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我覺得奇怪的時候，她熄滅香煙，把毛巾迅速蒙在臉上。
“可能得過些日子了。”
她的聲音發悶，我幾乎以為她哭了。我沒說話，隻是看了一眼窗外，剛才明明還很耀武揚威的夕陽瞬間墜入對麵的建築群落，樓下的路燈在極短的時間內像多米諾骨牌似的漸次亮起，仿佛不甘於讓整座城市有片刻的沉寂。
“您還沒吃飯吧？”我重新回到客廳，她還是蜷縮在沙發裏，連姿勢都沒變。
“您想吃什麼？”我一邊翻著廚房牆上的外賣單一邊詢問她。而她依舊點了點頭，仿佛全然沒有意識到這已經不再像上個問題那樣可以用“點頭”或者“搖頭”來回答。
“阿姨，”我提高聲音，“我們該吃飯了！”
“吃飯？”她如夢方醒，起身向廚房走去，“對，汀汀你還沒吃飯吧？冰箱裏還有什麼？你想吃什麼？需不需要再去超市買點兒什麼？”
“阿姨，”我叫住她，那種奇怪的感覺又在向我慢慢靠近，“我正準備叫外賣。”
“哦，叫外賣。”她轉身重新坐回沙發，把腿縮起來，胳膊環在膝蓋的最上方，下巴抵著小臂，“那就叫外賣。”
吃飯時韓阿姨明顯心不在焉，盡管我看得出她在努力克製。尷尬像蛇一樣潛入，將重逢時本該有的喜悅逼到了無法回身的死角。
沉默多少令人沮喪。我想起和她第一次見麵時的場景。過於完美的事物往往不會存在太久，“短暫”是促成其完美的一部分。正如能讓人們對著許願的是流星。而恒星若想獲此殊榮，隻得付出閃亮寂滅皆在一瞬的慘重代價。
這句話是嶼叔說的。他似乎能在任何需要他發表意見的場合侃侃而談。
與很多功成名就之後將案子交於學生處理的老板律師不同，從前期準備直到出庭，他向來親力親為。他曾說，如果不出庭，這個職業將失去其本身的意義和價值。他的職業自豪感總是令我敬佩，尤其是當我目睹了學校裏的年輕老師在一年之內從激情飛揚變得平庸麻木之後，就更加覺得保持這種十年如一日的激情並不容易。
或者說，是非常難。
我像一隻蝸牛，把觸角連同身體一起藏在那個厚厚的足以將一切信息全部屏蔽掉的殼裏，在被那些小幸福衝昏頭腦的時候，我似乎忘記了這世界上還有種名叫“災難”的東西。
那天之後，我再未接到過嶼叔的電話。
倒是韓阿姨，她幾乎每隔幾天就會向我轉述他的近況。她的話題總是以“你嶼叔今天又給我打電話了”開始，隨後把內容簡明扼要地向我複述，結束時無一例外地要說“就這些”。
我明白她的本意本是讓我心安，可是那些通過轉述獲得的信息隻會讓我覺得自己離他越來越遠，甚至覺得他隻存活在描述裏。
“你嶼叔今天又給我打電話了，”韓阿姨一邊低頭用小勺攪拌著碗裏的米粥，一邊又以同樣的方式開始了今天的談話，“他希望你能做好出行計劃，畢竟這個假期比以往都要長。”
還不等那句“就這些”補充上，我已經開始發問：“嶼叔為什麼不自己打電話給我？”
“他很忙。”
“他什麼時候回來？”
“他沒說。”
“我生日之前他能回來嗎？”
我問出了自己一直以來的顧慮，可韓阿姨手裏的那隻碗幾乎是隨著我的話音一同落下的，隻不過我的話落進了空氣，她的碗落在了地上；我的話沒留下任何痕跡，她的碗碎了一地。
我蹲下與她一同收拾：“能粘起來嗎？”
她搖頭。
“那就扔了吧。”
她仍在搖頭。
十四歲生日當天我踏進醫院，再次嗅到那股像是浸透了每一麵牆壁的消毒水味道。走廊兩旁等床位的病人，哭泣混合著叫嚷，充滿了悲傷與衰敗。
看著他們那些麻木到悲痛或者悲痛到麻木的臉，恍惚中覺得這個世界即將被撕成碎片。
牆壁很幹淨，連一點兒鞋印都找不到。在這裏工作的每個人都穿著白色的工作服，好像天使，隻是臉上的神情略顯麻木。
韓阿姨的原話是：“你嶼叔前幾天剛回來，不過他拎行李時把腰扭了，得在醫院靜養幾天。”
我心一緊：“很嚴重嗎？”
“不嚴重。”
我鬆了口氣：“那他還真嬌氣。”
“你嶼叔在E-504，就是五樓正對著電梯左轉的第四個房間。我還有事，就不上去了。”
“好。”
她看了眼手表：“我十一點半過來接你。”
“才一個半小時，我怕時間不夠。”
“過個生日足夠了。不過千萬記住，別跟他像以前似的打鬧——”
“他招架不住。”
她點頭。
“我都快會背了。”
她盯了我好一會兒，然後繼續注視著電梯上那個不斷變化的數字。
闊別兩周之後，我再次見到嶼叔。推門進去時，他正坐在床上看報紙。盡管身著淡藍條紋病號服，他的袖子還是被習慣性地挽到小臂上方。而每當他翻頁的時候，那些灰色的紙張就會在陽光下發出“嘩啦嘩啦”的聲響，和窗外風吹槐樹的聲音相應和。風停下，窗外的蜂鳴便清晰起來。陽光將床頭的玻璃器皿反射出了水晶的亮度，屋外的槐樹斜切下一片淡色的影子。
我躡手躡腳地來到他麵前，伸手將報紙頂端輕輕折下來，緩緩探出腦袋。
他一驚，迅速把報紙放在枕頭旁邊，拍拍手，向我伸開雙臂，我毫不猶豫地撲進他懷裏。陽光曬出了我酸溜溜的矯情。“你太偏心了，不僅不辭而別，而且連電話都隻給韓阿姨打！”
“那次出差實在是突發狀況，本想告訴你，可實在是來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