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通過合作發展縮小長江流域經濟帶發展差異。分析長江流域經濟帶內部三大地區及41個地市之間的區域經濟差異，在此基礎上提出縮小區域差異，促進可持續發展的政策建議（劉偉，2006）。從提高區域競爭力和區域合作角度出發，借鑒國外流域開發成功的範例，探討長江流域經濟帶的合作基礎、合作領域，並論述了具體的措施、方案（李靖、穀人旭，2003）。長江流域具有良好的自然條件和經濟基礎，加快建設長江流域經濟帶是中國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的客觀要求，是實現東、西部協調發展，促進西部大開發的必然選擇。沿江聯動，應加強滬、渝合作，隻有上海、重慶這兩顆“螺絲釘”強壯，才有可能使中國經濟發展的“H”形大骨架堅挺（俞榮根、羅銳華，2000）。長江流域經濟帶開發開放處在由點狀開發向軸線聯動推進的轉換時期，西部大開發處在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建設先行的啟動階段，這一態勢為武漢加快發展提供了寶貴的“時間差”。充分利用這一機遇，在長江流域經濟帶開發開放和西部大開發的結合上做足文章，加快武漢在長江流域經濟帶發展中的崛起，增強武漢在新世紀全國經濟發展格局中的競爭（王留軍，2002）。基於長江流域經濟帶中、西部各省（市）地區資源稟賦相似和經濟發展、生產技術水平差距不大的特點，借鑒新國際貿易理論，從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角度論證中、西部合作的可能性，認為中、西部合作要從製度方麵入手，為建立一個統一的區域市場提供製度保證，要加強交通建設，為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提供基礎設施條件（唐路元，2006）。
2.長江流域經濟帶的開發
開發長江流域經濟帶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因而大力開發長江流域經濟帶得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視。長江流域經濟帶的開發主要是在國家開發戰略層麵和地方政府合作層麵進行的。
（1）長江流域經濟帶的國家開發戰略。新中國成立以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長江流域經濟帶獲得了長足的發展。長江流域經濟帶資源富集、人口與城市集中，是中國最重要的高密度經濟“走廊”之一。長江流域經濟帶的建設和發展，不僅有利於促進長江沿岸區域經濟的發展，而且有利於引導並帶動長三角經濟腹地的協調發展。
由於長江流域經濟帶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進入1990年代以後，國家對長江流域經濟帶的開發開放和進一步發展做出了一係列重大部署。1990年6月國家做出了開發開放上海浦東的戰略決策。1992年4月全國人大批準通過了興建“三峽”工程的提案。1992年6月李鵬在長三角及長江沿江地區經濟發展規劃座談會上指出，要推動長三角及沿江的開發開放和經濟發展，使其在實現第二步、第三步戰略目標中發揮更大作用，會議擬定了加快長三角及沿江地區開發開放和經濟發展的具體輪廓。江澤民指出，這一地區將成為繼沿海開放地區之後一個開發潛力最大，很可能上得最快的經濟發展先行區，可以說長三角和長江沿江地區開發開放的快慢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中國第三步戰略目標乃至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同年10月黨的十四大提出了“以上海浦東開發開放為龍頭，進一步開發開放長江沿岸城市，盡快把上海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之一，帶動長江三角洲和整個長江流域經濟的飛躍”的戰略方針。為了構築二十一世紀實力最為雄厚、後續力量最強、影響麵最廣的區域經濟帶，以促進內陸地區的開發和全國經濟的增長，國家在1996年頒布的“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中，把長三角和長江沿江地區列為中國將要形成的七大經濟區的首位，並明確了要“依托沿江大中城市，逐步形成一條橫貫東西、連接南北的綜合經濟帶”的戰略取向，即實現東西線結合，優勢互補，使長江上、中、下遊在新的基礎上構成一個優勢互補的整體，延伸和拓展沿海的對外開放。可以說，長江開發開放戰略是未來中國發展最重要的國家戰略，長江流域經濟帶成為繼中國沿海地區快速增長後的又一個發展主軸。2006年3月全國人大十屆四次會議批準通過了“十一五”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其中將長江流域經濟帶的生產力發展問題列入了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