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方圓之道中最難以把握的就是張弛有度四個字。方與圓是領導智慧的精髓，是處世成事的最高原則。但是何時方、何時圓？怎樣方、怎樣圓？張弛有度就是這些問題的惟一正確答案：於大處緊一點，小處鬆一鬆，還有什麼問題不能解決呢？
什麼事算小事？對於大局而言，下屬的家務肯定應屬小事之列，如果領導工作細化到這個程度，恐怕再沒有什麼不軌的人和事能逃過領導者的法眼。
在雍正統治期間，皇權對政治生活的幹預麵不斷擴大。雍正元年，雍正提出代行大學士之事，稱：“國家政治，皆皇考所遺，朕年尚壯，爾等大學士所應為之事，尚可勉力代理，爾等安樂恰養，心力無耗，得以延年益壽，是亦朕之惠也。”意即：我正當年富力強之際，什麼都能幹，你們就去圖個清閑，怡養天年吧。就這樣，雍正輕輕鬆鬆地削奪了諸大學士的權力。
到了五、六年間，雍正又以諸臣對所交事務可否施行不予複奏，表示代為處理一些部院事務，並稱：“倘不能辦理，應將事件呈送朕前，朕代諸臣辦理。況朕競日坐勤政殿，又不憚暑熱，欲辦理事務，競無事辦，諸大臣如此因循遲延不奏，其意將推諉乎？”意思是說，凡你們認為辦不了的事，就都交給我來辦吧。我每日裏坐在勤政殿中，又不怕熱，又想處理問題，但卻沒多少事兒作，而你們卻將許多該辦的事拖延著不辦，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就這樣，雍正又將三部院職責範圍內的部分事務攬在自己手中。
幾乎與此同時，雍正又把權力的觸角伸向了各王公大臣的私生活領域，竟以諸大臣為家人妻子所惑、不能明辨是非為理由，降旨訓斥道：“凡大臣之家人，如有嫁娶筵席、宴請親人等事，令各稟明家主，倘宥私成黨羽，結為兄弟，彼此會飲，懇求事件者，即行拿獲具奏，朕必從重治罪，再諸大臣之妻，互相筵請宴會，為樗蒲之戲，借以夤緣請托，大臣中現有為伊妻所製，凡事依允者，甚屬可恥。大臣等宜加防範，（諸大臣）各宜將妻奴嚴管，苟有畏懼掣肘不得已之處，令密奏朕，朕代諸大臣處分。朕雖日理萬機，而於大臣之家事尚能辦理。諸大臣覽此諭旨，有此等病者，若不加意，亦聽諸大臣之便耳。”
這番話大意是說，大臣的家裏人凡有嫁娶宴請之事，必須由大臣本人同意。如果互相結黨、結為拜把子兄弟，彼此常在一起聚會喝酒、相互委托辦事的，一旦抓住，我一定要從重懲處。另外，大臣的妻妾借互相宴請、做擲色子遊戲之類，互相拉攏關係，並且大臣有“妻管嚴”之害懼內病，凡事都答應者，是不要臉的行為。對此，大臣們要提防著點，把自己的老婆和下人看管嚴一點。要是因為某些原因、某些為難的事而無奈於他們或受他們的刁難威逼，可寫出密折呈奏於我，我替你們這些大臣來處分他們。我雖然日理萬機，但大臣們家裏這點事兒還是能辦的。
在這段話的最後，雍正大帝不很客氣地說：“你們現在都看到我的諭旨了，別怪我言之不虞，有上述這些毛病的人如果還不努力改正，那就請便吧。”——意思是說：“你看著辦”、“靠邊站”或者“別怪我不客氣了。”
雍正皇帝之所以如此，是從一家一戶小事看到了潛在的危機。別小看家庭主婦間的打麻將、做遊戲，吃吃喝喝，內中有乾坤。許多大臣與大臣、衙門與衙門的交易凡用人調度、打擊報複、坑誰害誰、送賄受賄之類，都是在麻將桌、撲克堆、酒肴飯菜之間做成的。別的不說，就說雍正大帝之後，慈禧太後的李蓮英、崔玉貴，乾隆晚年的和坤，斂了多少財、坑了多少人，幹了多少壞事吧！
由此可見，雍正大帝將權力觸角探向大臣家裏是何其洞明。他大概知道“一個好大臣身後站著好女人”、“一個奸臣背後必有一個刁婦”的道理。當然，話說回來，一位泱泱大國的皇帝竟公然提出要幫助某些大臣管束老婆，除大唐李世民之外，此舉在中國曆史上似乎是絕無僅有的。然而這確不是笑談。
此後，雍正又頒布了嚴禁大臣的仆從間彼此吃酒唱戲、結黨營私的命令。命令指出：“家仆結黨雖屬細事，但關係非輕，嗣後仍有群聚結黨、生事亂行者，經朕聞知，必將此等惡仆正法。”
由此看來，雍正在為政期間，倒真是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操心了。但他的這份操心，並不是一時的興之所至，而是為了達到他的最終目的，即加強中央集權，以穩固自己的統治地位。
[智慧方圓]領導藝術講究張弛有度這沒有錯，但不能就此產生凡下屬的所謂小事就應該放任鬆弛的誤解，因為，有的小事如果不加管理和限製，也會發展阻礙大局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