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政治運動的幹擾，我又退回書房，埋頭學德語，從事《資本論》的翻譯工作。何匡同誌則回京任《人民日報》理論部主任。由於政治運動不斷，所以雖然都在北京，但很少來往了，一直到粉碎“四人幫”以後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時代。
在何匡同誌主持《人民日報》理論部工作期間，發表了大量文章，貫串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精神，他也組織中央編譯局的同誌寫文章，我也寫了幾篇文章發表在《人民日報》理論版上。時間雖然過去20年了，但這時我深深感到何匡同誌過去倡導的翻譯和研究相結合的道路是正確的，重新燃起了用《資本論》的方法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熱望。我到社科院經濟所去，向吳敬璉、趙人偉教授請教，從事比較經濟學的研究，創辦《經濟社會體製比較》，推動中國經濟政治體製的改革，說實話都是受了何匡同誌的影響。何匡同誌對此也予以大力支持。在編譯局召開座談會時，他親自參加，還在《人民日報》上介紹《經濟社會體製比較》雜誌，這對我來說，也是一種很大的鼓舞。
何匡同誌本人的理論觀點是始終一貫的，一是主張搞市場經濟，二是堅持社會主義，他把社會主義和民主聯係在一起，市場經濟必須同民主製度相結合，但他也看到，實現這個過程在中國還需要很長的時間。因此，在很多場合，還繼續過去的作風，“述而不作”，但他的述，對像我這樣的學生卻有很深的影響。
何匡青年時代到了延安，是延安俄文學校的早期畢業生，他對延安整風運動提倡的理論聯係實踐的學風身體力行，但他也吃過延安“搶救運動”的苦頭，所以對“左”的政治運動或多或少能采取抵製的態度。難能可貴的是不管經過多少挫折，他青年時代那種追求革命理想的熱情始終沒有減退，總是深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一定會實現，在他身上總能看到一種樂觀進取的精神。在1999年春天和編譯局的一些老同誌聚會時，雖然他已經知道患了絕症，但是，仍然和往常一樣，談笑風生。在聚會後，我陪他過馬路，送他回家，也似乎也和往常一樣，侃侃而談，分別後，我深情地望著他的背影，這是永遠留在我心中的他的身影。
這本書是為了紀念何匡同誌寫的，也是獻給何匡同誌的，何匡同誌的理論觀點也是我寫作時的指導。一代人的遺傳基因會通過各種方式傳給另一代人，代代相傳，改革的事業歸根到底是千百萬人的事業，所以也是一定會取得成功的。
榮敬本
2001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