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斯的論述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發。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公有製和私有製對立起來，而應該從成本和效益的角度，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角度對產權問題重新加以認識。
在現實經濟中，有許多複雜的情況。經濟具有外部不經濟和外部經濟這兩種情況。一件事或一種產品的社會成本大於私人成本，就會產生外部不經濟，如造成環境汙染。另一方麵，社會效益大於私人效益，會產生外部經濟，如科技發明，種植樹木。從成本和效益的角度來看私和公，既有矛盾性的方麵，又有一致性的方麵。
再如，產品具有排他性和競用性，又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用性。許多私人財物如消費品具有排他性即排除別人使用，而許多公共財物（如道路、通訊、水電、水庫等等）則往往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很多財物有競用性，增加一個使用者，會使其他的使用者減少使用量，但公共財物則不然。例如，國家防務，多一個人，並不會減少其他人在國防上的安全。由於以上情況，就會出現“搭便車者”，隻知享受權利，隻顧得到私人的好處，而不願盡公共義務。
因此，產權理論或新製度理論比蘭格和米塞斯當時的爭論已經大大深入了一步。蘭格肯定生產資料公有製可以同完全競爭的市場兼容，在曆史上，這是一個進步。要發揮市場機製的積極作用，無須恢複資本家對生產資料的私有製。但是，從以上分析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如果不解決同成本和效益、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相聯係的產權問題，市場機製的積極作用是不可能得到發揮的，同時，也隻有在市場競爭中才能形成合理的產權結構。
合理的產權結構包括以下原則：
第一，減少成本，保證個人和集體對提高效益的刺激；第二，解決公私矛盾，使公私利益保持一致，使個人和集體的選擇與其社會結果相一致。第三，使生育子女的個人成本和社會成本趨於一致，這對發展中國家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第四，消除“搭便車”，這不僅同經濟組織的形態、規模和管理有關，也同社會文化和意識形態有關。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這個問題更具有重要意義。
研究“產權理論”的意義在於，我們不能再停留在把公有製和私有製簡單對立的階段上，而應該從成本和效益以及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關係的角度重新認識社會主義的產權結構問題。
（第三節）製度變遷和經濟發展的理論
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理論就是關於製度變遷和經濟發展的理論。但是，從原蘇聯的兩個過渡時期的比較中，都可以使我們進一步研究製度變遷和社會經濟發展的理論。所謂兩個過渡時期，一是指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時期，二是指前蘇聯解體後從社會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的時期。前者是前蘇聯傳統理論的說法，後者是前蘇聯解體後某些西方學者的說法。撇開“主義比較法”不說，從體製比較角度來看，這種現象值得研究。前一種過渡可以被認為是向計劃體製過渡，後一種過渡可以被認為從計劃體製向市場體製過渡，兩者都涉及體製變遷和經濟發展的理論，下麵我們可以分別作些研究。
一、計劃體製和經濟發展
1．在落後國家，國家的財政積累對經濟發展確實起重要的作用。
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據他們對英國工業化過程中超經濟強製的原始積累所做的分析與批判，對積累理論有過原則性的提示：
“在資產階級社會裏，活的勞動隻是增值已經積累起來的勞動的一種手段，在共產主義社會裏，已經積累起來的勞動隻是擴大、豐富和提高工人生活的一種手段。”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一再強調積累對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但是，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希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積累不再成為資本致富的手段，而成為勞動致富的手段。
羅斯托的經濟成長階段論是以反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而自居的。他在1960年出版的《經濟成長的階段》一書中劃分的五階段是：傳統社會；為起飛創造前提；起飛；向成熟推進；高額群眾消費時期。
西方評論家發現，羅斯托把積累作為經濟起飛的起點，並且以政治、社會和文化的變革為先導，以高額群眾消費為歸宿點，似乎明顯受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響。在羅斯托的起飛命題中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生產性投資在經濟發展中有決定作用。
至於起飛時機的確定，在發展經濟學中有許多不同意見的討論。例如，西蒙·庫茲涅茨根據日本、瑞典、德國、加拿大、美國和英國的數據，對羅斯托的“起飛論”進行了質疑，反駁了所有國家都有一個起飛階段。他勾畫了這樣一幅圖景，即最初具有比較可觀的儲蓄率的經濟。經過緩慢的增長超越了所謂起飛的年代。但是，不管怎樣，庫茲涅茨還是強調指出了儲蓄率即積累對經濟發展的決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