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美國敦促各國政府遵守自己的監督製度，促進信用評級機構之間利益衝突管理的適當做法和程序並保持信用評級過程的透明度和質量。G-20倫敦峰會領導人還要求信用評級機構區分結構性金融產品的信用評級等級，並對業績計量和評級方法提供充分的披露。美國認為他們對信用評級機構的監管製度與國際證監會組織對信用評級機構製定的《操守準則的基本原則》是一致的。此外，為了與G-20倫敦峰會的建議一致，美國財政部提出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應繼續努力，加強與信用評級機構監管相關的一些領域，包括業績計量和方法的公開披露以及更好地區分結構化信用產品與其它信用產品。 鑒於信用評級機構在美國的金融市場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也迫於國際輿論的壓力，美國表示將繼續與國際社會共同努力，促進美國國內司法管轄範圍內監管製度的一致性以及與各國當局進行適當的信息共享。
金融危機的爆發本身也暴露出金融監管的國際協調沒有跟上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步伐。危機爆發後，全球各主要經濟體和國際組織都在深刻反省國際金融監管體係的漏洞，並陸續提出一係列加強金融監管國際合作與協調的方案。
事實上，2009年9月在美國匹茨堡召開的G-20金融峰會上，二十國集團已經在金融監管的國際協調方麵邁出重要一步，各國在提高銀行資本標準、限製金融業薪酬等方麵基本達成共識，並承諾到2010年年底前指定銀行資本標準，到2011年前采用巴塞爾新協議（BASEL Ⅱ）。盡管如此，金融監管的國際合作與協調仍然存在很多問題。
第一，各國金融業發展程度不一致，給監管帶來困難。資本是逐利的，隻要存在利潤空間，國際資本就會在全球範圍內尋找機會。由於各國金融業發展程度不一致，金融監管的理念和原則難免存有差異，可能給國際資本創造“監管漏洞”；第二，金融創新總是超前於金融監管。到目前為止，全球金融業在資本充足率、流動性、透明度等基本層麵的要求都還未達成一致，在對衝基金、私募股權投資基金、金融衍生品市場的管理也一直處於混沌狀態。
全球金融創新的步伐不會因為危機而停止，這將是全球金融監管長期麵對的挑戰；第三，全球金融監管缺乏協調機製。由於涉及金融主權、法律規則甚至意識形態等方麵因素，各國在金融監管合作和協調上存在困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清算銀行的成立和運行已經證明，雖然這些國際協調機構在全球金融發展過程中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其無法擔當全球金融監管的重任。金融市場是無形的戰場，在戰場上每一方都不可能亮出自己的底牌，這是全球金融監管在執行層麵的最大障礙。要實現有效的監管，就必須盡可能地消除以上一係列分歧和障礙。畢竟，全球化的金融市場正在形成，全球化的金融監管協調與合作迫在眉睫。全球金融發展史已經證明，這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
2010年1月27日召開的達沃斯金融論壇，主題是“改善世界狀況——重新思考、重新設計、重新建設”。後危機時代金融業何去何從，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1月21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就已經迫不及待地宣布“重建”華爾街。奧巴馬下定決心做到三點，一是用稅收杜絕銀行家從政府的援助中獲得主要利益；二是賦予美聯儲超級監管者的權利，以免過去多頭監管產生監管盲區或者讓對衝、私募基金、金融衍生產品遊離於監管之外；同時降低金融機構的杠杆，減少銀行自營業務，任何銀行或擁有銀行的金融機構都不可以擁有、投資或擔保任何對衝基金或私募基金，或者進行與服務其客戶無關的自營交易，呼籲國會立法對商業銀行的股本規模進行上限限製。雖然遭遇來自金融界強大的壓力，奧巴馬仍然作出義無反顧的選擇：抑製金融業的無度擴張，重點發展實體經濟提高就業率。1月25號，奧巴馬宣布幫助中產階級的一係列提案，奧巴馬說：“創造好的、可持續的就業崗位是我們重塑中產階級的惟一頭等大事。”隻有能夠幫助實體經濟才是好的金融，否則金融就是腫瘤。兩天後，歐洲央行行長特裏謝對奧巴馬的提議附議，表示支持美國政府提出的限製大型銀行規模及其交易活動的計劃，稱美國總統奧巴馬的限製銀行規模及交易活動的計劃“與我們自己的立場朝向同一個方向，那就是確保銀行業集中致力於為實體經濟提供融資”。這說明，歐洲與美國的政界人士達到了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