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格申克龍在1962年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經濟落後的曆史透視》中，根據19世紀歐洲落後國家經濟發展的詳細史料的研究，指出各個國家並不是都按照羅斯托的五階段韻律前進。他強調指出，各國工業化過程中的起始階段裏資本供給來源不同，在先進國家來自企業，在中等落後國家來自銀行，在極端落後國家來自國家財政。格申克龍的總結是很有見地的。他不僅指出了生產性投資對經濟發展的決定性作用，而且指出了在經濟發展不同階段的資本供給來源所發生的變化。
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在前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期，曾經發現了格申克龍同樣的結論。但是，他把這個論點誇大到了極端，甚至提出社會主義工業化也需要一個原始積累過程，並主張可以實行通貨膨脹政策，以達到增加國家積累的目標。
前蘇聯工業化過程中農民受到剝奪，人民生活下降，經濟結構畸形的事實已經證明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原始積累論是錯誤的、有害的。不僅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凡是照搬凱恩斯主義，搞赤字財政，以增加國家資本供給來源，謀求加快經濟發展速度的，都飽嚐了痛苦的惡果。
諾貝爾獎金獲得者W．劉易斯深刻地分析了通貨膨脹對不發達國家的影響。在通貨膨脹下，儲蓄和生產性投資會減少，相反，大部分通貨膨脹的利潤落入從事商品投機和外彙投機的人手裏，所以通貨膨脹並不會導致生產性投資的增加；其次，公眾對通貨膨脹反應強烈，要求工資與物價同步增長，這就導致繼續增加貨幣供給量，從而導致螺旋式的通貨膨脹，螺旋上升的通貨膨脹很難遏製，通常要以一次為期一年左右的投資和就業危機作為代價。用通貨膨脹代替稅收，表麵看來簡單易行，但它導致價格和投資結構的扭曲，是一種拙劣的替代。他指出：“既然政府能全麵地、勇敢地、有效地實施通貨膨脹的措施，政府也就應該能征集必要的賦稅。情況可能是這樣，能夠安全利用通貨膨脹的國家反倒不需要這樣做，而需要通貨膨脹的國家如果真這樣做，卻一定會惹出非同小可的麻煩！”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國家的積極財政政策對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有巨大的促進作用，但是，決不能把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通貨膨脹相混淆，通貨膨脹將對經濟發展有巨大的消極作用。
2．在經濟落後國家，仍存在著某種二元結構。
“二元結構”最早是由伯克和其他荷蘭經濟學家在研究印度尼西亞的經濟發展時所提出的。他們強調不同的社會組織和文化反差導致“社會二元性”。後來人們逐漸把二元結構的注意力從社會文化方麵轉向經濟方麵，特別是“二元結構”在經濟發展中的影響。
劉易斯在1954年發表的論文《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分析了資本主義部門和非資本主義部門組成的二元經濟的擴展過程。“資本主義部門”定義為經濟中使用再生產性資本並出於利潤動機的現代部門。“非資本主義部門”定義為經濟中不使用再生產性資本並出於消費動機的傳統部門。在經濟不發達階段，前一部門即工業部門處於劣勢，後一部門即傳統農業部門占優勢。劉易斯強調，發展過程的關鍵是資本剩餘再投資，隨著工業部門擴展，剩餘愈來愈多，就能從自給部門中吸收勞動力。這是通過發展工業來改變傳統農業的古典資本主義模式。
從比較角度看，前蘇聯計劃體製下的工業化模式，名為社會主義工業化模式，實際上是古典的工業化模式，不過，是靠國家來完成原始積累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蘭尼斯和台灣經濟學家費景漢在劉易斯模型的基礎上於1961年提出了另一種發展模式。他們認為，劉易斯模型有兩個缺陷：一是對農業在工業增長中的重要性認識不夠，二是忽視了農村勞動力向工業流動的先決條件，即農業剩餘產品的出現。因此，在蘭尼斯和費景漢的模型中，一方麵肯定以發展工業來吸引農村剩餘勞動力，另一方麵則強調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本身，提供剩餘產品，為工業部門發展創造條件。隨著現代部門的發展，農業勞動生產率則可以進一步提高，使農業勞動力的釋放和轉移加速，以實現整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
蘭尼斯和費景漢模型總結了亞洲某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經驗，不僅看到了二元經濟的矛盾，而且看到了這兩個部門的互補性和依存性，同劉易斯模型相比，這種模型有很大的進展，而且有亞洲經濟發展的某些實踐經驗作為背景，有其可行性。
從比較角度看，這種工業化或現代化模式促進了不同於前蘇聯傳統工業化的模式。
與工農業結合發展思想相聯係的是如何利用對外經濟關係的問題，即後發展國家如何利用發展國家來加速本國經濟發展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