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我時刻懷念何匡同誌。1999年春天，我們還在一起聚會，誰知同年夏天，他就永遠離開我們了。遵照遺誌沒有開追悼會。但是，他對我的教誨永遠銘記在心。
我從事經濟學的研究，離不開何匡同誌的引導。1952年到中央編譯局工作，被分配在翻譯室的經濟組。何匡同誌任翻譯室主任，具體指導我們學習他翻譯和校訂的政治經濟學（一共有16分冊），當時，這是許多大學的政治經濟學的教科書，同時學習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開始涉及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商品生產問題。1954年，成立了列寧著作翻譯室，何匡同誌任主任，我又在他領導下從事列寧著作的翻譯工作。列寧的早期著作是反對民粹派的空想社會主義的或經濟浪漫主義的。但當時我們還沒有把曆史和現實聯係起來的認識。1955年，斯大林提議編寫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已正式出版，當時中央對這本書的翻譯十分重視，仍由何匡同誌主持這項工作，在他的領導下，我參與了這次工作。何匡同誌對翻譯十分嚴謹，主張必須從邏輯、語法和理論內容的一致性上把握原文，然後用相應的中文表達，他的譯文意思表達準確，而行文又非常流暢，我受益匪淺。1957年，由何匡同誌倡議，成立了經濟室，由他主持《資本論》的重新校譯工作，我也隨之到了經濟室。我了解他的本意，是通過《資本論》的翻譯，掌握馬克思主義的方法，進而研究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是他一貫主張的翻譯和研究相結合的意思。由於政治運動的幹擾，他的想法沒有實現。1958年，他就到山東大學去做實踐工作了。同年，我下放到山東泰安山區勞動，這也是受了何匡同誌的影響，他認為，脫離實際，就談不上理論和實踐相結合。
深入實踐的好處，是使我們對過去學的理論進行反思，至少前蘇聯的集體化理論並不適合山東泰安山區的特點。合作化運動搞了幾年了，但是，他們卻吃不飽飯，還要吃樹葉和煮桃子吃，農民要求包產到戶，發展商品經濟，用山上的水果和核桃，換糧食和豬肉吃，他們認為，過去就是這樣做的，他們並沒有挨餓。但是，1958年卻刮起了共產風。何匡時任山東省委主辦的理論刊物《新論語》主編，他到泰安來看我們，我把所看到的真實情況向他反映了，他親眼看到一塊普通的紅薯地，上麵插著牌子是畝產10萬斤，他不禁啞然失笑。聽說1959年中宣部在上海召開一次學術討論會，何匡同誌在會上說：“到了共產主義，也必須搞商品經濟。”何匡同誌思想非常敏銳，從不教條，善於從實踐中發現問題和提出問題，他在上海會議提出的見解是他長期思考的結果，因此，給與會者和中宣部的領導留下深刻的印象。當時任中宣部秘書長的童大林同誌過了多年，還說起何匡同誌，說他很了不起，早就看出中國必須搞市場經濟。當時中宣部的領導發現何匡同誌是人才，得知他原來在編譯局工作，主張把何匡同誌調回北京。何匡同誌經過各種政治運動鍛煉，他往往“述而不作”，也許正是“述而不作”使他能躲過一些政治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