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撫是封疆大臣，身係一方國計民生重任。乾隆對督撫重視，不下於九卿。他說：“九卿督撫，皆朕股肱大臣，國計民生均有攸賴”。他要求督撫居官首先要忠於職守，盡心盡責，“處官事如家事”，“若當官而存苟且之心，將百事皆從廢弛矣”。八年十一月，他聽說巡撫雅爾圖“官署鞠為茂草”，湖南巡撫許容以文書廢紙糊窗，甚是惱火，認為事雖細，但說明二人“其心不在官”，遂降旨切責，“此即孫樵所謂以家為傳舍，醉濃飽鮮，笑而秩終”。乾隆說，督撫有封疆之寄，主要職責是督察屬官：
從來為政之道，安民必先察吏。是以督撫膺封疆之重寄者，舍察吏無以為安民之本……夫用人之柄，探之予朕，而察吏之責，則不得不委之督撫。
乾隆的話是精辟的。他以“察吏”為“安民”根本，視作封疆大臣首責，也就是從抓各級行政官員入手，抓國家的治理，從而抓住了政治管理的核心環節。他還告誡各地督撫，不要在法令上多做文章，要把督察屬員工作認真抓起來：
“督撫）其有一二號稱任事者，又徒事申教令，務勾稽，而無當於明作有功之實效，是但知求之於民，而未知求之於治民之吏也……古稱監司擇守令，一邑得人則一邑治，一郡得人則一郡治。督撫有表率封疆之任，不在多設科條，紛擾百姓，惟在督察屬員，令其就現在舉行之事，因地製宜，務以實心行實政”。
從此不難看出，關於法令、官吏和社會安定三者之間的關係，乾隆強調的是官吏的主導作用。他認為，如果一味更張法令，那就是“但知求之於民”，即隻知道要百姓遵守這樣或那樣的法令，其結果隻能紛擾百姓，搞得雞犬不寧。地方治績如何，不在法令，而在官吏人選，得人則治，任用非人則不治。乾隆如此強調地方官賢與不肖對社會治亂的作用，反對督撫們更張法令，有客觀社會因素，也有主觀原因。清王朝延續至乾隆時期，封建經濟政治體製已定型成套，以改科條為名，行擾民之實，的確不可不防。而作為封建帝王，乾隆又十分自信自己的雄才大略。在他看來，當臣子的隻要“仰遵聖意”，照章辦事，就可以達到治國平天下目的。因此，與曆代帝王一樣，乾隆強調的也是人治。
考慮到種種曆史教訓，為絕宗室參與政務，他極早把親王宗室中的臣僚排除在中央重要政署之外。乾隆大帝雖然愛才，但即使是才能再卓越的親族，也毫不留情地讓他們閑置無為。以至於他的弟弟弘晝雖錦衣玉食，也在專製皇權的壓抑下無所事事，隻能在家將舊劇戲文改寫，用弋陽調演唱。長期的抑鬱寡歡，竟使他變態地演習自己的喪禮，製定死後的葬禮儀式，自己高坐院子裏，裝活死人。還陳設各種冥器，命王府護衛仆從供飯哭祭，自己則吃著祭品，以此自娛。
為了不使母親幹預政務，即位後的第三天，乾隆就發出一道諭旨，告誡宮內太監女子：“凡國家政事，關係重大，不許聞風妄行傳說。恐太後聞之心煩，宮禁之中，凡有外言，不過太監等得之市井傳聞，多有舛誤，設或妄傳至皇太後前，向朕說知其事，如合皇考之心，朕自然遵行。若少有違，關係其他，重勞皇太後聖心，於事無益。爾等嚴行傳諭，嗣後凡外間閑話無故向內廷傳說者，即為背法之人，終難逃朕之覺察，或查出，或犯出，定行正法。陳福、張保係派出侍奉皇太後之人，乃其走責，並令知之。”這個命令看似是乾隆愛護母親備加，感情篤深，其實明眼人一聽便知，這樣可使皇權獨尊，不受母後幹擾，避免曆史上母後亂政之嫌。皇太後既然徹底與外世隔絕，當然也就不可能有什麼作為了。