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格用人是用人者在人才匱乏的情況下采取的變通措施。領導者應該 是個善於變通的人，應該在沉穩中也繼承所有高明用人者的變通思維和手段。
仍以康熙開設博學鴻儒科取士為例。十八年三月初一日，康熙欽試內外諸臣薦舉博學鴻儒一百四十三人於體仁閣。試題二道《璿璣玉衡賦》，《省耕詩五言排律二十韻》。試畢，吏部收卷，翰林院總封，進呈皇帝。次日，康熙至霸州，攜諸卷親閱，後交閱卷官大學士李蔚、杜立德、馮溥和翰林院掌院學士葉方藹公閱，並商議錄取人選。康熙經過精心考慮，凡在所必取之人，即使做詩出了韻，或用語犯了違礙，一律曲加通融，不做計較多。浙江蕭山毛奇齡卷中有“天傾於北，豈煉石之可補”語，康熙未挑剔其政治含意，僅問“媧皇補天事信乎？”溥答：賦主鋪張，古籍宜可用。於是毛被取中。無錫布衣嚴繩孫，係明朝尚書嚴一鵬之孫，試日借口目疾，僅賦一詩。最後取中一等彭孫迂等二十名，二等李來泰等三十名，一時名儒秀彥多與其選。
入選之博學鴻儒，經過反複商酌，最後決定從優俱以翰林用，根據其現任、候補、已仕、未仁等情況，分別授予侍誠、侍講、編修、檢討等職。另據康熙諭旨，在與試未中者間，擇年高之布衣處士陝西孫枝蔚等七人，及來京後因年老未與禦試的太原傅山、定興杜越，亦特旨：“俱著授內閣中書”，以寵其行。
因為參試者本來都是有一定影響的人物，所以康熙無限放寬要求，務以將這些人才一網打盡為念。
曹操在中國曆史上也素以不拘一格而著稱於世。東漢以來，選拔官吏的權力為豪強世族把持，用有隻重門第、“德行”，不重視真才實學。曹操置東漢以來的選舉標準於不顧，再三頒布求賢令，宣稱要“不拘微賤”，“明揚仄陋，唯才是舉”。要求有關官吏“舉賢勿拘品行”，“取士勿廢偏短”，對那些即使不懂儒術的“文俗之吏”，甚至“不仁”、“不孝”，但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要大膽起用。在實踐中，曹操也是堅決貫徹“惟才是舉”的用人路線的，他十分注意從基礎或實際鬥爭中發現和提拔人才，特別是出身微賤而有才幹的人，讓他們擔任要職，參與軍政大事。苟或，僅為小小縣令，但他才智過人，有“王佐之才”，投奔曹操後，曹操大喜，說：“吾之子房也。”把他比作漢高祖劉邦得到謀臣張良，並立刻委托為司馬，參與軍機要事。這年苟或僅29歲。在曹操的統一戰爭中，苟或果然不負所望，多次出奇謀，獻良策，成為曹操信賴的良佐，還有許多文臣武將，諸如郭嘉、荀攸、杜襲、趙儼、滿寵、賈詡、劉放、孫資、於進、樂進等，或出身賤微，或為一般小吏士兵，都被曹操發現並提拔重用，在曹操的統一事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與曹操同時期的名相諸葛亮在治蜀的過程中，也十分注重不拘一格、人盡其才地選拔官吏，隻要有真才實學，便委以重任。他曾總結曆史上的經驗教訓，認為西漢之所以強盛，是因為當權者能任用賢臣，疏遠小人；而東漢後期之所以衰亡，是由於當權者排斥賢人，重用佞幸。因而他用人不重門第、地位，不拘資曆、親疏，而是任人唯賢、唯才。他說：“柱以直木為豎，輔以直士為賢。直木出於幽林，直士出於眾下，故人君選舉，必求隱處。或有懷寶迷邦，匹夫同位；或有高才卓異，不見招求；或有忠賢孝悌，鄉裏不舉；或有隱居以求其誌，行義以達其道；或有忠質於君，朋黨相讒。”對於上述隱埋在民間或基層的賢能之上，他主張要盡量選拔錄用。
諸葛亮在實踐中也確實提拔了不少德才兼備的人士。李嚴為犍為太守時，其屬下一小吏名為楊洪，為人剛直不阿，處世沉穩有方，曾因勸諫李嚴受到諸葛亮的注意。劉備與曹操爭漢中，急書發兵，諸葛亮詢問楊洪，楊洪果斷地答道：“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諸葛亮認為楊洪的看法很有見地，而且具有清晰的戰略頭腦，可以委以一方重任。於是先讓他代理蜀郡太守，以試其實際才能，結果“眾事皆辦”，政績斐然，便於以正式任命。不久，又提拔他為益中治中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