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大部分將領及幕僚都讚同夏侯悖的看法。
曹仁更進一步表示：“奉迎天子並不一定有利，董卓便成了眾矢之的，以我們現有實力，‘挾天子’不見得便能‘令諸侯’。萬一掌握不好，未蒙其利反將先受其害。”
滿寵也表示：“目前最重要的是探詢袁紹的動向，奉迎天子來講，袁紹最有實力。如果這個時候因此事和袁紹鬧翻，很可能會遭到傾覆危機，應審慎對待。”
曹操回答道：“由冀州府傳來消息，袁紹陣營裏為了奉迎天子之事，意見紛歧，大老派的審配堅持反對意見，袁將軍本身似乎興趣不大，況且和公孫瓚間的戰爭仍在持續中，依目前情報判斷，或許不致於有所行動。”
苟或大聲表示：“奉迎天子絕非純為功利，從前高祖，（劉邦）東向討伐項羽，便以為義帝複仇做為出師之名，因此得到天下諸侯響應。董卓之亂起，天子流亡關中，將軍便首倡義軍勤王，隻因山東秩序混亂，才使我們無力兼顧關中。雖然戰事連連，我相信將軍仍然心向王室，以平定天下為己任吧！今皇上脫離西軍掌握，正是大好機會啊！擁護皇帝順從民望，此乃大順；秉持天下公道以收服豪傑，此乃大略；堅守大義招致人才，此乃大德。即使會遭到其他勢力圍剿，也難不倒我們的。要不及時決定大計，等到別人也有所行動，就來不及了啊！”
在眾人爭執不休中，曹操突然想起當年反董聯盟時自己和袁紹間的對話。
袁紹曾問曹操：“如果這次舉兵失敗，您看我們應以何處為據點最為適當？”
曹操反問：“以閣下的意見呢？”
袁紹：“我認為我們應以黃河以北的冀州山區為據點，爭得北方異族的協助，以向南爭取霸權。”
曹操當時並不同意袁紹的看法，他認為地利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心。的確如荀或所言，漢獻帝雖早已名實不符，但在一片混亂的政局中，他仍是天下人心之所係呢！
曹操當機立斷，決心奉迎漢獻帝。
此後，曹操又經過一番艱苦曲折的奮爭，終於於建安六年（公元196年）八月將當時處於困窘中的漢獻帝迎至許都。
將窘困流徙中的獻帝遷到許都，由自己來充當獻帝的保護人，是曹操政治生涯中的得意之作。曹操這樣做，不僅使自己獲取了高於所有文臣武將的地位，而且把獻帝變成了自己進行統一戰爭的工具，從此無論是征伐異己還是任命人事，都可利用獻帝名義，名正言順，置對手於被動地位，而給自己創造了極大的政治優勢。另一方麵，這樣做在客觀上對國家、對人民也有好處。當時群雄割據，誰都想吞滅對方，獨霸天下。曹操迎帝都許，將獻帝置於自己有力的保護之下，雖然使獻帝變成了一個傀儡，但卻也使獻帝在局勢極為混亂的時期免除了被廢黜、被殺害的危險，保留了這樣一個國家最高權力的象征，使得不少割據者的野心、行為受到遏製，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中央集權，對控製割據、分裂局麵的惡性發展，加速國家統一的進程發揮了一定作用。
東漢末年的軍閥割據和混戰，給社會造成了嚴重的破壞，給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但是，乘亂起兵的大多數領導者，隻有軍事家的頭腦，而很少有政治家布大局的眼光。而隻有曹操獨具慧眼，清楚地認識到政治決策的正確與否，民心的向背，是決定勝負的首要因素。因此他毅然接受了僚屬們“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不世之略”，把獻帝迎接到自己的根據地許都，他所布的這一妙局真可謂流傳千古。
[智慧方圓]遇事隨大流是一種從眾心理，但說到底還是一方麵對事情的走向看不清楚，一方麵沒有勇氣以求變的方式尋求突破，於是，平庸便成了隨大流者的最終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