍，西部地區的7．37倍，與1990年相比，差距分別擴大了4．56倍和3．44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