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瑞敏就“不慍”。在2006年，他在公開場合一直談海爾的困難，承認海爾進入了高原期，但是“不擔心其他企業會笑話我們。因為，我們是在高原，很大一部分企業還是在平原，所以，他們沒有這種呼吸困難的感覺也是理所當然”。
這隻是一個例子。我就不信，在給予我們管理智慧上，孔夫子會比不過韋爾奇。
印度式管理PK中國式管理
海外華人企業的成功，曾經很令管理大師德魯克著迷。
他在1995年大膽地問：“2005年最暢銷的管理書籍會以《中國式管理的秘密》為書名嗎？”他當然指的是在美國。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在2005年的美國，盡管怎樣在中國做生意的書很流行，但是沒有人認為需要向中國學習管理。德魯克當初沒有預見到的是，“印度式管理”在美國火了起來，並在2006年進入一個小高潮。
Parthasarathy是印度教一個叫做Vedanta的古老教派的大師，在2006年，先後在美國著名的沃頓商學院和雷曼兄弟公司等做了講座，《商業周刊》認為這是“印度式管理”崛起的標誌。大師的秘方是什麼？大師說商業成功靠3個C：專心、堅守、合作。
“印度式管理”被《商業周刊》稱之為“Karma資本主義”。主要特征有兩點：
一、經理人不應該隻追逐金錢。
二、公司不應該隻是為股東服務。
其實這兩點基本上是一點，就是公司的目的是為社會做貢獻。
管理大師普哈拉德說，最好把它叫做“包容式資本主義”，其要旨是“公司能夠在創造價值的同時創造社會公正”。
《商業周刊》認為，“印度式管理”盛行背後的原因，是印度人在美國管理思想界和實務界的巨大影響。許多管理大師、管理教授都是印度人。在美國頂尖的商學院，有10％的教授都是印度人，比其他任何外來人種都多。前麵提到的普哈拉德就是印度人，在密西根大學任教，是風靡一時的理念“核心競爭力”的共同締造者。
我想，印度公司（Tata、Wipro等）在國際舞台上的崛起也是一個因素。在某次接受采訪中，Tata公司的掌門人拉坦·塔塔把同樣的一句話說了兩次：“在晚上上床睡覺的時候，我希望能夠說我沒有傷害任何人。”這也是“印度式管理”的精神。而這些印度企業領導人，在全球商界的聲音要比張瑞敏、柳傳誌等更加響亮，更加清晰。
20年前，美國有一部電影《華爾街》，其主人公蓋科已經成為“貪婪”的代名詞。他的名言是“貪婪是好的”，還喜歡引用《孫子兵法》。《商業周刊》說，引用《孫子兵法》的時代過去了，現在，大家開始從印度的古典名著《薄伽梵司欠》中學管理。
美國電信公司Sprint Nextel的一位高管寫了本書，《從<；薄伽梵哥>；學有效領導力》。印度人查蘭是美國頂尖的谘詢顧問、CEO教練，他說《薄伽梵歌》的“要點是追求意義，而不是自我，因此絕對適用於今天的商業領導力”。
《孫子兵法》並不能代表“中國式管理”，因此並不能說“印度式管理”已經PK勝出了“中國式管理”。但是“中國式管理”的時代確實沒有到來。
原因倒不是沒有倡導“中國式管理”的人士，而是沒有產生一批因為“中國式管理”而成功的世界級的企業。大家搞不清楚什麼是“中國式管理”，卻都管自己叫CEO，不知道自己還該是“君子”；都崇拜韋爾奇，忘記了孔夫子。
要講“中國式管理”，必須從《論語》說起。《論語》跟《薄伽梵歌》同一時代，而且都是對話。《論語》是孔子和弟子的對話，《薄伽梵歌》是克利許那神和一個即將上戰場的王子的對話。但是，怎樣讓孔子和今天的商業環境對上話，怎樣讓企業把中國的傳統文化變成競爭力，就需要中國的管理思想家和實踐者共同努力了。
《孫子兵法》在中國的管理傳統中沒有太大影響，當年毛澤東主席打仗都沒怎麼參考過這本書。而像蓋科那樣的美國人又是選擇性吸收，都學壞了。因此，把他們教好的任務，還是應該由中國人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