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精力再充沛，要掌握好一個大局麵也會掛一漏萬。抓住典型大做文章無疑是一個領導者成事的捷徑。
反麵文章正麵做的例子自古就有，即抓住轉化典型，進行宣傳工作，將社會流傳的對當事人不利的傳言再反回去。利用這一轉化典型，現身說法進行社會教育。在這方麵，雍正的一件事例可以說是深得此道的。
早在嶽鍾琪詐供張熙時，張熙就明確表示，他最崇敬的人是呂留良。此後張熙又拿出隨身攜帶的呂留良的詩文，為嶽鍾琪講解呂留良反清、反滿的種種觀點。而曾靜對呂留良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甚至認為呂留良才應當做皇帝。為此，曾靜在他的著作《知新錄》中寫道：“皇帝合該是吾學中儒者做，不該把（給的意思，方言為把）世路英雄做。周末局變，在位多不知學，盡是世路中英雄，甚至老奸巨滑，即諺所謂光棍也！”認為合格做皇帝的應是“春秋時孔子，戰國時孟子，秦以後為程、朱，明末則為呂子也。”所謂的呂子，即呂留良。
這樣一來，呂留良在不知不覺中，就被曾靜送上了斷頭台！
呂留良認為“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義”。因此他教導漢人站穩立場，不能效忠於滿清政權，同時他本人也以身作則，拒絕為滿清朝廷服務。
呂留良的這種立場加上他做為理學家的名望，更使他名聲遠播，聞名遐邇。於是當時許多在野文人，即所謂的“窮鄉晚進有誌之士，風聞而興起者甚眾”。也正因為如此，曾靜才對呂留良產生了非常仰慕的心情。
此外呂留良的徒弟嚴鴻逵也因繼承了呂留良的思想，而非常敵視清政府，當大學士朱軾請他出山時，嚴鴻逵在日記中表示：“予意自定，當以死拒之耳。”意即我打定了主意，就算被殺頭也不能為滿清服務！嚴鴻逵的學生沈在寬也秉承師訓，拒不承認清政府，希望恢複漢人的統治。正因為如此，曾靜的徒弟張熙與嚴鴻逵和沈在寬結為了好友。
案情基本摸清之後，對這些有反清言行的漢族士人，雍正再次采取了雙管齊下的策略。他一方麵降旨辟其“邪說”，另一方麵則實行了高壓政策。
盡管種種政策沒能讓漢族知識階層心服，但雍正並不為此著急。他已經對此擁有了自己的一套進行政治教育的方案，希望通過按計劃。分步驟地實施方字模，達到對民眾進行愛國家、愛政府、愛皇上的國民教育的實效。
雍正在曾靜案發之初就表示，對曾的著作《知新錄》不必隱諱，將來自有處置。整個案件基本調查清楚之後，雍正下令將論述這個案子的上諭與曾靜的言行及口供弄成一個案件彙編，集成為一部《大義覺迷錄》。加以刊刻，頒行全國，以使讀書士人知道這件事的經過與詳情。同時雍正還采取了強製措施，稱假如讀書士人不知此書，一經發現，就將該省學政、該州縣學教官從重治罪——這就是說，讀《大義覺迷錄》一書是強製性的，作為中央文件，大家必須要讀。
那麼，雍正為什麼要強製士人讀這部書呢？因為在《大義覺迷錄》中，不但有雍正本人的最高指標，同時還有曾靜“棄暗技明”為雍正宣傳的文字，如稱雍正至仁至孝、受位於康熙，兼得傳賢傳子二意；又說雍正朝乾夕惕、懲貪婪、減浮粱，一心愛民。所以《大義覺迷錄》一書，由曾靜現身說法，一體現了他由不明情、聽信流言誣枉皇上，到真正體會到皇上恩德，提高認識，進而歌頌皇上的思想轉變，成了替雍正麵宣傳的上好的宣傳工具。
同時，雍正對曾靜、張熙二人作了寬大處理，將其無罪釋放，並稱此二人是誤信了奸佞之言。此外雍正還公開宣布，非但他不再追究他們的責任，“即朕之子孫亦不得以其詆毀朕身躬而追究誅戮之”。
那麼雍正為什麼要放過曾、張二人呢？其一是因為嶽鍾琪為了詐取張熙口供，曾對其發過毒誓，保證不會加害張熙師徒。嶽鍾琪是雍正的肱股大臣，他的言行應與雍正視為一體，因此雍正不能讓嶽鍾琪失信於人。其二是因為曾靜投書後，才使雍正獲知了謠言的肇事者原來是允襈、允禟手下的太監。這樣看，曾靜非但無過，反而有功了。其三是最重要的一點，正如我們前麵所說，留他們比殺他們用處更大，雍正可以拿他們來現身說法。即和用他們來宣揚雍正的仁德愛民，如命曾靜到江南、江寧、蘇州、浙江、杭州等地宣傳《大義覺迷錄》，進行廣泛演講，然後再將其押送原籍，安排到觀風整俗使衙門裏當差。又命張熙到陝西及其他地方做類似的演講宣傳，然後送回原籍，在家候旨，以便隨傳隨到。
這樣一來，曾、張二人就成了雍正禦前的得力助手了，而他們所起的宣傳作用，又是其他人所起不到的。由此看來，雍正在這件事的處理上，可謂是得到了上天所賜的宣傳自己仁德的良機，用得其所，也就益處多多了。
[智慧方圓]抓“典型”的好處是讓大家都能看到、聽到、注意到，在“典型”身上施展的方圓技巧就能發揮更大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