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三位大師對商學院的批評，不隻是舉幾個例子這麼簡單。
戈夏爾的主要批評是，商學院傳授的理論是錯誤的。
這些管理理論，建立在過於簡化的、甚至是錯誤的假設之上。
比如一個假設是，公司的目標是股東價值最大化，因為股東承擔了風險。戈夏爾說：“股東的資本要結合員工的人力資本才能產生價值，而且員工承擔的風險實際上比股東更大，因為股東賣出股票比員工換工作要容易得多。
那麼，為什麼單單追求股東價值呢？”
另一個假設是，人是理性的、自私的，因此經理人有所謂的“代理人問題”，換句話說，就是他們不值得信任。
戈夏爾認為，MBA學生受到這樣的教育，更容易變成不值得信任的經理人；這些建立在錯誤假設之上的錯誤管理理論，應該對安然等醜聞負責。
明茨伯格的主要批評是，商學院傳授的對象是錯誤的。管理是實踐而非科學，無法傳授給沒有或者隻有很少管理經驗的人。而絕大多數MBA學生，就是這樣的人。
他同樣認為，商學院傳授的內容是錯誤的。“管理的精髓在於綜合”，而商學院側重教的是一些分析性的課程。
實際上，明茨伯格認為“傳統的MBA項目以錯誤的方式，培訓錯誤的人，最後得到的是錯誤的結果”，也就是說，一切都錯了。
佩弗的批評，不像戈夏爾那樣深刻，也不像明茨伯格那樣全麵，卻最讓商學院痛苦。
因為他以事實為依據，以數字為準繩得出結論：商學院引以為傲的最大賣點，即聲稱MBA教育可以提升個人的職業發展和薪酬，沒有事實根據；你有沒有MBA學位，你在商學院得了高分還是低分，跟你的職業績效沒有關係。
這些逆耳忠言，瞄準的都是西方的商學院。不過，西方也是中國的管理教育的朝聖和取經之地。因此，中國的商學院也應該仔細傾聽這些來自商學院內部、來自管理大師的批評的聲音。
向孔子學管理
如果說孔子是管理大師，大概沒有人會反對。半部《論語》治天下，證明了孔子作為公共管理大師的地位。而另外半部《論語》，可以用來治企業，也就是說，孔子也是工商管理大師。
《論語》主要講“君子”，既指“有位者”，也指“有德者”，當然也適用於企業管理者。比如開篇的“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三句話，就是管理者的三重境界。
第一重境界是“學而時習之”，指理解並模仿先進的管理經驗，並且在適當的時候付諸實踐。
“學”不是埋頭書本，而是“覺也，效也”，是“後覺習效先賢之所為”，也就是西方管理工具中的對標。“習”不是複習，而是實踐。“時”不是時時，而是適時。
因此“學而時習之”包括兩層意思：一、要學，並在適當的時候要實踐；二、要學，但在不適當的時候不要實踐。
中國的企業管理者最容易在“時”上犯錯誤。學到一些新做法之後，就趕緊在自己的企業裏推廣。前天是強製排名，昨天是六西格瑪，今天是戰略事業單元。聽起來熱熱鬧鬧，做起來轟轟烈烈，實際上糊裏糊塗，最後要麼草草收場，要麼不了了之。
在“學而時習之”並且行之有效之後，就能進入第二重境界一“有朋自遠方來”。學習、實踐而有所得，即使是遠方的人都慕名而來向自己請教。“孔子一生之為人，即在悅於學而樂於教。”教導誌同道合的人，人生之樂事也！
“學而時習之”是自己修煉，“有朋自遠方來”則要帶著大家一起修煉。能做到“有朋自遠方來”的經理人才算更上一層樓，進入了第二層境界，就是“教導”他人。用西方的管理術語講，就是“教練式領導”。也就是說，經理人要做下屬的教練。
第三重境界是“人不知而不慍”。不指望媒體的追捧，不在意外人的不解，謙遜而自信，正是柯林斯的姒優秀到卓越》中所謂的“第五級領導人”的特征。
要做到這一點，其實很難。2006年7月美國《財富》雜誌攻擊韋爾奇的管理法則過時了，韋爾奇則反駁說這是因為他在給該雜誌的競爭對手寫專欄的關係這就顯得有點“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