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者主持局麵的道路不會總是一帆風順，有小風小浪，也會有大風大浪，關鍵一點是，切不可被諸多驟然而至的風浪迷住了雙眼，以至看不清航向，更不應隨大流，以一種“要錯大家一起錯”的心態讓自己誤入歧途。
曹操在“打鬼要不要借鍾馗”的問題上，正是在對大局洞若觀火的基礎上的變招取勝的。
曹操剛崛起時，天下主要勢力各有優勢，如孫策憑借長江天險而固守，劉備則憑借“光複漢室”的招牌而感召天下。在這種群雄並起的形勢下，欲想謀求霸業，必須營造一種自己的優勢來號令天下，曹操經過比較權衡，決定以“奉戴天子”——即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作為自己的政治優勢。這種做法叫“打鬼借助鍾馗”。
“打鬼借助鍾馗”這種做法的原理不過是做事情尤其是做大事情要借助一種招牌，或者說打著一種旗號（借一麵義旗），而這種招牌和旗號的名聲必須是響亮的，表麵的威信必須是公認的。這樣才能感召眾生，竭智效力。
古往今來，許多成大事者都頗得“借一種旗號”號令天下的真傳與實惠。眾人皆知的春秋首霸霸主齊桓公就是通過“尊王攘夷”的做法而獲得其政治上、軍事上的主動權。曹操的“挾天子以令諸侯”可以說又是運用這一謀略的經典範例。
但是“打鬼借鍾馗”失敗的例子也不是沒有的，遠的不說，曹操之前的董卓就是一例。
在曹操之前，先是董卓控製著漢獻帝這麵“義旗”。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二月，董卓將獻帝西遷長安，安置在未央宮中。董卓自己則在長安城東修築了一座堡壘居住，取名郿塢。郿塢城牆高厚各達七丈，高度與長安城牆相等，稱為“萬歲塢”。董卓將從洛陽等地掠奪的大量金銀財寶和糧食藏在塢中，單糧食就可供三十年食用。董卓不無得意地說：“如果大事成功了，我可以雄據天下；如果不成，我守著這些東西也可以過一輩子了。”周初時，周文王立呂尚為太師，武王即位，尊為師尚父，意謂太師呂尚是可尊崇的父輩。董卓以呂尚自居，自為太師，號日“尚父”。他擅自乘坐隻有皇太子才能乘坐的青蓋車，對親戚大加封賞，以弟董曼為左將軍，封鄂侯，兄子董璜為侍中、中軍校尉，執掌兵權。其子孫即使還是幼童，也都一概授官，男的封侯，女的做邑君。宗族內外，並列朝廷，聲勢煊赫。
但可惜他是一專橫跋扈、濫施淫威的暴徒，沒有能很好地利用這一優勢，很快便落得個“暴屍於市”“焚屍於路”的下場。
董卓的前車之鑒如何汲取，曹操陣營內部謀士們的不同意見如何采納，是對曹操能力和膽識的嚴峻考驗。對於這樣一個重大問題的決策，曹操的重要將領們是有分歧的，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在賀年節的會議中向重要的幕僚和將領提出了這個問題。
程昱首先表示意見：“依情報顯示，皇上在奉、董承等挾持下離開關中，進駐於安邑，如果能趁機奉迎皇上，必能取得競爭優勢。”
苟或也表示：“豫州離司隸區最近，目前有一半以上已在我們的控製中，如果要迎接皇帝，應以洛陽及許都最為合適，因此要準備這件工作，必須清除豫州境內其他的力量。”
首席猛將曹仁則有不同意見：“雖然張邈的勢力已清除，但呂布、陳宮等雄據徐州，和袁術勾結，隨時可能再度威脅兗州。因此屬下認為應先穩定東方，徹底摧毀袁術及呂布力量，再行經營豫州。”
夏侯悖的意見也差不多：“純就軍事形勢觀察，豫州連接司隸區和荊州，目前擁有部分傾向袁術和劉表的小軍團部署，正好可做為緩衝。清除豫州反而會使自己陷入北方袁紹、東方呂布、南方劉表、西北麵西涼及司隸區軍團的層層包圍中，是相當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