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際思想家王夫之持有“動則人事乘權”、“方動之際，耳目乘權”的說法，他在《四書訓義》裏明確指出，“人欲乘權”是以“天理發見”為前提的。據他看來，當人心由靜轉為動，必是因為一念之動，一念之動的原發之機，是天理發見，也是性的表現；人欲此時要乘天理發見之機而起來，於是情就發生了。在起念之微的時候，君子由於有靜養的功夫作為基礎，所以即使善惡分別很細微，但也看得清清楚楚。這個起念之微的內在變化，是人所不及知，而隻有自己所獨知，君子必須在此時用慎獨的功夫，使得意念在幾微之時便能一如靜養之善。這個功夫屬於“動而省察”，即意念發動而加以省察的功夫。
自己不想做的事，就不要強加給別人是“恕”。“己所不欲”是對自己的把握，“勿施於人”是推己及人，從而成為孔子中庸處世之道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論語》記載：仲弓問什麼是仁，孔子回答說：“出門在外就像會見貴賓一般，役使民眾就像承辦大祭那樣認真。自己不想做的事，不要施加於別人。在官府裏做事無人怨恨，在家族中辦事也無人怨恨。”仲弓說：“我雖然不聰明，請相信我一定要奉行這些教導。”
孔子的回答似乎與顏回問仁的答案是兩回事，其實是有內在聯係的。這裏的仁，著重於敬、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個人修身而言，這是對行為的一種約束。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是一種“克己複禮”的行為，設身處地為對方著想。人能像考慮自己、為自己著想那樣來考慮別人、為別人著想，就可以進入“文明”層次了，就真正有點精神文明了。這一點推廣開來，對於整個社會，意義是很了不得的。
子貢在孔門弟子中是一個全才，他比孔子小31歲，出身於商賈之家，後來在魯國季孫氏手下做了不小的官，據說孔子晚年生活得以維持，子貢出了不少的力。孔子死後，弟子們多是服心喪三年，即待師如父，內心服孝三年，子貢卻在孔子的墓旁搭了一間茅草棚子，親自在那裏守孝三年。在風水先生中還傳說，孔子的墓地原先選在葬少皋帝的地方，但子貢看了後認為那隻是一個帝王的風水，孔子是千古聖人，那處風水不行，然後才選了曲阜孔子墳墓所在的那塊風水聖地。孔子不稱許子貢，可見推己及人之難。
已故原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王選，很善於從別人的角度考慮問題，為別人著想。在接受《北京晚報》關於方正年青人成長的采訪時，他提到了很多年青人，采訪結束時，王選專門拿了一張紙，寫下了一些年青人的名字，以防記者在寫稿時，不知道聽到的這些名字到底該怎樣寫。記者被王選的精神感動了，“王選體質文弱，談吐舉止從容不迫，沒有企業家雷厲風行的姿態和作風。但是他做事卻幹淨利索，不拖泥帶水，含含糊糊，這就是王選和別人打交道時的爽快和果斷。我想這大概和王選處處為別人著想的性格有關。”
王選院士說，降一個層次，所謂好人就應該是為自己著想應該與別人著想一樣多。北京大學季羨林教授說，所謂好人就是為別人著想比為自己著想多的人。
有時，我們發現，那些經曆過貧賤、困難、挫折、痛苦的人，因為自己對這些東西有體會，所以為別人著想還容易一點。一帆風順的人、條件優越的人、有名望地位、才高力大的人，辦起事來碰釘子時少，走起路來抬轎子的多，自己達到目的很容易，為別人著想就不那麼容易了。甚至，隻要有一點權力的人，在運用這點權力時，為別人著想都不太容易做到。機關坐辦公室的人，想不到前來辦事的人的困難；超市站櫃台的人，不願體會購物者的心情；醫院做醫生的人，不善體貼病人……當然，相反的情況也有，不過前者更普遍些罷了。
曾有幾個幹部在開會的間隙，討論起什麼是文明的標準，有的說，時時想到他人就是文明。這個回答通俗而又生動地反映了文明的本質。精神文明是人類社會生活的需要。有了社會生活，就需要有一定的規範來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也要求人們自覺遵守這些規範，使自己的行為有利於而不是妨礙社會生活的發展。換句話說，就是要求人們時時想到他人、想到社會，這也就是文明的要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做人準則，正是反映了文明和這個最基本的精神。
十五、不誠無物：減省欲望以增添魅力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階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