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人才，如過江之鯽，不可能一網打盡。做什麼樣的事用什麼樣的人，切不可濫用，所以要製定最適合自己的選人標準。
曾國藩深知人性的優點與弱點，也深知清政府軍政腐敗的因由，在選用人才方麵，自有一套標準。這些標準或許大悖於一般所謂“惟才是舉”的說法，不過事實證明他的做法是很有實益的。
曾國藩的用人標準除廉明、智略才識之類標準之外，特殊之處有：“忠義血性之人最可用”。所謂忠義血性，就是要求湘軍將領誓死效忠清王朝，自覺維護以三綱五常為根本的封建統治秩序，具有誓死與起義農民頑抗到底的意誌。他說：“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計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則諸勇必不悅服；不勤則營務巨細，皆廢弛不治。故第一要務在此。不怕死則臨陣當先，士卒仍可效命，故次之。身體贏弱者，過勞則疾；精神乏短者，久用則散，故又次之。四者似過於求備，而苟闕其一，萬不可帶勇，大抵有忠義血性，則四者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選用具有”忠義血性，者為將領，可以為整個軍隊起到表率作用，“以類相求，以氣相引，庶幾得一而可及其餘。”這樣便可以帶動全軍效忠封建統治，從而能夠使這支新興的軍隊——湘軍，不但具有鎮壓農民起義的能力，同時還具有“轉移世風”的政治功能。
二是注意選用那些“簡默樸實”之人。
曾國藩對於綠營兵官氣深重，投機取巧，迎合鑽營的腐敗風氣有著很深的認識，他說：“國家養綠營兵五十餘萬，二百年來所費何可勝計！今大難之起，無一兵足供一戰之用，實以官氣太重，以竅太多，漓樸散淳，其意蕩然。”為了根本解決這個問題，曾國藩規定，不用人營已久的綠營兵和守備以上軍官，選將必須注重“純樸之人”，即腳踏實地、無官氣、不浮誇偽飾之人。這種將純樸之人委以重任的做法，對提高湘軍的戰鬥力極為有益。
三是要求湘軍將領還要“堅忍耐勞。”
“堅忍”亦就是打仗時能衝鋒陷陣，身先士卒。曾國藩雖為一介儒生，對於治軍最初沒有多少軍事經驗。但他清楚，行軍作戰倍加艱辛，隻有“立堅忍不拔之誌，卒能練成勁旅……數年坎坷艱辛，當成敗絕續之處，持孤注以爭命。當危疑震撼之際，每百折而不回。”他提倡在艱苦環境中矢誌不移的勇氣，隻有這樣，才能使湘軍從上到下都有著一股與農民起義軍戰鬥到底的決心。
曾國藩在其一整套的選將標準中，一反中國古代兵家論將、選將的方法，而將“忠義血性”，意即對封建政權的忠實放在了第一位。為此，他不拘一格，不限出身，大量地提拔書生為將。在湘軍將領中，書生出身的人占百分之五十八。
在曾國藩看來，中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出身卑微，迫切希望改變所處的社會地位。按貫例是應通過讀書做官的方式來達到其目的。然而，清朝末年的狀況卻使他們無望改變社會地位。據統計，清末全國紳士人數約有145萬，政府官職及頭銜僅能容納15萬，閑居鄉裏的紳士至少有130餘萬，兩者之間構成了懸殊的比例。當社會統治秩序受到農民起義的衝擊，他們將本能地站出來，以封建的衛道精神同農民軍進行對抗，捍衛封建的統治，加之無官可做隻好投筆從戎，一顯身手。
按照這些標準選將練兵，處理將士關係，雖未必能達到他的“塞絕橫流之人欲，以挽回厭亂之人心”的目的，但確實使曾國藩得到了一支非比尋常的軍隊，從而使他博得了皇帝對他的重用和將士僚屬對他的青睞。
[智慧方圓]清代思想家魏源講過這樣一段話：“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長，不知人之長中之短，不知人之短中之長，則不可以選人。”所以，作為領導者，在用人上，一定要深知人，並且要善選人。比如，對於遇事愛鑽牛角尖者，你不妨安排他去考勤；對於脾氣太強、爭強好勝者，你可以安排他去當攻堅突擊隊長；對於辦事婆婆媽媽、愛“蘑菇”者，你最好讓他去抓勞保；對於能言善辯喜聊天者，你可以讓他去搞公關接待。
在日常的人事管理當中，如果堅持了這一原則，將使組織發揮出最高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