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代表著嚴，代表著正，代表著權力，但是領導者切不可簡單地將之理解為耍威風，更不能以一味打壓、誅連九族的方式樹威，弄不好，威是樹起來了，領導的目標卻越發難以達到。而且，威一旦過了頭，會扼殺積極性和創造性，人為地誘發混亂的局麵，實在是得不償失。
明太祖朱元璋就是一個因施威太過而遭非議的典型。
朱元璋削弱中書省權力做法激怒了被架空的丞相胡惟庸，他為此勾結：了禦史大夫陳寧、中丞塗節、功臣陸仲亨、費聚、李善長之弟李存義、曾，為朱元璋親信的毛駭之子毛鎮等人，策劃謀反。俗話說，“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就在胡惟庸緊鑼密鼓地進行策劃時，朱元璋卻早已將矛頭對準了他，準備將他一舉除去。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使人明朝貢，中書省未及時向朱元璋報告，他以此為借口，開始調查中書省官及六部官，並將胡惟庸及六部堂官屬全部提入大牢，嚴刑拷打。此時有一名叫塗節的禦史中丞窺出朱元璋旨意，認識到胡惟庸必死無疑，便在獄中捏造事實，搞政治投機，落井下石地揭發了胡惟庸的謀反。一石激起千層浪，胡惟庸的謀反，使朱元璋大感震驚。
抓住胡惟庸謀反案，借題發揮，朱元璋對淮西勳臣及其子弟展開了大規模的誅殺。他捕風捉影，不斷擴大胡惟庸的罪狀，處死胡惟庸時所宣布的罪名還隻是“竊持國柄，枉法誣賢，操不軌之心，肆奸欺之蔽，嘉言結於眾舌，明比逞於郡邪，貽害國政，謀危社稷”；到洪武十九年，已升級為私通日本，成了賣國的大漢奸；到了洪武二十一年，又升級為勾結蒙古，胡惟庸已處死，但他的罪名羅織得越大，他的所謂同謀當然也就越多，先後被胡惟庸案牽連的那些心懷怨望、驕橫跋扈的淮西勳貴也越來越多。到了洪武二十三年，胡惟庸的罪名發展到了極致，被指為與李善長串通謀反。而李善長的被殺，則將這場政治屠殺推向了高潮。
李善長自投奔朱元璋，便一直是他的左膀右臂。洪武三年，朱元璋封他為韓國公，並賜以鐵券，可免二死，子免一死。然而李善長心胸狹隘，排除異己，汙陷大臣，引起了朱元璋不滿。洪武四年，朱元璋趁他患病，勒令他致仕，作為撫慰賜給臨濠地若幹頃，置守塚屍一百五十家，佃屍一千五百家，儀仗土二十五家。然而李善長居功自傲，驕矜不改，朱元璋為此非常惱他，曾下令削祿一千八百石。洪武十三年時，就有人告發說李善長串通胡惟庸，朱元璋未曾追究。至洪武十八年，又有人告發李存義父子，朱元璋免其死。可李善長對此並未感激，朱元璋從此開始懷恨於他。洪武一十三年，李善長的私親丁斌受胡惟庸案牽連被譎，李善長出麵說情，朱元璋一怒之下，嚴拷丁斌，丁斌就供出了李存義。當李存義又招供受胡惟庸之托勸李善長謀反時，李善長說：“吾老矣。吾死，汝等自為之。”朱元璋於是定李善長“知情不舉，首鼠兩端，大逆不道”罪，借口將有星變，需殺大臣應劫，將七十七歲的李善長及其親族七十餘人押上了刑場。
連李善長都被殺了，其他將臣豈能幸免，胡惟庸一案前後延續十餘年一，受牽連被誅者達三萬多人。其中公、侯二十二人。被殺者包括禦史大夫陳寧、中丞塗節、韓國公李善長、延安侯唐勝宗、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滎陽侯鄭遇春、宜春侯黃彬、河南侯陸聚、靖寧侯葉異、申公侯鄧愈之子、臨江侯陳鎬（陳德之子）、大將毛驟（毛騏之子）、李伯異、丁玉、宋慎（宋濂之孫）。另有宣德侯金朝興、寧濟侯顧時、靖海侯吳禎、永城侯薛顯、鞏昌侯郭興、六安侯王誌、南安侯俞通源、汝南侯梅思祖、永嘉侯朱亮祖、淮安侯華雲龍，在案發前已死，至此也被迫坐為胡黨，革除原位。顧時之子顧敬、朱亮祖之子朱縣、華雲龍之子華中也被處死。光是被殺者已達三萬，被貶謫者更是無數，一案牽連如此之廣，可謂史中空前，卻非絕後，在其後藍玉一案，牽連也十分廣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